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潢医丨施更生医生及其回忆的建院过程

摘要：记得很早的时候，当我在一本1929年于英国出版的《梅森在光州》的书中读到：“光州，光明之城，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一个著名的‘鱼米之乡’，人口大约200万。”当时，我曾久久地感动于“Kwangchow，City of Light”这一段文字，即“光州，光明之城”。

施更生医生回忆录《手术刀与十字架在河南》

施更生医生于1952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手术刀与十字架在河南》。

记得很早的时候，当我在一本1929年于英国出版的《梅森在光州》的书中读到：“光州，光明之城，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一个著名的‘鱼米之乡’，人口大约200万。”当时，我曾久久地感动于“Kwangchow，City of Light”这一段文字，即“光州，光明之城”。今天，我在施更生医生的这本书中，再次读到此句：“潢川（原注：今河南光州），其名字寓意为光明之城，被一条河流分为南北两座城市，每座城市都被城墙环绕。两城中间有座石桥相连，人行道两旁是小店和商行。通过公路，潢川位于信阳以东约80英里处，远离铁路和交通干线。”

潢川（今河南光州），寓意为光明之城

施更生（Casper C.Skinsnes，1886－1961年），1886年12月29日出生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曼达。1907年到美国，在圣奥拉夫学院就读，1914年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完成医学训练。1915年与妻子一同来到中国，先在鸡公山学习中文，但第一个孩子不幸死于难产。1917年，施更生在鸡公山建别墅一栋，编号为教会区43号（现编号北岗14号），建筑面积278㎡，位于河南路南侧30米，坐北朝南，二层石墙红瓦，木地板，火墙，陡峭的人字屋面，为北欧风格。南大门护坡墙左上方刻有“S”标记（施）。1919年施更生来到潢川，参与了建设潢川信义医院的全过程。他是潢川信义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也是信阳地区的第一位妇科西医。

施更生医生在鸡公山上的别墅

施更生医生的家庭合影

美国1934年出版的《拓荒收获》一书中曾介绍，1919年医疗传教士施更生医生被派驻在光州，“他一抵达后就发现病人少，设备差，以及缺乏资金购买急需的物资。然而，用不了多久，工作量与前几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差会提供了用于建立及维护一家医院的费用。附近城外河边美丽的地点被选中，但令传教士失望的是，试图购买它却失败了。在那时，那是失望的事，后来又被证明是一件幸运的事。最后医院建筑是在教堂附近的城市里面展开的。”到了1922年的春天，光州信义医院建成，是一座有80个床位的医院，病床最多时120张。全院职工40余人。骨干医生是美国人，护士中，美国人和中国人均有。门诊和住院部均分内、外、产科。病房设有手术室，能做疝修补、肠切除等普外手术。

在1952年的回忆录《手术刀与十字架在河南》中，施更生详细地介绍了“‘光明之城’建了一家新医院”的过程：

施更生回忆原文使用的标题

你可能会想，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一个美国医生能做些什么呢?我会尽量告诉你的。

在潢川的北城，也有一个很成熟的基督教教会。教会的院子很宜人。三间宽敞舒适的砖房被一道高高的砖墙包围着。对我们来说，墙并不是排他的标志。如果我们要工作、休息，保护我们的财产和设备，墙是必要的。时至今日，许多外国人仍会到像潢川这样的内陆城市去。他们的出现给中国的邻居带来了无尽的猜测和娱乐。美国人和欧洲人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同的、古怪的。如果他没有住在围栏或墙壁后面，闲着、好奇的人会永远存在他的门口，调查他，然后拿起他的设备。此外，我们最简单的卫生规定，这些内陆的东方人也是不知道的。如果在中国的外国人把自己的家和场地对周围的公众以及允许自由出入的动物和家禽开放，他会发现自己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斗争中，就已经输在自己的家里了。

住宅的东面是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周围是同一面墙的延续部分。墙内铺了一块草坪，种了花，并鼓励种植遮荫树。

那里有个类似医院的地方。来之前，对我描述的医院是充满热情的，特别强调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和光线充足的手术室，并有圆角便于清洁。而我看到的是，有三、四所设备简陋的中国房子，有一幢是为男性建造的宿舍，一幢是为女性建造的宿舍。实验室的设备包括一个显微镜。手术室的四角都是圆形的，但惟一的光线是从屋顶上的几块玻璃砖透进来的；每当下雨的时候，我们还得在手术台上撑一把伞。这个地方太小了，手术台必须斜着从一面墙角摆放到另一面墙角，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下面爬到另一边。

令人振奋的是，随着条件的改善，前景有所好转。很明显，这座城市非常需要医疗的援助，我们的传教士联合会已经拨出资金用于建造一所新的医院。

我们在河边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位置，离东门大约十分钟的路程。附近有很好的水源，地势提供了很好的排水系统，花园也有足够的空间给奶牛放牧，所以我们应该能够给病人提供我们自己的蔬菜和牛奶。要价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因为业主不得不出售这块土地。我匆忙地给任务委员会打了电报，请求他们批准购买土地。但董事会迟迟没有做出决定；当他们最终批准的时候，我们得知这块土地已经被卖掉了，新主人要价是原来价格的三倍。我们负担不起。

我的失望几乎是痛苦的——我的情绪即使不是黑色，也是灰色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上帝不能加快宣教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他也应该阻止把土地卖给一个投资赚取利润的投机商。

但时间证明这个结果是正确的。尽管这个在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令人向往的地方在和平时期是完美的，但在后来的动荡时期却毫无用处。没有人能在城墙外开办医院，它会成为一群又一群的强盗和无纪律、野蛮士兵的猎物。

由于最初的计划受阻，我们决定在城墙内教会附近建造房屋。我们这样的决定是好的。我们还买了一些毗邻的土地，于是我制定了一套适合新地点的计划。

最好是建一幢平房，分男女两区，两区之间有厨房和洗衣设施。石灰来自息县，大约在三十英里外；木材来自汉口；沙子是用桶从河里运来的。我们在房子旁边建了一个棚子，用来存放木材，并给木匠们提供住处。这个位置防止了木匠们过度的闲逛，也保护了木材不会被盗用。

使用石头做地基，使用砖做墙，起初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坚持说，既然河里有沙子，附近就一定有碎石。可是一个也没有找到。接着我注意到这个城里有很多城市里通常都能看到的瓦砾——破碎的石头、旧砖、挂着盛水容器的陶器以及破碎的瓦片。我们便在城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如果这些材料被收集并被送到建筑工地上，我们将购买它们。起初人们以为是开玩笑，但紧接着传言说我们确实为这些垃圾付了钱，不久，似乎城里的每个人都会带着篮子和手推车的瓦砾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就连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在我们的院子里忙碌着，他们推着玩具手推车，装满了石头，找我们换铜钱。一个新的产业暂时建立起来了，这个城市，还有我们的院子，都被清理的干干净净了。陶器和石头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卖出一些材料，但最终地基吞噬了我们收集的每一块碎片。

如何获得砖块则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燃料价格很高，当地的砖瓦匠一直在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砖的价格也涨得太高，人们停止购买，制砖厂也因此倒闭了。在这个地区没有发现砖头。最后，我们租了一个窑，整修了它，并雇了自己的砖匠。问题尚未解决，工人们不断地改变砖的大小、颜色和质量。最后，我们训练他们，做出了质量好、大小均匀的砖。

木匠师傅是个好工匠，也是个诚实的工人。他的框架、窗户和门都建造得很牢固，排列得很整齐。他对他的部下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对他也很敬佩。他解释说，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好人了。并不是他吹嘘自己的诚实——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诚实和可敬。可是，他既然已经和任何一个基督徒一样善良了，他认为他还需要宗教的帮助吗?

医院正在建设中，我不得不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地方继续我的医疗工作，那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本应该有两个外国的美国护士，但是没有一个被指派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的妻子每天都来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一个中国男护士，董先生，他是一个好工人，尽管他接受的培训很有限。但如果不是他，我们不可能相处得这样好。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进行的第一次合作。当时我做的是一个彻底的乳房切除手术。是董给的麻药，我的妻子则担任擦洗护士。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病人停止了呼吸。当我们帮她恢复呼吸后，又多次尝试使用乙醚面罩，但每次她的呼吸都停止了。那时候还没有静脉麻醉药可以依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局部麻醉药完成这个手术。当手术结束时，不知道是谁更松了一口气——是病人还是我？

我们的灭菌器有一个汽油燃烧器，它工作得很好，但是有一天燃烧器爆炸了，几乎使整个建筑物着火。我们设法把火扑灭了，但燃料箱毁了，我们拆掉了燃料管，做了一个木炭燃烧器。当压力上升时，很难进行监管。但中国人习惯了木炭，似乎可以用它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的简易设备运转良好。

在我们的病人看来，西医的治疗方法不仅奇怪而且毫无意义。他们竟然无视我们的指示，这都让我很吃惊。有时，一个病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拿着一个本该够他用三到四天的空药瓶回到药房。偶尔会因为误解而发生这种情况，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病人会说，在服完第一剂药后，他感觉好多了，所以他决定马上就好起来，喝完了整瓶药。有个人告诉我，给他开的眼睛用的药没有效果。我问他是怎么用的，他说他喝光了所有的药，然后拿出了空瓶子。他就没有注意过仔细的看说明，是在每只眼睛里滴几滴。

我们几乎同样难以教育我们天真的中国同事了解我们奇怪的医疗习俗。马先生是我们的中国传道者，他得了肺炎，但坚持留在家里，他病得很重。因此，我妻子每天都要去他家，在他的胸部涂抹消炎药，监督他的护理和处方药物的使用。有一天，她气喘吁吁地冲进医院，说马先生一次就服下了整瓶洋地黄。马先生经历了这件事，并对我夫人表示感激——也许对我也有一点点感激——他抛弃了一个小偶像，尽管他是一个基督教福音的传道者，但直到现在，他一直不忍心抛弃这个偶像。

当然，我们的医院努力为城中任何需要医疗护理的人提供服务，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

张先生是这个城市的富商之一。他不是基督徒，却是一个有才干正直的人。他娶了一个有魅力、发育良好的年轻女子，但她却没有给他生下孩子。现在他又困惑又苦恼。他爱妻子，不愿意再娶一个妾，虽然诱惑很大。因为如果他没有儿子，今后就没有人在他的墓前敬拜，也没有人在他祖先的墓前敬拜。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替他传宗接代，也就没有人来接替他的家业了。此外，也没有人烧纸钱，从而满足他和他祖先的生活所需。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进退两难地找到我，我建议他让他的妻子来检查一下。我发现了一个小的子宫移位，我可以很容易地纠正它。然后给她打了一些皮下注射，因为中国人对这种疗法很有信心。不管是矫正、治疗，最值得庆贺的还是张先生本人，一年后我被叫到张先生家里接生了一个健康的八磅半重的男婴。这一事件让我们医院在社会上挣足了面子。

然而，在当时，医生并不总是都能被允许使用科学的挽救措施。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被叫到南城的一户人家，协助一宗棘手的难产。我告诉那家人，器械分娩是必要的。董先生也仔细地向那位丈夫解释，他愿意让我继续。但是按照惯例，在所有这类事情上他必须和家里的妇女们商量。她们坚决不同意，最后董先生和我不得不离开，由一位中国接生婆负责了接生。孩子被撕成了碎片，几天后，母亲也死于产褥期败血症。

一天，一个年轻人被抬进了医院，他的肝脏上有一个很深的伤口。“救救我吧，”他恳求道。“我父亲病了，如果我死了，他也会死，我们家就完了！”

“你家里有强盗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说，“我父亲病了。我给他买了大包装的药，他一口接一口地喝下去，但毫无效果。后来我听说了北京卖花女的故事，她赡养年迈的父亲，在父亲生病后吃不下也睡不着。我用她的方法来治愈父亲，但这也无济于事。”

给年轻人包扎好伤口后，我们请他进一步告诉我们有关北京卖花女的情况。故事是这样的：

当女孩的父亲生病时，附近的一位老妇人正要去朝拜中国的神山之一的泰山。女孩问那个女人，如果她去朝圣，父亲的病会不会好。邻居回答说，只要你诚心祷告，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然而，因为卖花人只是个小女孩，她不能单独旅行，因此也不可能去泰山朝圣。那姑娘问：“到泰山很远吗？”“超过一百里。”一百里是多少？约九万步。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父亲睡着后，女孩就点燃一支香，到院子里来回走动，仔细地数着步数。走累了，就会扑倒在地，对着大山的方向说：“对不起，不能去庙，我是个小姑娘，去不了。”她花了两个星期才走完了9万步。

每天都有大批香客涌向泰山，朝拜道教山神天奶奶。黎明的第一丝曙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涌进寺庙，因为据说每天早晨第一个在女神面前点上香的人，他的祈祷最有可能得到回应。

当北京卖花女孩完成她的九万里步的早晨，一个富有的北京宫廷侍从站在寺庙前，自信地希望成为第一个在神龛前点燃香火的人。门一打开，他就冲到祭坛前，却发现一根香已经在他面前的大碗里发着光。这个人和在场的祭司有一个秘密的约定，他是第一个被允许出现在神龛前的人，他非常愤怒。他威胁祭司说，如果有什么事阻止他在第二天早晨第一个进来，他将面临可怕的后果。

第二天早上，这位官员又成为第一个进入大门的朝圣者。但是，火盆里又有一根点燃的香，一个小女孩的模糊身影似乎正拜倒在女神面前。当大门大开时，那个身影就消失了。宫廷侍从接着问其他朝圣者是否可以解释这个幽灵般的人物和燃烧的香。一个老妇人就上前讲述了少女的孝道，“那一定是那个卖花小女孩的灵魂在拜倒在女神的面前。”

故事有一个童话般的结局：女孩的父亲因为她的虔诚而被治愈，从此以后，她和一个富有的丈夫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病人说，他曾像卖花女一样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两次把他的灵魂送到泰山为他的父亲祈祷，但都没有成功。只要父亲的病能治好，他就会很高兴地自己走到山上去，哪怕是跪着，爬也爬到那里去。可是，在父亲生病而绝望的时候，没有别人来照顾他。最后，他又向当地的医生求助。他们告诉他，如果他能切下自己的一块肝，给他父亲吃，父亲一定会恢复健康的。男孩痛苦地责备自己，因为他两次刺伤了他的肋部，两次他都晕倒了，而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听了整个故事，让人把他的父亲送进了医院。他患有慢性痢疾。三个星期后，他的病已经好了，儿子的伤口也愈合了，两人一起微笑着回家了。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我问小男孩：“你的祈祷应验了吗?”

“是的，”他回答，“但不是在泰山。”

尽管存在着病房不足、建筑问题困扰等，以及市民根深蒂固的迷信观念，前来拜访我们求医的人却与日俱增。不仅医院的临时宿舍住满了病人，就连我们邻居的家里也住满了病人。甚至邻居们自己也成了我们的病人。

有一天，住在街对面一间阴暗肮脏的单间里的老妇人被送到医院，她的喉咙被从一边割到另一边。我们得知她双目失明，不能工作。人们不断地对她说，她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只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所以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她没有抓住脖子深处的血管，但她切断了自己的气管。人们都以为她会死，但为了在邻居面前表现出一些关心，他们还是把她送进了医院。她神奇地康复了。我们还发现，她并不是真的失明。她的眼睛被沙眼灼伤得很厉害，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在我们每天用硝酸银治疗她的眼睛之后，她的眼睛恢复得很快。我们也给了她很好的全身护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她的健康和视力有了很大的改善，她可以独自回家了。

每天都有惊喜发生，有些还带着黑色的幽默。有一个精明的人前来为他的肿瘤做手术，他问我们是否愿意在肿瘤上各占一半的比例。毫无疑问，他以为这件东西一定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他把肿瘤当成了牛黄），因为谁也不会不辞辛苦地白白养了这么一大块东西的。我们能让他留下一半吗？当然不会，他最后得到了整个肿瘤。

施更生拍摄的潢川街头卖药材的地摊

（三）

我的工作可以用“走在路上”这句话来描述。就像拓荒者时代的法官一样，我也有过去很远地方工作的经历。但不幸的是，我没有办法骑自行车，要么步行，要么被人抬走。在长途旅行中，通常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去固始来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名女传教士一直在潢川城以东大约45英里的固始教阅读课。她非常优秀，甚至有男人来上她的课。然而，她的工作太辛苦了，当学期结束时，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我带着做搬运的人找到她并要把她送进医院。

通常从潢川到固始的往返旅程都要整整一天半时间。当我们带着我们的病人从固始出发的时候，我向做搬运的人解释说，我们必须在一天之内赶到潢川，我们不能在中途过夜。我们使用的是在两根杆子之间挂了一张帆布的简易担架作为救护车，我们又用竹子扎了一个框架，拉了一个篷布，放在担架上遮挡阳光和雨水。四个男人扛着它，我大部分时间都走在担架的旁边。

对于路上遇到的旅行者以及所经过村庄里的人来说，我们都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中国，医生被认为是温和的，男人们也懂得用体力过度会把自己累坏，医生们也很受人尊敬而不愿步行，而这位外国医生则走在担架旁边。什么珍贵的东西需要这样小心地携带？有些人宣称，这一定是身体里用来制药的重要器官。可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只是一个生病的人。但是他们认为，医生在抬病人的时候是不会自己走路的。不，一定是某种强有力的、神秘的东西。所有的人们盯着我们，充满好奇，当我们经过时，母亲们把孩子护在身后避免受到任何伤害。

这次旅行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故。只是在一次过河的时候，船夫试图给我们快点送过河的时候，掉进水里了。几位运送者怀着一种意志，扛着担架，就像托着风的翅膀一样，我们在天黑之前到达了潢川的传教站，我们在十三个小时内走完了四十五英里的路程。

我服务于潢川的计划还包括其周边地区，每月去罗山和息县。无论如何，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距离太远了，至少到息县的路是不好走的。我们常常在长途跋涉后到达，却发现病人因为遇到雨天而不能到药房看病。中国人衣服很少，而且这些衣服通常都是不能抵御恶劣的天气。他们讨厌衣服被弄湿是可以理解的。

到南边的光山就只有15英里远了，骑自行车就很容易到达。但是道路还是很差的，有时窄到只能沿着路堤顶部的一条小路，两边都是稻田或者深的沟渠。不过，如果动身的早一点，尤其是如果天气再好一些的话，我就能赶上光山吃早餐，在医药室整整呆上一个上午。然后再骑车回家，到中午稍晚些时候就可以吃上一顿午饭，并在潢川的医务室里度过一个下午。

在医院修建的那一年，复活节天气很好。那天天气晴朗，气温也适合不穿大衣就出门。

在潢川以西80英里的信阳，教堂院子里鲜花盛开，一束可爱的花束装饰着祭坛。那里各项服务及保养做得很好。一些人已经宣布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许多人已经受洗进入他的国。

傍晚，镇民们离开这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小社区后，聚集在草坪上喝咖啡，过一个安静的感恩节，度过这完美的一天。这里异乎寻常地宁静。附近的狗停止了吠叫，驴也安静了下来。附近的商店都关门了，对面铁匠铺的木槌当啷声也不再打破空气的沉静。

传教士们越过河流眺望天空，只见皎洁的月亮在闪烁，星星在欢快地闪烁。然后他们一起轻轻地唱了起来：“美丽的是阳光，更美丽的是月光，所有闪耀的星星在高处，耶稣更明亮，耶稣比天空中所有的天使更纯洁。”他们在耳语声中结束了赞歌：“美丽的救世主!万民之主，上帝之子，人子荣耀尊贵赞美赞美，永永远远归你！”在他们心中回荡着这句话时，默默地分了手，度过这完美的一夜。

那些容易酣睡的人还没有入睡，其他人还在重复着“赞美、崇拜，现在和永远都是贫乏的”时侯，枪声和机枪的轰鸣声打破了夜空。看门人跑过来敲门并拉响了警报。“士兵们叛变了，大家最好赶快穿好衣服，把贵重物品藏起来。”

守门的人刚回到他的岗位上，就传来了砰砰的巨响，外面响起愤怒的声音要求进来。

“别吵了，”门房何世福回答说。“你扰乱了我们复活节的和平。”

“把门打开，否则我们就开枪打死你！”

“先生，您错了。”何世福说。“这里不是监狱，这是教堂的院子，这里没有人会被处决。”

“愚蠢的乌龟!”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快开门，不然我就把你的骨头打出来。”

何世福继续阻拦着他们。他让士兵们明天早晨等到大门照例开着的时候再来。他的计谋得逞了，因为他没有害怕那些疯狂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守门人都是何世福，其他的门也不如大门那样坚固。通往狄士达医生和他家人居住院落的大门在压力下倒塌了，士兵们冲了进来。他们拿走或捣毁了他们看到的一切，甚至包括狄士达医生的眼镜。这位医生在医院里治疗过许多士兵，他试图向他们提出抗议。但他抗议所引起的唯一反应就是一连串的恶语和一记重击。

一大清早，反叛者们就冲出了信阳城，向东边的潢川进发。

星期一上午，信阳通过电报联系到我们，警告说:“南门抢掠的叛乱者正向你所在的城市进发。”

全城已陷入混乱。人们带着财产，用独轮手推车装运货物，并为承运人补足了重量，准备逃离。我们也雇了一个人以及一只用竹竿搭成的大竹筏——把竹筏停在河边，以备我们逃离时使用。

在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我问了妻子一个奇怪的问题。“食品室里有什么?有皇家安妮樱桃吗?”

“是的，有一些。你打算用樱桃招待反叛者吗?”

“不,不。但我们一直限量吃樱桃。如果我们现在就要失去它们，索性我们先把它吃了吧。把所有罐头都打开，让我们看看谁吃得最多。”于是我们大吃皇家安妮樱桃，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

下午又有消息说叛乱分子已经转向北方了，我们的城市很安全。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们是吃饱了樱桃。

医院的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医院的建成，不仅仅是宏伟的外墙和走廊，而是一个方便工作的地方，这里将提供更多的服务。门够宽，我们可以把床推过去；大窗户可以给病人充足的阳光和空气而不会透风；在木地板下面也有足够的空间做保温；有两间手术室——一间用于“干净病例”，另一间用于感染病例；洁净的手术室与产房连通；而那间相当黑的房间是专为眼科病人准备的；一个大型的、明亮的实验室面朝北；所有的走廊也都是灯火通明；在私人病房和大病房里，有足够的床位可以容纳100个病人。除了医院的主楼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药房、有单独的男女候诊室，还有两个小房间供特殊登记使用。

根据我的训练和经验，再加上我们所能支配的资源，这是一所可以让我们努力工作的理想医院。我热切地期待着在这新的建筑里开始我的工作。但首先有一个即将到来的假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到中国已经七年了。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暂时告别了这里的工作，展望着在美国学习的一年，以及随之而来的放松和变化。

1923年，因施更生医生被差会派遣去信阳豫南大同医院任职，便由美国人费义德接任了光州信义医院的院长之职。值得一提的是，施更生和费义德两人在鸡公山上的别墅是挨着的，并保留至今。现在还有一个分界线石块，上面刻有S/F（施/费）。

1923年信阳豫南大同医院（即今天的信阳市中心医院）建成后，施更生便被派驻信阳豫南大同医院，任院长兼医生，直至1949年，与院监、看护长三人，不拿医院一分薪酬。

1915年，美瑙路德会与瑞典驻美改革长老会（即行道会）联合的基础上，在信阳北关外建立了豫南联合医院（South Honan Union Hospital），中文名字为“豫南大同医院”。当年竣工并投入使用。这是一所非常简陋的医院，实际上与诊所类似。

1916年，信阳军阀袁因培拨出部分军营作为医院临时住院区，又为医院买了一些设备，雇佣了受过西医训练的中国“周和李”两位医生，勉强可以支撑门诊。1919年秋，狄士达医生（Dr Distad）加入了该院。1919年秋，靳云鄂进驻信阳，他患严重肺病，狄医生给以治疗。康复后，他对大同医院非常好感。当时，他已经控制了豫南，就让地方政府拨款支持。1920年在信阳北关外一个庙附近建起一座医院大楼和医务人员住区。该院拥有病床110张和一个诊所。1922年9月，大楼竣工，1923年举行了宏大的庆典仪式后，投入使用。建院耗资10万银元，全由河南省支付。大同医院在构建过程中，得到教会、地方政府、红十字会、驻军的大力支持，可称为中西方联合建成。1921年，狄医生离开人世。1923年教会派遣施更生医生进驻。同年，希尔达·佩德森女执事（Sister Hilda Peterson）调到该院。两年后（1925年）克拉拉·克雷维克女执事（Deaconess Clara Cravig）也调入该院。两位女执事分管护理和开办护士训练班。此时，靳云鄂为公益医院监督。在医院大楼里为外国医生掌控。

1926年，信阳城被围困49天，医院只能接纳100人，在门诊就有1000余病人等待。大同医院建立10年间，门诊病人25万，入院治疗12000人，还救治了不少外国人。施更生医生还兼任鸡公山美文学校的外科医生。

豫南大同医院平面图

1932年，施更生医生成为继兰大德牧师之后，豫鄂信义会的第二任监督。

抗战期间，信阳被日军占领，施更生又主持了确山县美国教会医院，使用国际红十字会药品，接收的住院难民和伤兵达医院容量的2-3倍。亦曾有中共高级干部和竹沟新四军留守处伤员前来诊治后，被安排安全离开。日军容不得医院救治伤兵，锁定目标反复轰炸。施更生每天必须很早起床，赶在日本空袭前做完手术，然后为几百人诊治，并坚持二十四小时应召。史沫特莱在书中描写道：“在医院的几公里内，没有躲避空袭的地方，甚至是一颗树或是一个灌木丛。敌机因此可以飞得很低，看着地上的人用机关枪扫射任何从医院逃出来的人。因此施更生医生和他的妻子，两位美国女护士，新近培训出来的中国女护士，以及病人仅仅是站在那里，等待着日本人炸弹的落下。”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说：“在中国中部的所有传教士中，我从来没有碰到像施更生医生——一名美籍挪威裔的路德教会人士——这么出名的人。他的医院暗蓝灰色的屋顶在中国南部小镇确山外的山上耸立着，可以在几公里外的平原上看到。日本人从南部派来的飞机曾经三次特地绕路对它进行了轰炸。十三面美国国旗在医院里里外外悬挂着，然而两栋建筑已经被炸毁了，而其余的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坏。”史沫特莱及其秘书在施更生家治病时，见他家地毯、沙发和窗帘上都有精心织补过的破洞，而天花板和墙上被日本飞机炸出的裂缝却因天天轰炸而未修复。不信基督的史沫特莱出于好奇，参加了一次施更生的祈祷仪式并记下他的祈祷词：“仁慈的上帝，保护中国红十字团体，他们正在每条战线上救助伤病战士。给他们勇气吧，上帝！保护我们家里的那位客人，她救护伤病者，给她勇气去继续工作，带她到耶稣面前。请指引强大的政府，对为这个国家奋战的一切军队都不抱偏见，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中国。哦，仁慈的主！带给中国胜利与和平，教会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的错误。”

施更生医生因其抗战中的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表彰，亦得到宋美龄亲笔慰问信，赞扬其在中国的工作。

珍珠港事变后，施更生转往非洲的坦桑尼亚服务，二战结束后，他立刻回到信阳的岗位直到1949年。回美国后，施更生在伊利诺州的Danforth开业直到退休。

程思明收藏的1948年施更生从信阳寄美国航空实寄封

施更生医生有一男两女，儿子施钦仁教授（Dr.Olaf Skinsnes，1917-1997年）生于豫南，十多岁才回美国读书，双博士学位，是世界知名的麻疯病专家，一生对麻风病的研究和防治、治疗贡献良多，并为1967年夏威夷大学医学院（John A. Burns School of Medicine）的创办人之一。施钦仁教授在美国夏威尔夷大学退休后，1986年应中国卫生部邀请，出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教授和国家麻疯病防治中心顾问。施钦仁夫人在中山医大教英语。施钦仁教授一生热爱中国文化，虽然并没有定居于中国，但他及家人在香港和广东各居住十年，并长期和在中国的朋友、同事保持联络。施钦仁教授自1949年起至上世纪70年代积极收集中国艺术品，目标为搜藏中国当下艺术风格的模板，成功收集了许多这时期中国最有才华、最有趣的艺术家的作品。他认为艺术是促进东西方了解最具影响的媒介之一。

和施更生父子相关的还有一位白宝珠。据信阳文史爱好者程思明介绍：“出生于鸡公山的白宝珠（Marjorie Bly，1919-2008年）也受施更生的影响，走上医疗传道之路。她毕业于明尼苏达州圣奥勒夫学院护理专业，二战结束后回到中国，在信阳与施更生有过短暂的机会一起工作。白宝珠回美国后，有两年时间前往Danforth继续追随施更生学习，获益良多，也更坚定她到海外从事医疗宣教的心志。1952年，经由痲疯病专家施钦仁介绍，白宝珠来台湾协助孙理莲教士在乐生疗养院的痲疯病事工，接著她跨海来到澎湖，展开协助痲疯病人就医的梦想计划，被誉为‘台湾的南丁格尔’。”

这位白宝珠，从1952年到台湾为台澎痳疯病患服务直至2008年，曾当选澎湖荣誉县民、好人好事代表、第四届医疗奉献奖，更于2007年获紫色大绶景星勋章。她的双脚走遍了澎湖大大小小的岛屿，挨家挨户寻找麻疯病人，医治并陪伴他们，直到麻疯病在澎湖绝迹。在澎湖的54年岁月，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子，不但医治人们肉体上的病痛，也极力洗刷麻疯病患长久以来背负的污名，教育民众正确认识这个疾病。她退休后继续在澎湖担任义工，直到以89岁高龄病逝，并埋骨澎湖。她说：当我重病，或死亡后，请不要把我的身体搬离开澎湖。

再回到前文，潢川县人民医院前身的教会医院，长期被老百姓称之为“信义施医院”，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其开创者施更生医生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