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里有不少对汉武帝不太好看的内容，可汉朝却没动手去改，这是为什么？
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史记里有不少对汉武帝不太好看的内容，可汉朝却没动手去改，这是为什么？
司马迁动笔的时候，汉武帝还在位。
那时候朝廷风头正劲，征和年间刚打完对匈奴的几场硬仗，又在西南、朝鲜、河西走廊不断扩展版图。
国力顶峰，但财政压力也大，百姓负担重，朝中争论多。
司马迁是太史令，本职就是记载天象、史事，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愿，开始写一部从黄帝写到当代的通史。
《史记》是私修，不是奉诏编纂。
书里一百三十卷，既有帝王的本纪，也有功臣、平民、游侠、商人的列传，还夹着《平准书》《河渠书》《封禅书》这样的专题。
武帝时期的政策、财政、工程、外交，全都写进去了，而且有褒有贬。
《平准书》直说财政吃紧，卖官鬻爵。
《河渠书》讲治水劳民伤财。
《匈奴列传》对北方战事也有反思。
放在今天看，这些段落明显不全是歌功颂德。
更要命的是，司马迁在写作中途因为替李陵辩护获罪，受宫刑。
他的个人遭遇和对政治的观察，让文字带着冷静甚至刺痛的味道。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觉得《史记》里有对武帝不利的内容。
可武帝并没有召人去改，因为这本书根本没走官修流程，也没有公开发行的渠道。
当时书籍载体是竹简、木牍，写一本书得用上万枚简，抄一份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
普通人没机会见到全书，官府也没义务替他刻印。
司马迁的原稿更多是自己保存，一份留在家里，一份送进京师典藏。
它并不在朝廷控制的“实录—起居注—国史”系统里，自然不会像官修史那样改来改去。
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写在武帝在位时，怎么没立刻被封杀？
一方面，写作和流传是两回事。
另一方面，朝廷对一部没有在市场公开流通的书，不会花太多精力去干预。
限制传播，比改动文字更省事。
《史记》早期的命运，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藏着走。
司马迁在世时，它没大规模传开。
竹简沉重、成本高，抄本的流通范围很小，很多篇章甚至缺失。
到东汉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还明确记下《史记》有十篇“有录无书”，说明早期的残缺相当严重。
西汉中后期，《史记》并不是朝廷主动推广的读物。
武帝之后，昭帝、宣帝都在收拢财政、修复国力，政治重点不在史书传播。
真正让《史记》开始“出圈”的，是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
他曾担任过太中大夫，手里有家传抄本，把它拿出来整理、宣读，才算让《史记》在士林和部分官员中扩散。
但这种扩散也是有限的，远不等于全民可读。
它依旧在精英圈子内部传抄，偶尔进入地方士人手里。
朝廷既没有颁布查禁令，也没有下诏推广。
这样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不去扶持，不去打压，任它自己在小圈子里流传。
这种“冷处理”手法，让《史记》保住了原貌，同时也降低了它对政治的直接冲击力。
这背后还有制度原因。
汉代的史学有自己的正史体系：先是起居注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再由史官汇编成实录，最后成国史。
国史是朝廷认可的官方版本，掌握着解释权。
《史记》不属于这条线，既无权取代国史，也不会被视为必须修改的内部档案。
所以，《史记》在武帝朝以及之后的西汉，始终保持半封闭状态。
你可以说它是当时最有分量的私家史书，但传播速度慢，阅读门槛高，朝廷的影响力有限。
等到班固动笔写《汉书》，朝廷干脆用一部全新的断代史，把官方立场写进去，这比去改别人现成的书更合算。
东汉时，朝廷已经决定用一条新路来回应《史记》。
班固受命编《汉书》，背后有着很清楚的用意。
这部书不追溯到传说时代，也不延伸到当代，而是严格记载西汉一朝，从刘邦到王莽，完全按朝廷认可的线索来写。
这种断代史，天然带着官方立场。
体例上，《汉书》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但改得更规整。
本纪只记录帝王，不再像《史记》那样给陈涉、项羽等人单列本纪。
列传中对人物的褒贬更加谨慎，避免了《史记》那种自由发挥。
班固在书中提到司马迁时，肯定他史才高超，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同时也指出《史记》有“采录不精”“体例失当”的地方。
这些评价表面是学术讨论，本质是划清标准。
《汉书》被定为国史，成为士人、官员引用的权威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史记》保留了对汉武帝财政吃紧、劳役沉重等批评，它的影响力也被官方史书压过。
这种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
不用去动《史记》原文，也不必冒着破坏士林声望的风险，就能用新史把解读权握在手里。
官方版本一旦在教育和文献体系中占据主导，《史记》自然退到补充和参考的位置。
更有意思的是，班固还在《汉书·艺文志》中收录《史记》，但注明篇数缺佚，等于承认它的存在，却不完全依赖它来书写历史。
这种“纳而不用”的姿态，很能说明问题：官方史学不是要消灭《史记》，而是用《汉书》来框定史实的最终版本。
这种策略延续到后世，成为一种惯例。
遇到前人私修史书中有与官方立场不符的内容，不去改原文，而是另起炉灶重写一部。
新书的传播力远超旧书，自然能覆盖公众认知。
《史记》和《汉书》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
从政治操作的角度看，这比直接删改来得稳妥，也更容易获得学术圈的接受。
士人即使推崇司马迁的史识，也会在官方考试、政务中优先使用《汉书》。
两者各有读者群，但在影响公共史观方面，国史拥有压倒性优势。
《史记》能在这种背景下流传两千多年，很大程度上依赖学术圈的自发保护。
东汉以后，读书人会在抄本旁加注，解释难懂的词句，补充背景史料，指出可能的错漏。
这些零散的注释，到南北朝和唐代逐渐系统化。
裴骃编成《集解》，汇集前人的注语，把不同版本的《史记》进行对比。
司马贞作《索隐》，补足司马迁没有写全或后来失传的世系、年代等内容。
张守节写《正义》，结合当时的地理、制度，对《史记》作了更细的考证。
三部注书互相补充，合刻时就成了“三家注”。
这套注本在唐代已经是读《史记》的标配。
进入宋代，印刷术兴起，雕版刻书让《史记三家注》得以大量复制。
北宋景祐年间已有刻本，南宋黄善夫刻本更是影响深远，成为后世通行的基础版本。
这些版本不仅让《史记》得以大规模传播，也稳定了它的文字形态。
在传抄、印刷的过程中，学者会比对不同抄本，改正错字、补充缺句，但很少有直接篡改原文的情况。
这种学术性的整理，和官方的删改是两回事。
它的目的在于保存原貌、恢复缺失，而不是改变内容的褒贬取舍。
更早的时候，褚少孙就曾补述《史记》。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史记》早期缺佚严重，褚少孙补充了部分列传和世家。
这些补述延续了司马迁的文风，也尽量维持原有的史观。
换句话说，他是在修复，而不是重写。
这种做法成为后世整理《史记》的标准——缺的地方补，错的地方校，原有的褒贬不动。
到了明清，《史记》已经进入科举教材体系，士人不仅要读，还要背其中的篇章。
大量的刻本和注疏让它更易获取，也让它的原貌在几百年间保持稳定。
回头看，《史记》能保真流传，既是因为汉朝当时没有采取强硬改动，也是因为后世史学界选择了用注疏和版本整理来延续它。
从司马迁的竹简，到宋代的刻本，再到明清的普及，它的文本经历了无数次抄写和刻印，但核心内容并未被替换掉。
这种历史路径，正好体现了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保留前人之书的原貌，用新的史书去表达不同的立场，而不是抹去旧书。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一个包含对汉武帝多角度评价的《史记》，而不是被重新包装过的版本。
来源：新儿说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