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知道，在剑桥我同你在一起时是多么愉快。当然，你并没有什么要归功于我的。这些天我的头脑有点混乱。我几乎已经打定主意要在今年秋天辞去教授职务……请你不要对别人讲，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定下来。我怕使[这里他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想要听他的课，而维特根斯坦要我提醒这个

1947年夏天我同我的全家离开剑桥回到美国。

我在美国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对他如此慷慨地传授给我的思想表示感谢。

他回信说:

你知道，在剑桥我同你在一起时是多么愉快。

当然，你并没有什么要归功于我的。

这些天我的头脑有点混乱。

我几乎已经打定主意要在今年秋天辞去教授职务……请你不要对别人讲，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定下来。

我怕使[这里他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想要听他的课，而维特根斯坦要我提醒这个人关于他辞职的可能性]失望，但是我想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希望一个人到某个地方去写书，并且使我的书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出版。

只要我还在剑桥教书，我就永远做不到这点。

我还想到，除了写作以外我需要有一段稍长的时间单独地进行思考，不同任何人交谈。

但我还没有把我的打算告诉学校当局，直到10月份我明确地决定下来以前，我不打算这样做。

过了三个月(1947年11月)，在他到奥地利去了一趟之后，他给我写道:

当我从奥地利一回到这里，我就向副校长提交了我的辞职书，我将在12月31日下午12时终止教授职务。

不管我会碰到什么事情(我对我的将来一点也不抱乐观态度)，我都觉得我这样做是最自然的。

这封信还有如下的附言:

我收到了一封[这里又是这个人的名字，我曾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要求给这个人写过信]的无礼的来信，他责备我没有让他事先知道有关我辞职的事。

他对我说这表现了一种“可怕的”“性格上的缺点”，而且还说我是一个“粗鲁的人”。

我给他回了信，并试图告诉他“什么地方”他“搞错”了。

他似乎是一头蠢驴。

12月维特根斯坦从爱尔兰的威克洛红十字客栈给我写信:

我今天刚搬到上述地址，这是一个小小的客栈，从都柏林乘公共汽车只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这儿还不太坏，我希望我会适应这里的环境。

我是这里唯一的客人。

当然，眼前我还是感到十分陌生和不舒服。

不消说，我已经多年未曾动笔写作……。

我希望你交好运，我知道你也希望我交好运。

我们二人都极为需要好运气，其他人也是如此。

一个月后他给我的妻子来信说:

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假如它还更为安静一点，那就更加合我意了。

我的工作进行得还算不错，我想，如果不是有某种似乎无法摆脱的消化不良的毛病，我的工作甚至会进行得非常的好。

我以后一定要到依萨卡去尝一尝你做的好菜。

为了回答我妻子提出的问题，即要我们十一岁的儿子有时给我们朗读的办法是否明智，他接着说:

我认为让莱伊给你们朗读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好好地，也就是细心地练习朗读，这会教给人很多东西！

例如大多数的人和报纸写得多么粗劣，而且文如其人。

1948年2月，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很好，我的工作进行得也不坏。

我间或处于一种不适的心神不宁的状态，我只能说，老这样下去就糟糕了，对此只有求老天保佑。

在此之前我曾在给他的信里谈到两本书:一本是克尔凯郭尔的《爱的事业》(The Works of Love),这本书给我很深的印象；另一本是普莱斯柯特的《征服墨西哥》，这本书我很满意，他的信接着说:

我从未读过《爱的事业》。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对我来说太深奥。

他使我迷惑不解，而没有对我产生他在更深刻的心灵中可能产生的那种好的作用——几年以前特鲁利给斯金纳和我读过《征服墨西哥》的开头，我们觉得这本书的确很有趣。

至于我不喜欢普莱斯柯特的牧师式的观点，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附言，他又写道:

在这里我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交谈，这也好也有一点不好。

如能时或看到一个可以与之谈谈真正的知心话的人就好了。

但我不需要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

后来他从一个新的地址给我写信(爱尔兰，戈尔韦郡，莱威利邮区，罗斯罗别墅):

近来我的状态不佳:精神、脑子和身体都不好。

好几个星期我感到极度的郁闷，后来就病了，现在我的身体很虚弱，头脑非常迟钝。

我有五、六个星期没有做任何工作了。

我一个人住在西海岸边面对大海的小房子里，远离文明世界。

一个月以后(1948年6月)他的精神状态较好一些:

十分感谢你寄给我侦探杂志。

在收到这些杂志以前，我在读D·赛依尔斯写的一个侦探故事，这个故事是如此地充满血腥气，令人发呕，使我感到窒息。

后来，当我打开一本你寄来的杂志时，就像走出一间闷热的房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样。

第二天，他在一本侦探“杂志”中发现我妻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极力劝他来美国到我们这里作客，他给她如下回答:

十分感谢你对我的邀请。

知道一有适当时机你就乐于招待我，真是太好了。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知道，我的麻烦的主要根源就是我自己，而且不幸的是，无论我到哪里，它总会跟随着我。

现在我比来这里之前好多了。

我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所能指望于一个老头子的那样好，使我总想发牢骚的是那些必然会来的坏事(neces-sary evils)。

比如我的工作上是平平常常；但我的能力只有那么大，而且我正在变得日益衰疲，这是无法可想的事情。

我常常对此感到恼恨，但又只好(或者应当) 学会忍受它。

在这里过隐居生活常常感到劳累，但也是一件好事:我必须去做我的一切家务，这极为辛苦，但是无疑地也有很大好处:因为这使我精神健全，它迫使我过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一般说来这对我有好处，虽然我每天都在诅咒它。

说真的，我不应该像一个老太婆那样成天地抱怨；但那也是改不过来的。

不过我真诚地希望，有一天当我的时机较为成熟时，我会去同你们待在一起。

7月里，还是从罗斯罗别墅，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的工作进行得不怎么好，虽然有点儿进展。

几天前我问自己:难道我终究应当离开大学，而不应当继续任教吗？

我立即感到，我不可能继续教哲学，我甚至还对自己说，也许我应该更早一点辞职；但是那时我想到你和冯·赖特在剑桥，因此我宽慰自己，我的离开正是时候。

如果我的哲学才能现在就要枯竭，那真叫糟糕，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他说他打算在罗斯罗别墅再待一个月，然后去奥地利三、四个星期。

显然他真的去了奥地利，然后于1948年10 月在剑桥花了两个星期口述他的手稿。

他下一封信的地址是:都柏林，公园门街，罗斯旅馆；时间是11月。

他打算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以便拜访他的朋友特鲁利，然后再回到罗斯罗。

但他改变了计划:

当我到了这里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自己又能进行工作了；由于我急于要在我的头脑好用的这段非常短暂的时间里赶紧工作，我决定这个冬天不回罗斯罗而待在这里，因为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个温暖而安静的房间。

1946-1947年当我在剑桥时，维特根斯坦借给我一份打印手稿，这就是后来作为《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出版的内容，这份手稿在我回美国之前还给了他。

我这时写信问他是否能够寄一份给我。

在同一封信里他回答说:

我很乐于让你得到一份我的材料的打印稿，但我无法马上使你得到。

现在只有三份。

我有一份(我要用)，安斯康姆女士有一份，摩尔只有半份或者四分之三份，而其余的半份或者四分之一份还和我在剑桥的东西放在一起。

在这里没有人能把我的稿子再复制一份，而且这要花一大笔钱。

当然，安斯康姆女士可以把她的一份寄给你，但是说实在的，由于只有三份，我宁愿让它安全地保留在英国。

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无礼。

你向我要一份我写的材料，这完全是你的一片好心！

只要我搞好另一份，我就立刻寄给你。

结果，当维特根斯坦来美国看望我们时，他把曾在摩尔手里的那一份带来了，在他回英国的时候就留给了我。

他去世后我把这份稿子交给了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人。

我的妻子和我有时给维特根斯坦寄一些小的食品包裹，对这些东西他总是过分地表示谢意。

下面这封给我妻子的信就是一例:

万分感谢你和诺尔曼给我寄来这样美妙的礼物！

我以前说过，你们本应当受到保护！

那样一来我就会争取得到“授权书”。(这是我经常在侦探杂志里读到的情节。)

盒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最有用、最珍责的。

他仍旧住在罗斯旅馆，“工作适度并且仍然很正常，……我希望我的运气能够再保持六个月，因为到那时我就可以完成很大一部分工作了。”

四个星期以后(1949年1月)，他来信说，他的好运气未能保持住:

最近三个月左右我的工作进展顺利，但是大约在三个星期前，我得了一种肠道传染病，现在还未痊愈。

如果下星期还是这样，我就要请医生看。

当然，这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益处。

我被迫完全停止工作一个星期，后来也只是慢吞吞地做一点，就像我这些天来散步的样子。

在此期间，我在给维特根斯坦的一封信里对摩尔作了一些评论。

我对维特根斯坦说，有一次我告诉摩尔，我认识的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打算对于批评他已经发表的哲学观点作出强烈的反应。

摩尔听到这个消息似乎吃了一惊，我问他能不能理解一个人的职业上的虚荣心如何会使他对批评其著作表示愤慨，使我惊讶的是，摩尔竟说“不能理解！”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维特根斯坦，并且加了一句话:这种对人之常情的无知正是摩尔的光荣。

维特根斯坦回答道:

至于摩尔——我并不真正了解摩尔，因此我说的也许完全不对。

但这是我所想要说的话:摩尔在某种意义上说过于孩子气，这是很明显的，你在信中引述的话(关于虚荣心)正是他那种孩子气的表现。

摩尔身上也确有某种天真；例如他完全没有虚荣心。

至于孩子气就是他的“光荣”，我不能理解这点；除非这也是一个孩子的光荣。

因为你不是在谈论一个人为之努力争取的天真，而是谈的一种自然地不受诱惑的天真。

我相信，你想要说的不过是你喜欢甚至爱摩尔的孩子气。

那我是能够理解的。

我想，我们在这里的分歧，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感情上的。

我喜欢摩尔并且极为尊敬他；但仅此而已。

他没有(或者很少)使我的心感到温暖，因为最能温暖我的心的是人的同情心。

而摩尔——正像一个孩子——没有同情心。

只是对于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他才是体贴的、可爱的和亲切的，他的城府很深。

这就是我的看法。

如果我错了，我承认。

在这同一封信里，他接着说:

我的工作进行得还相当地好，虽然比不上六个星期以前的情况。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有一点病，另一方面是由于有许多事情使我担心——钱的问题倒不在其列。

当然，我要花不少的钱，但是我想我的钱还足够再用两年。

在此期间，如果老天帮忙的话，我会做出一些成果来的；归根到底，那就是我何以要辞去教授职务的原因。

现在，我还用不着担心钱的问题，否则我就无法工作了。(那个时候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还不得而知，也许我无论如何也活不了那么久。)

我当前所担心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位在维也纳的姐姐的健康。

她前不久因癌症动了手术，手术做的还是成功的。

但是她也不会活多久了。

因此我打算明年春天某个时候去维也纳。

这对你多少有关，因为我去维也纳再回到英国来以后，就打算口述我从去年秋天以来所写的材料，如果我搞好了，就寄给你一份，它对你也许会有所裨益。

当他第二年夏天到美国来的时候，他真的给我带了一份上述材料来。

这个材料合并到《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里面去了。

1949年3月，维特根斯坦仍住在都柏林的罗斯旅馆。

我的妻子和我又催他来美国到我们这里作客，对此我们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非常感谢你们盛情的邀请。

我收到你们的信几乎有一个星期了，但我未能立即回信，因为我的脑子是这样的混乱；甚至直到今天，除了写一堆不连贯的句子以外，我还写不出更好一点的东西来。

首先让我说(1)我对你们的盛情表示深深的感谢，(2)我强烈地想要接受你们的邀请。

但是有一些很大的困难。

我的大姐，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她还活着，而且我的两个小姐姐仍然会要我不久就到维也纳去。

如果是这样，我可能三周之内要去维也纳，并在那里住三到四个星期。

我去过一家旅行社打听有关去美国的事情，得知去美国往返一次旅行要花大约80到120英镑。

此外他们告诉我，你们将必须负担我在美国的全部费用，因为不允许我带超过5镑的钱。

事实上我估计你必须寄来一份保证书，说明你能够而且愿意支付我在美国期间的全部费用。

要是没有这些规章制度，从道理上讲，我能在美国花我自己的钱，但事实上我却花不上这笔钱，这次旅行我能花得上的只是同你们一起待二到三个月，而且还得揩你们的油！

将同你们一起住那么长一段时间，就我来说一定是非常愉快的，但麻烦的是，我是一个上了年岁的人，而且正在很快地衰老。

我是就身体情况说的，精神上在我看来还并非如此……

我想在你们邀请我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所有这些困难。

请你们把我在这封信里所说的每件事按其票面价值认真地加以考虑。

我给维特根斯坦奇去了他需要的保证书，并在其它各点上竭力使他放心。

他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们，他已经登记了船票，他说: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假如此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们想要改变邀请我访问的打算，就请你们毫不犹豫地如实告诉我。……最近两三周来我没有做任何工作。

我的头脑感到疲倦和迟钝，我考虑一方面是因为我已经有点精疲力尽，另一方面也因为眼前有许多事情使我极为烦恼。

我想如果这里有人同我讨论哲学，我还是能够一起讨论的，但我自己一个人不能把精神集中到这上面来。

5月份他从都柏林写来的信说:

4月中旬我到维也纳去看我的大姐，她病得很厉害。

我五天以前离开那里时地还活着，但指望她痊愈是不可能了。

昨天夜间我到达这里。

我在维也纳时完全不能写东西。

我感到自己是这样的虚弱。

自3月初以来，我没有做一点工作，我甚至没有精力去试图做任何事情。

往后情形如何只有天知道……。

我希望你们都好，而且希望我来了以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极难相处的同伴而感到厌烦。

6月份，还是从都柏林，他来信说:

当我三星期之前到达这里后，就去找我的医生看病，他让我去检查了血。

他们发现我有一种严重的不同于一般的贫血症，还怀疑我的胃里有一个肿瘤，但X光透视肯定地表明我体内没有这种东西。

我正在服用大量的铁剂和肝精，觉得在慢慢地好起来。

我想我一定能够在7 月21日乘玛丽皇后号海轮出发。

然而我的贫血症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进行讨论的能力，这是一个问题。

目前我完全不能搞任何哲学工作，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会有力量足以进行比较像样的讨论。

事实上目前我确信我做不到这点。

但是到7月底我的脑子恢复到足以能重新工作，这当然是可能的。

我知道即使我完全痴呆麻木，你们也会殷勤地接待我的，但我不希望成为你们家里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我希望对于你们如此的盛情至少感到能够提供一点点报答。

当我向他提到他无须考虑以他的哲学来酬答他的访问时，他回答说:

我决不是说要在讨论中来报答你们的盛情。

无论如何，我能给予你们的最好的东西也只会是微不足道的。

我的意思不过是:我不想使我的好心的主人麻烦得要死。

好了，让我们不再谈这个了。

特别是当我有了一个好消息:近几天我已经大为好转。

显然，铁剂和肝精起了作用。

他接着说，如果我不能到纽约接他，他将“愉快地”乘八、九个小时的火车单独来依萨卡。

“也许，像电影里那样，我会在船上碰到一位美丽的姑娘，而且她会帮助我。”

我到纽约去接坐船来的维特根斯坦。

当我一眼看到他时，对他身体明显的健壮感到大吃一惊。

他背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提着一口沉重的箱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支手杖，大步走下跳板。

他的情绪很好，完全不像精疲力尽的样子，他也不让我帮他拿行李。

在我们乘长途火车回家的旅途中，我还记得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谈到音乐，而且他还非常准确和富于表情地用口笛为我吹了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某几部分。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