摘要：司马迁《史记》的撰述与流传，历来缠绕着两大谜团：其一是这位史家巨擘究竟如何离世？正史语焉不详；其二是这部煌煌巨著在流传过程中，为何会变得残缺不全？哪些篇章是后人所补？这两大谜团，又常常与那位雄才大略却也刚愎严酷的汉武帝刘彻紧密相连，使得历史的真相愈发扑朔迷离。
司马迁《史记》的撰述与流传，历来缠绕着两大谜团：其一是这位史家巨擘究竟如何离世？正史语焉不详；其二是这部煌煌巨著在流传过程中，为何会变得残缺不全？哪些篇章是后人所补？这两大谜团，又常常与那位雄才大略却也刚愎严酷的汉武帝刘彻紧密相连，使得历史的真相愈发扑朔迷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担任太史令。司马谈学问渊博，曾立志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他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去世后，儿子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和遗志。司马迁生于（前145年或前135年，存疑），字子长。他年轻时曾广泛游历，足迹遍及四方，这为他日后撰写史书积累了丰富的见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二十岁时周游天下，搜集古代诸侯国的史书材料，以续孔子所传古文。
司马谈大约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之后，司马迁接任太史令。《西京杂记》记载，此时太史公（司马迁）的职位颇为尊崇，“位在丞相下”，且“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意思是各地上报的财政、户口等统计报表，先要呈送给太史公，副本才给丞相。他秉承古代《春秋》笔法，开始撰写史书。
按照《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表述，司马迁的著述计划宏大：“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陶唐”指尧帝，“麟止”则是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冬十月，武帝巡幸雍地（今陕西凤翔一带），祭祀五帝时，据说捕获了一只“一角兽”，形似麃（páo，鹿的一种），被臣下附会为象征祥瑞的麒麟。故“麟止”象征着著作写到武帝获麟为止，即元狩元年（前122年）。
然而，在《太史公自序》另一处，他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太初”是汉武帝的第七个年号，起于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这就产生了矛盾：著作下限究竟是“麟止”（前122年）还是“太初”（前104年—前101年）？后世对此争论不休，成为《史记》文本研究中的一大悬案。司马迁自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当时称为《太史公书》。
写作过程中，一场巨大的灾祸降临到司马迁头上。天汉二年（前99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兵出击匈奴，初战告捷，后因寡不敌众、援兵不至，兵败投降。消息传回，朝野震动，武帝震怒。司马迁认为李陵平日为人忠孝，投降实属无奈，或许尚存归汉之心，便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这触怒了武帝，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开脱，贬低当时指挥失误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武帝遂将司马迁下狱，并于天汉三年（前98年）处以宫刑（腐刑）。这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
关于司马迁的最终结局，《汉书·司马迁传》只在其《报任安书》后简单记载：“迁既死。”至于何时死、因何死，只字未提。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东汉末年成书的《西京杂记》，则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称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有怨言，下狱死。”明确指出司马迁因言语触怒汉武帝，被下狱处死。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司马迁应死于汉武帝刘彻驾崩（后元二年，前87年）之前。这与《史记》中《今上本纪》的标题似乎可相印证。
《史记·太史公自序》提到第十二篇是《今上本纪》。“今上”即当今皇帝，指刘彻。按照史书惯例，若司马迁死于刘彻之后，他应有时间将《今上本纪》改题为《孝武帝本纪》（因刘彻死后谥号为“孝武皇帝”），而非《今上本纪》。这似乎暗示司马迁未能活到刘彻去世之时，故无法修改标题。因此，《西京杂记》的“下狱死”之说，看似填补了《汉书》的空白，为理解司马迁的结局提供了线索。
然而，《西京杂记》性质驳杂，史料真伪历来存疑，此说是否可靠，仍需谨慎看待。
三国时期魏国的王肃，在回答魏明帝曹睿（226年—239年在位）关于司马迁怨恨武帝的问题时，提到汉武帝曾怒削《史记》景帝及己身本纪之事，并未提及司马迁被处死，似乎又间接否定了《西京杂记》的说法。司马迁之死，遂成为千古之谜。
无论司马迁结局如何，他的《史记》在当时便已招致武帝的强烈不满。《西京杂记》提到，司马迁在撰写《景帝本纪》时，“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惹得武帝大怒，“削去之”。王肃对答魏明帝时说得更详细：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在写《史记》，便索要其中关于汉景帝和《今上本纪》的部分来看。读后勃然大怒，“削而投之”，把相关简牍上的字削掉并扔弃。这直接导致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在早期就残缺了。王肃说当时（曹魏时）这两篇就已是“有录无书”，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
汉明帝刘庄（57年—75年在位）在诏书中曾评价司马迁，说他因为身受宫刑之辱，心怀怨恨，在书中“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用隐晦的文字讥刺贬低当朝，即武帝朝），并拿他与歌功颂德的司马相如相比，认为其品德“非谊士也”（不是忠义之士）。
汉末司徒王允（约137年—192年）在斥责蔡邕时，也曾脱口而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这些言论，无论褒贬，都指向一个事实：《史记》中秉笔直书，尤其是涉及汉武朝的部分，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谤书”，触怒了最高权力。
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处境艰难，《史记》的完成与保存更是充满艰险。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死后，“其书稍出”，开始在少数人中流传。直到汉宣帝刘询（前74年—前48年在位）时，司马迁的外孙，被封为平通侯的杨惲（yùn），才“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即整理、阐述并公开传播了《史记》。
到了王莽新朝时期（9年—23年），曾寻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为“史通子”，算是对其家族的一种追认。可见，《史记》在成书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获得官方认可，流传范围有限。
文本的残缺问题，在《史记》流传早期就已存在。《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这是东汉班固在整理皇家藏书时的记录，说明在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中叶），《史记》已有一百三十篇的目录，但其中十篇只有目录，内容缺失。
三国时魏人张晏（中山国人）曾为《汉书》此句作注，具体指出这十篇亡佚的篇目是：《景纪》（景帝本纪）、《武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
张晏还提到，这些篇章是在司马迁去世后亡佚的，到了汉元帝（前48年—前33年在位）、汉成帝（前33年—前7年在位）时期，有一位叫褚先生（名少孙）的博士，对《史记》进行了补缺工作，补写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篇。
但张晏认为褚少孙补写的文字“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唐代学者颜师古（581年—645年）在注释《汉书》时，则对张晏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史记》原本的目录里根本没有《兵书》这一篇名，张晏说它亡失了是不对的。关于所缺的武帝本纪，一般认为司马迁原作题为《今上本纪》，后世所亡正是此篇，褚少孙所补则题为《孝武本纪》。今本《史记》中凡有“褚先生曰”的地方，就是褚少孙的补笔。
除了褚少孙的补续，《史记》在东汉时期还遭受过更严重的官方删削。据《后汉书·杨终传》记载，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为了统一经学解释，章帝刘炟（dá）下诏，召集全国著名儒生在白虎观举行大规模学术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学者杨终在会议前曾上奏说：“宣帝时在石渠阁论定《五经》，现在天下太平，学术该有个定论了。但那些死抠字句的学者（章句之徒）破坏了学术的大体，应该按照石渠阁会议的先例，确立永久的法则。”
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召开白虎观会议。杨终因事入狱，后经班固、贾逵等人求情被赦免，得以与会。会后，杨终“受诏删削《太史公书》为十多万字”。《后汉书》原文虽未明言删削了多少，但以《史记》原本五十二万余字计算，被删字数在四十万字左右。
这是一次由皇帝诏令、官方主导的对《史记》的大规模删改，其删削标准无疑是当时的政治和儒家正统观念。删削后的版本今已不存，但这次事件深刻反映了《史记》中“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与专制皇权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语中也承认《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即其观点与儒家圣贤多有不合之处。
《史记》的内容，即使在相对开放的东汉时期，也被统治者认为具有危险性。《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了一件事：东平王刘宇（汉宣帝之子，汉元帝之弟）于阳朔元年（前24年）入朝觐见侄儿汉成帝刘骜（ào）。刘宇上疏，请求皇帝赐予他诸子百家之书和《太史公书》。成帝拿此事询问当时掌权的大将军王凤。王凤坚决反对，理由是：诸侯王来朝见，应该注重礼仪法度，不合礼的话不说。现在东平王不思检点，反而索要这些书，不合朝聘之礼。他指出，诸子之书有些“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而《太史公书》则载有“战国从（纵）横权谲（jué，诡诈）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è，险要）塞”，这些内容都不宜让诸侯王掌握。
王凤建议成帝回复东平王时这样说：“《五经》是圣人写的，什么道理都包括了。大王您既然喜欢正道，您的师傅国相都是儒生，每天讲习诵读这些，足够您端正品行、愉悦心情了。那些讲小权谋、小道术的书，会破坏大义，恐怕妨碍您追求远大目标，不值得留意。凡是对经术有益的书，我绝不会吝惜不给您。”
成帝采纳了王凤的意见，拒绝了东平王的请求。这件事发生在成帝阳朔年间（前24年—前21年），距离司马迁去世已近百年，但《史记》仍被视为可能动摇诸侯王心志、不利于朝廷控制的“禁书”，其内容的冲击力可见一斑。
班固的《汉书·叙传上》在记述其伯父班斿（yóu）事迹时，也提到班斿因才能受皇帝赏识，得以阅读“秘书”（宫廷内库藏书），皇帝还赐予他“秘书之副”（副本）。那时，“秘书”是秘不示人的，即使是作为皇叔的东平王请求看《太史公书》，也被拒绝（“事见《东平王传》”），再次印证了《史记》在当时的敏感地位。
尽管历经坎坷，《史记》终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穿越了时间。司马迁的外孙杨惲在宣帝时的公开传播，王莽时期对司马迁后人的封赏（史通子），都标志着它逐渐被接受。虽然十篇有录无书，虽有褚少孙的补续、东汉官方的删削，但主体部分得以保存。西汉末期，尚有冯商等人曾续补《太史公书》七篇（见《汉书·艺文志》），虽其文不存，亦可见续写史书者不绝。褚少孙的补文虽被张晏批评为“鄙陋”，但其补阙之功亦不可没，使今本《史记》在形式上保持了百三十篇的完整。
司马迁其人，其书，其命运，其著作的流传，无不深深烙印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他的死因之谜，或许永远无法完全解开，但《汉书》的沉默与《西京杂记》的指控，都隐隐指向最高权力的阴影。《史记》的残缺，从武帝的怒削景、武二纪，到东汉白虎观会议的大规模删削，再到诸篇的亡佚与补续，清晰地勾勒出一部伟大史著在权力与正统观念夹缝中艰难存续的轨迹。班固批评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汉明帝斥其“贬损当世”，王允直呼其为“谤书”，东平王求而不得，皆因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戳破了帝王将相的神话，暴露了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真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史记》在历经劫难后，仍能光芒不灭，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其价值早已超越了王朝更迭与一时毁誉。杨惲的宣布，标志着这部被压抑的巨著终于冲破藩篱，其后续的传播与影响，则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来源：开心柠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