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这个村子不大，小到电子地图上都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点，但人情冷暖，百态人生，却也不缺。说起村里的瘸腿李叔，年轻些的都只叫他”瘸子李”，而长辈们则都习惯称他为”咬牙李”。我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平日里除了教书，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就喜欢观察这些村里人的生活。

我们这个村子不大，小到电子地图上都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点，但人情冷暖，百态人生，却也不缺。说起村里的瘸腿李叔，年轻些的都只叫他”瘸子李”，而长辈们则都习惯称他为”咬牙李”。我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平日里除了教书，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就喜欢观察这些村里人的生活。

李叔今年六十五了，左腿瘸得厉害，走路时一瘸一拐，身子跟着一颠一颠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个身体残疾的老人，却每天雷打不动地扫着村里那条长约两公里的主干道。

这条路我天天走，起初看到李叔扫地时，还以为是村委临时安排的卫生工作。后来发现，无论刮风下雨，李叔总是五点多起床，拿着他那把磨秃了的扫帚出门。那扫帚柄上还绑着红布条，已经褪成了暗红色，据说是他媳妇生前缝被子剩下的布料。

“李叔，您这是干啥呢？村里给您钱了？”我有一次路过时问。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嘿嘿一笑：“就扫扫地，活动活动，不然这腿啊，越来越不中用。”

有人说李叔是为了攒村里的清洁补贴，也有人说他是老了没事干，怕被家里儿媳嫌弃。更有甚者说他是年轻时做了亏心事，现在赎罪呢。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打牌的老头经常议论：“这李老三，装什么呢？谁不知道他家儿子在市里有楼有车的，还用得着他来村里扫地？”

另一个啃着瓜子的接话：“就是，还不是闲得慌，我看是怕在家碍儿媳妇的眼。”

我曾经也好奇过，但每次问李叔，他总是嘿嘿一笑就过去了。时间长了，村里人也习惯了他的存在，就跟那条路上的石头一样，视而不见了。

去年夏天，特别热。我早上出门，看见李叔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满头是汗，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那条萎缩的左腿。我递给他一瓶水，他不肯接，指了指放在路边的半瓶矿泉水：“有了，有了，你留着喝吧。”

那瓶水已经晒得冒热气了，我坚持塞给他新的，又顺势坐在他旁边。

“李叔，您每天这么早起来扫地，到底是为啥啊？”

他喝了口水，眯着眼看向远处，村口的晨雾还没散尽，路面被朝阳染成了淡黄色。

“习惯了。”他说。

那天李叔的沉默让我以为这个话题就此结束了。但他忽然又开口：“你知道我这腿是怎么瘸的吗？”

我摇头。村里的闲话有很多版本：有说他年轻时打架伤的，有说是做木工时出了事故，还有人说是天生的。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事了，那会儿我在镇上建筑队干活。有天下暴雨，我们在修镇政府办公楼，脚手架滑了，从三楼摔下来，压着了小腿。”李叔说着，手轻轻抚摸着那条萎缩的腿，“当时镇上医疗条件差，差点截肢，是镇长硬是托关系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才保住了这条命和这条腿。”

他停顿了一下，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又接着道：“那个镇长姓冯，对我特别好，住院期间天天派人来看我，还说让我安心养病，工伤全报销。”

我点点头，心想原来是报恩，但李叔的下一句话却出乎我的意料。

“那个镇长早就调走了，去了市里，后来听说退休了。”

“那您…”

李叔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都说七月十五是鬼节，其实，人活着才会有鬼，不是么？走了，天热了，回去歇会儿。”

他又变回了那个不爱说话的瘸腿李叔，拖着扫帚一瘸一拐地走了。

去年十月，村里来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李叔家门口。车牌是市里的，看起来挺高级。村里人都好奇地探头张望，有人猜是李叔儿子来了，也有人说是有什么官员来了。

我那天正好路过，看到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从车上下来，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魁梧，站在李叔家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才敲门。

李叔开门时，明显愣住了。西装男子也愣了一下，随即伸出手：“请问，您是李建国同志吗？”

李叔点点头，有些茫然。

西装男子自我介绍：“我是冯镇长的儿子，冯勇。父亲前段时间走了，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要来看您，但没能如愿…”

听闻此言，李叔的双腿似乎突然失去了力气，靠在门框上，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请冯勇进屋。我本想离开，却听李叔喊我：“小王老师，进来坐坐吧。”

李叔家的堂屋很简朴，墙上贴着已经发黄的春联，那是去年春节的了，边角处还有一小块胶带痕迹。电视机是老式的那种，上面积了一层薄灰，看来很少开。茶几上放着半瓶二锅头和几个小酒盅，都是李叔平时独饮用的。

李叔给冯勇倒了杯茶，手有些抖。冯勇从包里取出一个旧信封，递给李叔：“这是父亲留给您的信和一些照片。他生前总说，有空一定要来山河村看看。”

李叔接过信封，手更抖了。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封信。那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在工地上的合影，其中就有年轻时的李叔，站在脚手架旁，笑得灿烂。

“您知道吗，我父亲一直记得这条村路。”冯勇突然说道，“他说这是他当镇长时最遗憾的事，没能把这条路修好。”

我不解地看着冯勇，李叔则低着头，不说话。

“那年镇里计划修这条通往山河村的路，已经批了款，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被挪用了，父亲一直觉得对不起村里人。”冯勇继续说，“他退休后经常提起这事，说是他任上最大的一个愧疚。”

李叔的手微微颤抖，眼睛湿润了：“没事，那都是老早的事了，再说现在路不也修好了嘛。”

冯勇摇摇头：“父亲生前知道这条路后来是村里自筹资金修的，心里更难受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李叔天天扫的这条路，背后还有这样一段往事。

李叔翻开那封信，信纸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他读着读着，眼泪就落了下来。我和冯勇都没有打扰他，静静地等他读完。

“冯镇长对我有恩，当年如果不是他，我这条命可能就没了。”李叔最后收起信，擦了擦眼角，“这些年，我就想着，虽然他没能在任上修这条路，但我能让他惦记的这条路干净一些。”

冯勇眼眶红了：“李叔，您…您这是…”

李叔摆摆手：“不值当什么，他救了我的命，我做这点事算什么？再说了，我这腿脚不利索，也干不了别的，扫扫地，活动活动，还能延年益寿呢。”

那天下午，冯勇走前，特意在村里四处转了转，又站在那条路上看了很久。临走时，他握着李叔的手说：“李叔，您保重身体，我会常来看您的。”

李叔点点头，目送那辆黑车远去，又默默地拿起了扫帚。

这事被我发到了县里的民生论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很快，镇长亲自来了我们村，专程看望了李叔，还带了一队记者。那天，李叔破天荒地穿上了他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那是他儿子结婚时买的，后面口袋还别着一支钢笔，笔帽已经咬得有点变形了。

镇长在村委会议室里，听完李叔的故事后，眼睛湿润了。他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要给李叔颁发”道德模范”的荣誉证书，还说要把李叔每天清扫村道的故事写进镇志。

李叔不习惯这样的场面，只是不停地说：“不值当，不值当，就扫扫地，活动活动…”

我后来问李叔：“您知道冯镇长生前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李叔摇摇头。

“他在信里说，最后悔的不是没修成这条路，而是没能亲眼看到您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李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很释然的笑容：“人这辈子，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不算什么坚持，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从那以后，李叔依然每天清扫那条村道，但身边多了几个小伙伴——村里的几个孩子和几位闲不住的老人也加入了进来。他们一起扫地、捡垃圾，路边还种了一排花。

李叔成了我们村的名人，但他依然那么朴实，那把旧扫帚也依然在他手中挥舞。只是有一天，我发现那扫帚柄上的红布条换新了，颜色鲜亮，系得也更牢固了。

前几天，李叔的儿子从市里回来，说要接李叔去城里住。李叔摇摇头：“我这把老骨头，习惯了这里，城里住不惯。再说了，这条路，得有人扫啊。”

儿子只好作罢，但给李叔换了部新手机，教他用微信，这样可以随时视频。李叔捣鼓了半天才学会，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冯勇，说想看看冯镇长的坟，去给老人家上柱香。

有一天早上，我例行晨跑路过村口，看见李叔像往常一样在扫地。他的扫帚上不知何时挂了个小喇叭，播放着他爱听的评书。旁边放着半瓶啤酒，里面泡着两粒枸杞，瓶身上贴着医院开的小药袋标签。

“李叔，早啊！”我打招呼。

“哟，小王老师，这么早就出来跑步啊？”他停下手中的活儿，抹了把汗。

“您这喇叭是新添置的？”

“是啊，儿媳妇给买的，说是扫地太无聊，听听书解闷。”他指了指那个挂在扫帚上的小喇叭，那是种老年人专用的，按键特别大。

“听什么呢？”

“《三国演义》，听到诸葛亮白帝城托孤那段了。”李叔笑着说，“你说这刘备啊，临死还放不下这江山社稷，我这把老骨头，就图个心安理得。”

我帮李叔扶了扶快要掉下来的喇叭，注意到扫帚柄上的那块红布绑着一个小挂件，是个微缩版的”道德模范”奖牌。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