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4月23日11时45分左右，正值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孙科与李宗仁激烈竞争副总统之时，位于南京闹市太平路的《救国日报》社却被砸了。打砸之人很不一般，是张发奎、薛岳两位陆军二级上将指挥的一百多位广东籍国大代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不平凡，使此

1948年4月23日11时45分左右，正值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孙科与李宗仁激烈竞争副总统之时，位于南京闹市太平路的《救国日报》社却被砸了。打砸之人很不一般，是张发奎、薛岳两位陆军二级上将指挥的一百多位广东籍国大代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不平凡，使此事有了极高的传播价值。新闻记者们（尤其是外国记者）对此事的兴趣远超副总统选举，新闻很快就传播到国内外各地去了，真可谓腾笑中外。

一、龚德柏其人

南京《救国日报》是龚德柏在1945年所创的极右翼报刊。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龚德柏。龚德柏（1891—1980年），字次筠，湖南泸溪人，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曾主办《世界日报》《申报》《救国晚报》《救国日报》等报刊。不喜龚德柏的人会说：“南京《救国日报》夙以造谣惑众危言耸听鸣于时，社长龚大炮以诋毁他人为素志，向有‘疯狗’之称。”喜欢的则认为龚德柏“勇气之大、笔锋之锐，中国报人中无出其右”。

龚德柏的第一个特点是恃才傲物，是一个典型的狂人。因为早年留学日本，他便一直以天下第一的“日本通”自诩，虽不受当权者重用，但时常写一些条陈、策论。抗战时，他喜欢预测日本投降的时间，而且要具体到几月几日。这还不算完，还要补一句：假如到时日本没投降，就砍他的脑袋。1947年，国民党中宣部选派记者赴日，但没有选他。龚德柏气愤之下，就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质问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其狂傲由此可见。很多人与他一接触，很容易就生出“平时疯疯癫癫，说话大言不惭”的感觉。

《救国日报》

第二个特点是以忤为直，热衷于打笔墨官司，而且睚眦必报。在南京，《大刚报》《新民报》《南京人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头部报纸他骂了一个遍，对中央日报社社长马星野等负责人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他因向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投稿被拒，便在其他报纸上指责王芸生和《大公报》“通共”。南京市市长沈怡在《大公报》上刊登广告，也被龚德柏扣上了“通共”的帽子。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政治指责。有人就说：“社长龚德柏以‘大炮’闻名，骂人纵不说是他的职业，至低限度可说是他的一种嗜好。……如果龚大炮每骂一次人，就要挨一次打的话，龚德柏恐怕早已粉身碎骨。”

龚德柏骂人无数，尤其喜欢骂当权者，据说因此坐了十多次牢。1924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亡满蒙者段祺瑞”，因此被警察厅拘禁。1932年，龚德柏一连写了七八篇社论大骂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汪精卫气愤之下，派部下给龚德柏送去了恐吓信。信中说：“假使还继续攻击汪，请当心三十磅重的炸弹。”龚德柏接信后，直接写了一篇社论《欢迎重磅炸弹》，不仅发表了恐吓信的内容，还表示“每日早晨八点至晚上九点，本人在成贤街私宅等候光临”。1949年3月，他又发表《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的反蒋社论。是日午夜，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奉谕查封《救国日报》，并传讯龚德柏。张耀明表示，社论是对“领袖”的污蔑，是“危害整个国家民族”的毒辣阴谋。因为他不仅侮辱了蒋介石，还侮辱了李宗仁以及“殉国与现役最高级将领”，“更制造谣言，挑拨引退的蒋总统与李代总统间的感情，阴谋破坏团结，鼓动政争，加深政府困难，阻碍和平进行，并且危言耸听，企图使人心纷乱，上下解体，陷于和战两难之局”。张耀明把国民党进退两难的困局说得很清楚明白，但把责任都推到龚德柏身上就显得滑稽了。这简直是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的翻版，龚德柏这个“天真的小孩”对“赤身裸体”的蒋介石呶呶不休。张耀明可以指责小孩子瞎说实话让国王难堪，但不能把“赤身裸体”的责任也一股脑儿地推在小孩子身上。龚德柏被禁闭在了南京新街口羊皮巷首都特别刑庭的监牢里，呆了三天，才被李宗仁释放。

龚德柏

他骂人多且狠，树敌当然也多。他有一句漂亮话：“我之所以有言论自由，是因为我不怕死。”其实，他不但怕死，也担心被报复。他很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自称身边常备两支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说来好玩，他除了害怕被刺外，更害怕失了体面。《朝报》是影响力稳压《救国日报》一头的竞品报纸，由王公弢主办。龚德柏常常挑衅，二人也就经常以文字辩论，甚至互相诋毁。时间一长，王公弢十分厌倦，但龚德柏却乐此不疲。王公弢没办法，就让人传话说：“笔墨官司，《朝报》决定休止，龚某如再哓哓，决于街头以屎罐掷之。”这竟然吓住了龚德柏，每天上班时特意雇一个保镖紧随其后。龚德柏不是一个办事讲规矩的人，身上带着浓厚的流氓气。彬彬有礼的儒雅君子，没点非常手段，还真拿他没办法。

在南京记者公会选举理事时，龚德柏亲自填写的履历可以算是一个有个性的自我评价。其中说：“龚德柏，三十九岁，本地人氏，小学没有毕业，中学没有读完，做过伙计，当过老板，丧失国民党籍，著作数十册，不惧权势，放炮骂人是特长。”其人的傲气与自得可以想见。

就是这样一个奇人，创办了《救国日报》。

二、《救国日报》向孙科开炮

抗战胜利后，龚德柏托何应钦的关系，回到了南京。他先巧取了塘坊桥的木村印刷所的设备，又豪夺了全南京最大的印书馆——华中印书馆的办公场所，最后直接搬空了日本派遣军总部印刷所的几千令纸张。就这样，龚德柏空手套白狼，给《救国日报》挣下了启动资本。龚德柏以骂人著称，他创办的《救国日报》也以南京最敢说话的报纸自我期许，当然也就常常接到停刊的处分。不过，他并不因此烦恼，反而以此为荣。他常说：“办报能收到‘封门’的处分，才能够上办报的味儿。为了社会上的同情，以后更要大胆的说话。他已准备了充足的炮弹，一般官僚作风的人们，要打点了，要仔细了。”

抗战时期的张发奎（右）与薛岳合影

不过骂人多了，大家也就不在意了。天天小打小闹，人们见怪不怪，最终只能无人理会。只有在一些特殊关头，对一些特殊人物猛咬一口，才会给人以足够强烈的刺激。“行宪”国大召开，选举副总统，这是众所瞩目的事件，是一个大好机会。“在副总统选举中，《救国日报》仿佛是程潜将军的代言机关。”据传，龚德柏因为接受了程潜的资助，要帮助程潜宣传。程潜是龚德柏的湖南老乡，同盟会元老，参加了副总统选举。程潜自知竞选无望，就与李宗仁结盟，最终将自己的得票都给了李宗仁。孙科的背后是蒋介石，是程、李共同的对手。龚德柏与孙科本就有宿怨，此时便抓住机会，反对孙科竞选副总统。孙科竞选失败，蒋介石颜面无光，撤销了程潜华中行政长官的职务。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则让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也算是投桃报李。另有一种传说，程潜、李宗仁给了龚德柏足够的好处，而孙科所讲的条件却与龚德柏的期望颇有距离。总之，龚德柏在这次副总统选举中，坚定地站在了程潜、李宗仁一边，《救国日报》便连日刊载反对孙科担任副总统的文章。

在南京正闹着副总统能否兼掌立法院的问题时，龚德柏向孙科开了第一炮。他指摘孙科愿意以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之尊，逐鹿空头衔的副总统，而且想兼掌立法院，是别有用心——想在未来新政府中发动一次“政变”。这种危言耸听的做法起了效果。为了避嫌，孙科不得不以放弃立法委员当选资格以示决心。在随后的选举中，孙科风头正健，龚德柏于是在4月19日写了一篇《反对孙科当选副总统》。这是龚德柏的第二炮。这篇社论仅标题即占据了五栏，其中说道：孙科竞选全靠某实力派支持，其背后则是以立法院院长作为交换筹码。文章认为，孙科在亲苏亲美的立场中摇摆不定，“有失政治家的风度”；孙科没有才干，是扶不起的阿斗；孙科贪污，劣迹斑斑，其当选是“自认举国皆贪污”，只能“贻国际之羞”。

这种爆炸性的文字还未结束。次日，龚德柏又发表了一位观察家的谈话，题为“裙带、豪门、放弃东北、反对职业代表、贪污卑劣，兼而有之，何能当选？”这几乎又把上述社论重述一遍。21日，龚德柏又放出消息，言蒋介石有意要孙科中止竞选，孙科团队也因此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21日社论《副总统的条件》中，龚德柏更是暗捧程潜，大骂孙科。22日选举前夕，《救国日报》发表《孙科寓中紧急会议，对竞选作最后挣扎》的新闻，直指孙科用立法院院长的职位引诱吴铁城操纵选举。这种真假不明的乱拳一齐涌向了孙科，当然引起了拥孙集团的不满。不过，这还只是“火力侦察”，“重磅炸弹”已经到来了。

4月23日，社论栏刊登了《广东代表不投孙科的票——一个广东代表的来函》一文，从五个方面对孙科大加挞伐，简直把孙科说成了国父的“孽子”。第一，1924年孙科曾向孙中山求广州市市长之职，被拒后“以强硬手段威胁国父及宋庆龄女士，几乎弄成僵局”；第二，孙科担任广州市市长期间，使用卖官鬻爵、勒索、垄断烟赌生意等“种种奇妙办法”大肆敛财，“已得孽钱四五百万元”；第三，孙科在广州市南堤二马路经营不正当俱乐部，“请外国外交人员看中国春宫电影”，为国父知道后，“给以两耳光”；第四，孙科违抗国父命令，不发军饷，被国父打耳光后，大闹胡汉民办公室，殴打胡汉民；第五，孙科“忘恩负义，不见父执老同志”。文章末尾特别声明：“以上五点，均系事实。我是广东人，我是广东的国大代表，我这一张票，决不投给这样卑鄙贪污、不讲道义的小人。不独我个人如此，广东国大代表对孙科这些事实，均甚清晰。据我所知，都异口同声不投他的票。广东是他基本票，都是如此，孙科如何能当选副总统呢？”这个“特别声明”无异于把广东籍国大代表架在火上烤。第二版《人民之声》栏，刊载了《投机善变的孙科》一文。《孙科一页反覆史》则占据了第三版的一半篇幅，把1931年6月3日天津《大公报》刊登的何应钦等人指责孙科不忠不孝不仁不慧的通电又翻出来了。当年，孙科在广州另立中央，与蒋介石打擂台。何应钦等蒋系大员通电指斥孙科，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现在时移世易，蒋介石转而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不料却被龚德柏翻出了陈年旧账。这颇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了。可以说，4月23日的《救国日报》是龚德柏向孙科投下的“重磅炸弹”。这张报纸印出当天，就在国会投票前散发。国大代表人手一张，大家“读得津津有味”。

三、张发奎、薛岳带人打砸

龚德柏的“重磅炸弹”引起了广东代表强烈不满：“当时会场中广东代表席上就起了骚动，在会场采访国大新闻的《救国日报》记者就几乎挨了揍。”薛岳更是高呼“拿出革命精神打倒此等军阀走狗”。广东代表“黑牡丹”陈十姑等人在国大会场中商议，打算先礼后兵，并拟定了三项办法：1.着《救国日报》交出所谓“广东代表”的原函；2.即刻刊发号外更正；3.否则拆招牌。显然，前两项是“先礼后兵”中的“礼”，不过谁都心知肚明，《救国日报》是不会满足这种要求的。在两位上将的带领下，广东代表集体乘坐两辆红色国大专车（编号3067和3094），气势汹汹地去《救国日报》社找社长龚德柏算账。

张发奎、沈哲臣和唐耕诚三人率先入内，其他人有人把该社大门及门口贴报牌取下，随即拥入社内。龚德柏因事外出，众人当然遍寻不得，就与《救国日报》社职员起了口角。张发奎个子矮小，被人揪住衣领。冲突于是爆发，一行人就把报社一楼的营业部捣毁了。接着，众人一直打到二楼、三楼的编辑部、社长室、资料室。“逢人便打，遇物即毁，所有电话、桌椅、门窗、玻璃、时钟、文件等一律被毁。”闻讯而至的警察也被拦住，在门外守候的两位国大代表径称：“国大代表的事，你们不用管。”打砸持续了半小时，众代表又在门外写下“打倒军阀走狗龚德柏”的标语。随后，一行人乘车前往曾公祠，把该报工厂也打砸了一遍。

李原白是《救国日报》社记者，他亲历了报社工厂被砸之事。据他所言，报社营业部被砸后，报社职员就向卫戍司令部和宪警报案，请派员保护。不过，宪警尚未到场，广东代表就已经到了工厂门外，并骗开了工厂大门。大门一开，打砸就不可避免了。“那群打手中，有男，有女，有的拿着木柴，有的拿手杖，还有的夹着皮包和国大会议日程册。他们嘴里呼着打的口号，手里捣着字架，各打其打，各毁其毁。”李原白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个女代表打砸的情形。他说：“有一个像《水浒传》上孙二娘的女代表，怒眉横目，花容失色，举着戴手表金镯的两只玉手，抬着一双腿着肉色丝袜脚穿黄皮鞋的双趺，手推脚踢，独自推翻字架三部，还赶着窜到宿舍里，翻床倒铺，咧着血盆大口，嚷着‘搜索龚德柏！’……”李原白抗议说：“人民代表怎么能随便打人毁物！”曹姓女代表怒其回嘴，嚷着跟李原白要人。“一个穿西装的大胖子”和“一个戴眼镜拿手杖官僚气十足的人物”则一拥而上，一边打一边问：“龚德柏躲在哪里？”李原白仍然倔强地说：“你们是人民代表，打得我好！”众人接着殴打后，将其“从满地铅字和碎物的尸体上拖出门外”。由于遍寻龚德柏不得，代表们只能乘车离去。

冲突发生后，张发奎和沈哲臣两位国大代表受伤，报社一方有主笔沈俊容及副经理胡云龙、仇仲文等六人受伤。《救国日报》很快就发出号外详细叙述了被捣毁的情形和损失。龚德柏表示，社论确实是一位广东籍代表的来函，原稿还在，近期将诉诸法律。当天下午一时许，广东代表沈哲臣在国大休息室召开记者招待会。沈哲臣除了叙述事情的经过，强调己方的文明举动与报社方的粗鲁恶劣之外，还表示下一步将依法起诉《救国日报》，维护自己的权益。至于打砸报社之事，则以不知情搪塞了过去。果然，双方都在4月24日向南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状。广东代表状告龚德柏造谣诽谤，公然侮辱代表。龚德柏则直接把孙科当作第一被告。虽然十天后，南京地方法院开庭并侦讯约一小时，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这一幕闹剧终于落幕。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8期」

「刘 敏，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