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日的午后，总有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味道。不是那种简单的、阳光曝晒后青草蒸腾出的芬芳，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物。它里面有老旧水泥墙壁被晒透后散发出的、类似尘土和矿石的干燥气息，有顺着风飘过来的、不知哪家窗台上的栀子花香，还有空气里黏着的、几乎可以被舌尖尝到的，那股

夏日的午后，总有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味道。不是那种简单的、阳光曝晒后青草蒸腾出的芬芳，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物。它里面有老旧水泥墙壁被晒透后散发出的、类似尘土和矿石的干燥气息，有顺着风飘过来的、不知哪家窗台上的栀子花香，还有空气里黏着的、几乎可以被舌尖尝到的，那股属于蝉鸣的、聒噪而又执着的金属质感。

记忆，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种由无数气味、声音和触感编织而成的网。而这张网的中心，总挂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影子。

那年我五岁，世界是由一方小小的、被筒子楼合围的天井构成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水泥地，夏天积着雨水，冬天覆着薄冰，孩子们在上面摔的每一跤，都会在膝盖上留下一枚形状独特的勋章。我的勋章尤其多，因为我总是在追逐那个影子。

她叫苏皖，住在我们家对门。她比我大很多，在我眼里，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久。她已经上中学了，穿着干净的校服，马尾辫甩动时，发梢会扫过我的头顶，带着一股淡淡的洗发水清香，像是雨后初晴的柠檬草。

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能装下父母的斥责声、动画片的片头曲，和她偶尔对我展露的微笑。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在追逐一只花蝴蝶时，被一块翘起的水泥地狠狠地绊倒了。膝盖上传来的灼痛感像一簇火苗，瞬间点燃了我的泪腺。我趴在地上，感觉整个世界的恶意都浓缩在了那块粗糙的、嵌着砂砾的水泥地面上。我不敢动，甚至不敢看，只知道放声大哭，用我全部的肺活量，向这个不友好的世界宣告我的委屈。

哭声是一种武器，尤其对于一个五岁的男孩来说。它能召唤来母亲焦急的脚步声，或是父亲无奈的叹息。但那天，它召唤来的是一阵清脆的、不疾不徐的脚步声。

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停在了我的视线里，鞋面很干净，只在边缘沾了些许灰尘。我顺着那双鞋往上看，是她。她穿着那条我见过很多次的白色连衣裙，裙摆上绣着几朵小小的、淡蓝色的雏菊。阳光透过头顶老槐树的叶隙，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斑像活了一样，随着微风轻轻晃动。

她蹲了下来，和我平视。她的眼睛很亮，像含着水的黑曜石，里面映出我狼狈不堪的、满是泪痕和鼻涕的脸。我哭得更厉害了，一半是疼，一半是觉得丢脸。

“别哭了，”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拂过耳廓，“男子汉，摔一跤有什么好哭的。”

她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那手帕也是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带着和她发梢一样的柠檬草味道。她小心翼翼地擦去我脸上的眼泪和灰尘，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

然后，她变戏法似的，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了一颗糖。是那种最便宜的水果糖，透明的糖纸包裹着一颗橙色的、像小太阳一样的硬糖。她剥开糖纸，糖纸发出“哗啦”的轻响，对我来说，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给你，”她把糖塞进我嘴里，“吃了糖，就不疼了。”

甜味在舌尖迅速弥漫开来，一股浓郁的橙子香气瞬间占据了我的所有感官。那股甜，似乎真的有魔力，它顺着喉咙滑下去，熨帖着我那颗受了委屈的小心脏，膝盖上的疼痛好像真的减轻了。

她扶我起来，带我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拧开，用冰凉的自来水冲洗我的伤口。水流冲刷着混着泥沙的血迹，刺得我一哆嗦，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

“忍着点，”她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温柔，“很快就好。”

她又用那方手K>帕，蘸着水，把伤口周围的泥土一点点擦干净。做完这一切，她从口袋里，居然又掏出了一张创可贴。那张创可贴上印着卡通小熊的图案。

她撕开包装，小心地贴在我的膝盖上。那只憨态可掬的小熊，正好盖住了最疼的地方。

我呆呆地看着她做完这一切，嘴里的糖还没化完，甜味充斥着口腔。那一刻，我觉得她就是降临凡间来拯救我的仙女。她有干净的白裙子，好闻的味道，还有能变出糖果和创可贴的神奇口袋。

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对我笑了笑，准备转身回家。

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或许是嘴里那颗糖给的。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衣角，那棉质的布料在我手里攥成一团。

她回过头，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我仰着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几乎是喊出来的：“姐姐，等我长大了，我要娶你！”

整个院子仿佛都安静了一瞬，连树上的蝉都短暂地失了声。几个在不远处玩耍的小伙伴停下了动作，齐刷刷地朝我们看来。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烫，比刚才摔倒时还要烫。

她愣住了，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那惊讶慢慢地、慢慢地，化成了一片温柔的笑意。她的嘴角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眼角也眯了起来，像两弯新月。

她伸出手，没有推开我，而是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好啊，”她的声音里带着笑，像夏日午后微风里摇曳的风铃，“那我等你长大。”

说完，她就转身回家了。那扇绿色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又“砰”地一声关上，把她的身影和那片柠檬草的清香，都隔绝在了门后。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捏着她的衣角留下的一点褶皱，膝盖上的小熊对着我笑，嘴里的糖果甜得发齁。

“我要娶苏皖姐姐！”我又对着那扇紧闭的门，大声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下一个神圣的、不可动摇的誓言。

周围的小伙伴们发出一阵哄笑。但我不在乎。

五岁的我，笃定地相信，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约定。

后来，这个约定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地生了根。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大人的样子，会在她出门时，故作深沉地站在门口，说一句“路上小心”；会在她晚归时，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固执地“等她回家”。我把我积攒的所有宝贝——玻璃弹珠、卡通贴纸、甚至是缺了一个角的变形金刚——都塞到她的手里，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这是“聘礼”。

她从不取笑我，总是微笑着收下，然后摸摸我的头，夸我“真乖”。

那段时光，像一幅被暖色调填满的油画。画里有老槐树的浓荫，有她白色的裙摆，还有我跟在她身后，踩着她影子的，小小的、执着的脚步。

直到有一天，推土机的轰鸣声，像一把无情的剪刀，剪碎了这幅画。

我们的那片老旧的筒子楼，被划入了拆迁的范围。大人们为着补偿款和新房子的位置争论不休，孩子们则为即将到来的分离而茫然。搬家的那天，院子里乱成一团。家具、杂物、打包的纸箱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看见苏皖的父亲把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搬上货车。苏皖就站在车旁，她没有穿白裙子，而是一身利落的牛仔裤和T恤。她的马尾辫也剪短了，变成了齐耳的短发。

我跑过去，手里紧紧攥着我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聘礼”——一只我用泥巴捏了很久，又在太阳底下晒了三天的，歪歪扭扭的小狗。

“姐姐，”我把泥狗递给她，“这个也给你。”

她接过去，低头看着那只粗糙的、甚至还掉着土渣的泥狗，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眼睛里好像有水光在闪。

“谢谢你，”她说，声音有些沙哑，“以后要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

“那你还等我长大吗？”我急切地问，生怕这个约定会随着搬家的货车一起被拉走。

她蹲下来，再一次和我平视。这一次，她的笑容里，多了一丝我看不懂的，像是忧伤又像是无奈的东西。

“会的，”她轻轻地说，“你要快快长大。”

她把那只泥狗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己的背包里。然后，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的怀抱很温暖，但也很短暂。

货车发动了，她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对我挥了挥手。我跟在车后跑了很长一段路，直到货车拐过街角，再也看不见。我手里空空的，心里也空空的。

那一年，我六岁。我的世界，第一次尝到了别离的滋味。

时间是一位冷漠的雕刻家，它用二十年的光阴，把一个五岁男孩的世界，雕刻得面目全非。老旧的筒子楼变成了拔地而起的高档社区，坑洼的水泥地变成了光滑如镜的大理石广场，聒噪的蝉鸣被城市的车水马龙所取代。

我也变了。从一个会因为摔跤而大哭的孩童，长成了一个西装革履、步履匆匆的成年人。我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每天和冰冷的图纸、精确的数据打交道，用CAD和Sketchup构建出一个又一个虚拟的空间。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由线条和逻辑组成的世界，以为那些被尘封的、带着柠檬草味道的记忆，早已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里，被浓咖啡冲刷得一干二净。

直到那天。

公司空降了一位新的项目总监，据说是一位从海外顶级设计所挖回来的精英，雷厉风行，眼光毒辣。整个设计部都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大家都在猜测这位新官会点燃怎样的三把火。

上午十点，会议室。

我坐在长条会议桌的末端，手里捏着一支笔，在笔记本上无意识地画着圈。空气里漂浮着咖啡的香气和打印纸的油墨味，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陌生的香水味。那是一种很清冽的木质香调，像是雪后的松林，冷静而克制，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距离感。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利落，像精准的节拍器，一下一下，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米白色西装套裙，衬得身形高挑而挺拔。一头齐肩的短发打理得一丝不苟，妆容精致，眼神锐利。她走到会议桌的主位，将手里的文件夹“啪”地一声放在桌上，环视了一圈。

那一瞬间，所有窃窃私语都消失了。空气仿佛凝固了。

“大家好，我是苏皖。”她的声音和她的着装一样，干脆、利落，没有一丝多余的温度，“从今天起，我将担任设计部的项目总监。我的工作方式很简单，我只看结果。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苏皖。

这个名字像一颗被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叠叠的涟漪。我猛地抬起头，仔细地端详着她。

是她吗？

眼前的这个女人，和我记忆中那个穿着白裙子、笑容温柔的邻家姐姐，似乎找不到任何共同点。她的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岁月和阅历打磨出的、锋利而自信的光芒。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看我时的温柔，只有审视和探究。那股冷静的木质香，也与记忆中那阳光般的柠檬草味道，相去甚远。

或许，只是同名同姓罢了。这个世界上，叫苏皖的人，应该不止一个。

我这样安慰自己，低下头，继续在笔记本上画着圈，试图将心中那点莫名的悸动压下去。

会议开始了。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效率，迅速地过了一遍部门正在进行的所有项目。她的点评一针见血，总能精准地指出方案中最薄弱的环节。被点到名的人，无不额头冒汗，如坐针毡。

“下一个，城南旧区改造项目。”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负责的案子上。

我的心猛地一紧。

我站起身，打开投影，开始阐述我的设计理念。这是一个我倾注了很多心血的项目，我希望能保留旧街区的一些历史肌理，将现代建筑与传统元素进行融合。我讲得很投入，甚至一度忘记了台下坐着的是一位“女魔头”。

讲完后，我深吸一口气，等待着审判。

会议室里一片安静。

苏皖没有立刻说话，她只是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用一种探究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要穿透我的皮囊，看到我的灵魂深处。

那目光，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你的理念，”她终于开口，声音平缓，听不出情绪，“很有情怀。但是，情怀不能当饭吃。你考虑过容积率和商业回报率吗？你设计的那些保留性建筑，维护成本有多高？你所谓的‘历史肌理’，在开发商眼里，只是需要被推平的瓦砾。”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设计方案中最理想化、最不堪一击的部分。

我张了张嘴，想要辩驳，却发现无从开口。因为她说的，都是事实。

“方案，推倒重做。”她下了结论，语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三天后，我需要看到一个兼具人文关怀和商业价值的新方案。散会。”

说完，她便站起身，拿起文件夹，踩着那双高跟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议室。只留下满屋子的人，面面相觑。

我颓然地坐回椅子上，感觉像是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冰水。周围同事投来的同情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咖啡因和尼古丁成了我的续命良药。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格子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图纸，试图在她的要求和我的坚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开始恨她。恨她的不近人情，恨她的冷酷无情，恨她将我珍视的“情怀”，贬得一文不值。那个记忆中温柔的白裙子姐姐，被眼前这个冷面的“女魔头”形象，彻底覆盖，撕得粉碎。

第三天下午，我顶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拿着一份几乎被我改到麻木的新方案，敲响了她办公室的门。

“进。”

她的办公室很大，很空旷，带着和她本人一样的、冷静克制的风格。巨大的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她就坐在那片繁华的背景前，低头看着文件，阳光为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

我把方案放到她的桌上，声音因为疲惫而有些沙哑：“苏总监，这是新方案。”

她没有马上看，而是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脸上。

“你的黑眼圈，”她忽然说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可以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她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但快得像我的错觉。她拿起方案，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办公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我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

“嗯，”她终于看完了，合上方案，点了点头，“这次，像点样子了。”

得到肯定的那一刻，我紧绷了三天的神经，终于松懈了下来。一阵巨大的疲惫感席卷而来，我甚至感觉有些头晕。

“这个项目，以后你直接向我汇报。”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意味着，我将有更多的时间，要直接面对她。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谢谢苏总监。”我躬了躬身，准备离开。

“等一下。”她叫住了我。

我转过身，不解地看着她。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盒子，递给我。

“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那是一个包装精致的巧克力盒子。

“加班辛苦了，”她说，语气依然平淡，“补充点糖分，对大脑有好处。”

我捏着那盒巧克力，感觉有些烫手。糖分？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塞进我嘴里的，橙子味的硬糖。

一股荒谬的感觉涌上心头。怎么可能。

“谢谢。”我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她的办公室。

回到自己的座位，我拆开了那盒巧克力。里面每一颗，都做成了精致的贝壳形状。我拿起一颗，放进嘴里。浓郁的可可苦味瞬间在舌尖化开，紧接着，是丝滑的、带着一丝酒心的甜。

很高级，很昂贵的味道。

和记忆里那颗一毛钱一个的硬糖，完全不同。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五味杂陈。或许，她真的只是一个和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人，同名同姓的陌生人。又或者，时间真的有如此可怕的力量，可以把一个人，彻彻底底地，改变成另一个模样。

那晚，公司为欢迎新总监，在一家高档餐厅里设宴。

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气和酒精发酵后的暧昧气息。作为被“女魔头”重点关照的对象，我自然成了众人调侃的焦点。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劝我多敬苏总监几杯，好让她以后“手下留情”。

我端着酒杯，硬着头皮走到她面前。她正和几位高管谈笑风生，看到我过来，她微微侧过身，举起了手中的红酒杯。

“苏总监，我敬您。”我有些紧张，手心都在冒汗。

“哦？”她挑了挑眉，唇边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敬我什么？”

“敬……感谢您的指导。”我憋了半天，说出一句无比官方的客套话。

她轻轻晃动着酒杯，深红色的液体在杯壁上挂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她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落在了我的膝盖上。

“你的膝盖，现在还会轻易摔破吗？”她忽然问。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毫无预兆地，插进了我记忆深处那把生了锈的锁里，然后“咔哒”一声，将那扇尘封了二十年的门，猛地推开。

老旧的筒子楼，夏日的蝉鸣，坑洼的水泥地，膝盖上火辣辣的疼痛，还有那颗甜得发齁的橙子糖……所有被时间掩埋的画面，瞬间如潮水般汹ăpadă，将我淹没。

我呆呆地看着她，嘴巴张成了“O”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看着我震惊的样子，终于忍不住，低低地笑了起来。那笑声，清脆悦耳，像风铃在摇曳。她一笑，眼角眉梢那种锋利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感，瞬间融化了，露出了底下那片我熟悉的、温柔的底色。

“怎么，不认识了？”她凑近了一些，压低了声音，那股雪后松林般的木质香，夹杂着一丝红酒的醇香，钻进我的鼻腔，“你五岁那年，不还哭着喊着，说长大了要娶我吗？”

轰。

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周围的喧闹声、劝酒声、笑谈声，在这一刻，全都离我远去。我的耳朵里，只剩下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是她。真的是她。

那个穿着白裙子、会从神奇口袋里变出糖果和创可贴的苏皖姐姐。

那个在我六岁那年，随着搬家货车一起，从我生命里消失了二十年的苏皖。

她回来了。以这样一种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成了我的上司，那个让我又敬又怕的“女魔头”。

这算什么？命运的恶作剧吗？

我感觉自己的脸颊，比喝了三杯白酒还要烫。二十多年前的童言无忌，被当事人以这样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重新提起。我恨不得地上能有条缝让我钻进去。

“我……”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那个……苏总监，您……”

“叫我苏皖。”她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但眼神里，却满是促狭的笑意。

“苏……苏皖。”我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这个名字。曾经那么熟悉，如今却觉得烫嘴。

“嗯。”她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举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

“这杯酒，就当是预付的定金了。”她仰头，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然后将空杯子在我面前晃了晃，唇边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未来的新郎官，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说完，她转身，又融入了那片谈笑风生的人群中。只留下我一个人，石化在原地，手里还端着那杯几乎要被我捏碎的酒杯，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苏皖的出现，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季风，彻底吹乱了我平静无波的生活。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前不断闪现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苏皖。一个是穿着白裙、笑容温柔的邻家姐姐，一个是穿着西装、眼神锐利的职场精英。这两个身影，不断地重叠、分离，再重叠。

她们是同一个人吗？那个会因为我摔跤而给我糖吃的女孩，和这个会因为方案不合格而让我通宵加班的女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如果她一直都记得，为什么一开始要装作不认识我？是为了考验我，还是单纯地觉得好玩？

还有那句“预付的定金”，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在开玩笑，还是……

无数个问题，像无数只小虫子，在我脑子里爬来爬去，搅得我心烦意乱。

第二天去上班，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囚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是该像以前一样，毕恭毕敬地叫她“苏总监”，还是该像她要求的那样，叫她“苏皖”？

电梯里，我遇到了她。

狭小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身上那股冷静的木质香，无孔不入地包围着我，让我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

“早。”她先开了口，打破了沉默。

“苏……总监，早。”我还是选择了更安全的称呼。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眉毛微不可察地挑了一下，但没说什么。

电it>叮”的一声，电梯到了。她率先走了出去，我跟在后面。

“今天下午，跟我出去一趟。”快到办公室门口时，她忽然停下脚步，对我说道。

“去哪儿？”

“城南旧区，项目实地考察。”她丢下这句话，便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一下午，我都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一想到要和她单独出去，我就感觉手心冒汗。

下午两点，她的内线电话准时打了过来。

“到地下车库等我。”

我开着公司的车，她坐在副驾驶。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车厢里只有空调的“呼呼”声和导航单调的电子音。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车子驶入城南，周围的景象渐渐变得熟悉起来。那些低矮的、墙皮剥落的老旧楼房，那些缠绕着杂乱电线的电线杆，那些在路边摆摊卖水果的小贩……这里的一切，仿佛都被时间遗忘了，还保留着二十多年前的模样。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那片已经被夷为平地的，我们曾经居住过的筒子楼区。

如今，这里被高高的蓝色铁皮围墙圈了起来，墙上刷着巨大的“拆”字。透过围墙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一片荒芜，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

我们下了车，站在围墙外。午后的阳光，炙热地烤着大地。

“这里，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我指着那片废墟，轻声说。

“嗯。”她应了一声，目光悠远地望着里面。

“那棵老槐树，也不在了。”我有些失落地说。那棵曾经为我们遮挡了整个夏天阳光的树，那棵曾经见证了我“海誓山盟”的树，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推倒的命运。

“有些东西，注定是要消失的。”她的声音很轻，听不出什么情绪，“就像我们的童年。”

我们沿着围墙，沉默地走着。

“你是什么时候认出我的？”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

“第一天，你做项目汇报的时候。”她回答。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马上戳穿你？”她接过了我的话，转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戏谑，“如果我第一天就告诉你，‘嘿，我是你小时候哭着要娶的那个邻居姐姐’，你觉得，我还能看到你那个被我批得体无完肤后，熬了三个通宵做出来的，‘兼具人文关怀和商业价值’的方案吗？”

我一时语塞。

“我想看看，”她继续说，“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当年只会跟在我身后，哭着要糖吃的小屁孩，长成什么样了。是成了一个只会做梦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派。事实证明，你还不错。”

她的夸奖，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那你呢？”我鼓起勇气，反问她，“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她沉默了片刻，目光再次投向那片废墟。

“不好不坏。”她说，“搬家后，我爸妈做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我读大学的学费，都是靠自己打工和奖学金挣的。毕业后，进了一家小设计所，没日没夜地画图，被人抢过功劳，也被人穿过小鞋。后来有机会去了国外，也是从最底层的助理做起。你现在看到的我，不过是把别人用来喝咖啡、谈恋爱的时间，都用来拼命的结果。”

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但我却能从中，听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艰辛和疲惫。

原来，那个总是穿着白裙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姐姐，也曾在泥泞里，挣扎前行。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我问。

“回来？”她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自嘲，“因为这里，有我还不完的债，和我忘不掉的人。”

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

忘不掉的人？是我吗？

这个念头，像一簇小火苗，在我心里“噌”地一下燃了起来。

“对了，”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个东西，递给我，“这个，还给你。”

我接过来，定睛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

那是一只用泥巴捏成的，歪歪扭扭的小狗。因为年代久远，它的身上已经出现了几道细微的裂痕，但依然能看出，捏它的人，当初是多么的用心。

“我的……聘礼。”我喃喃地说。

“是啊，”她看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无比温柔的光，“我一直收着。当年你给我的那些玻璃弹珠和卡通贴纸，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只有这个，我一直带在身边。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它好像在提醒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等我长大。”

她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滚烫的石子，砸在我的心湖上，激起万丈波澜。

原来，那个约定，她也一直记得。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二十年里，我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遵守着那个看似荒唐的诺言。我在努力长大，而她，在等着我长大。

我紧紧地攥着那只泥狗，感觉自己的眼眶有些发热。

“苏皖，”我看着她，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说，“城南这个项目，交给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方案。”

这一次，我不再是为了证明自己，也不再是为了所谓的“情怀”。我是为了她，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那段，被时间尘封的过去。

她看着我，笑了。那笑容，和二十年前，她蹲下来给我贴创可贴时，一模一样。

“好啊，”她说，“那我等你。”

从那天起，我和苏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在公司，她依然是那个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女魔头”，对我要求严苛，毫不留情。但在私底下，我们之间的那层冰，似乎正在悄悄融化。

我们会因为方案的细节，在办公室争论得面红耳赤，也会在加班的深夜，一起分享一桶泡面。她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图纸上的错误，也会在我因为灵感枯竭而抓狂时，默默地递过来一杯热咖啡。

我开始慢慢地，将眼前这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和记忆里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重新拼凑在一起。我发现，她们其实从未改变。无论是当年的温柔，还是如今的严厉，都源于同一种东西——认真。对人，对事，都抱以百分之百的认真。

城南旧区改造项目，成了连接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我带着团队，几乎跑遍了城南的每一条老街，采访了上百位老住户，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民间故事。我不再固执于保留那些破旧的建筑，而是试图去保留那些建筑背后，所承载的，属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和温度。

我的新方案，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城市记忆博物馆”的概念。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老建筑进行修复和改造，作为展览空间，用来陈列那些从旧区收集来的老物件、老照片。同时，在新建的商业区里，融入大量的传统元素，比如青砖、黛瓦、木格窗。我还特意在整个设计的中心，留出了一大片绿地，用来复原当年那个种满了老槐树的筒子楼院落。

当我把最终方案放到苏皖面前时，我看到她的眼圈，红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她看着图纸，声音有些哽咽，“一个有根、有魂的，活着的社区。”

方案在董事会上，获得了全票通过。

项目庆功宴上，我又一次成了全场的焦点。这一次，大家不再是调侃，而是真心实意地向我表示祝贺。

我端着酒杯，穿过喧闹的人群，走到苏皖面前。

她今天没有穿西装，而是一袭黑色的长裙，衬得皮肤愈发白皙。她没有喝酒，手里端着一杯橙汁。

“苏皖，”我看着她，深吸一口气，“我有话想对你说。”

她点了点头，带着我走出了喧闹的宴会厅，来到了酒店的露台上。

晚风习习，吹散了身上的酒气。远处，是城市的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

“二十年前，我五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你对我好，就哭着喊着要娶你。那是一个孩子的童言无忌。”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二十年后，我二十六岁，我看到了你的坚强，你的脆弱，你的才华，你的努力。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你。苏皖，我想告诉你，那个约定，现在还算数吗？”

我不是在问五岁的我，和那个十几岁的她之间的约定。

我是在问，现在的我，和现在的她。

她没有马上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像是落满了天上的星光。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地笑了起来。

“当然算数。”她说，“不过，我的聘礼，可不是一只泥狗就能打发的。”

“那你要什么？”我急切地问。

她伸出手，指了指我图纸上，那个位于社区中心的老槐树院落。

“我要你，亲手把它建起来。”她说，“然后，在院子里的那棵最大的槐树下，再跟我说一遍，你今天要说的话。”

我的心，被巨大的喜悦填满。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感觉自己像是拥有了全世界。

“好，”我说，“一言为定。”

城南旧区改造项目，正式动工了。

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中。我不再是一个只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的设计师，而是一个每天戴着安全帽，穿梭在钢筋水泥之间的监工。

我看着图纸上的线条，一点一点地，变成了现实中的建筑。我看着那片荒芜的废墟，一天一天地，长出了新的生命。

苏皖也经常会来工地。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监，而是一个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会一起对着图纸讨论细节，会一起为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而兴奋，也会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分食一个简单的盒饭。

阳光下，她的脸上沾了些许灰尘，但那双眼睛，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一年后，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完工。

那个复原的、种满了老槐树的院落，成了整个社区最受欢迎的地方。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老人们在树下下棋聊天。阳光透过新发的槐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一切，都像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天下午，我约了苏皖，在院子里见面。

她来的时候，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不是当年那条绣着小雏菊的，而是一条设计简约、质感高级的。但当她站在那棵最大的槐树下，对我微笑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从神奇口袋里掏出糖果和创可贴的，邻家姐姐。

我走到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丝绒盒子。

我单膝跪地，打开了盒子。里面不是钻戒，而是一枚用上好的和田玉，精心雕刻的，小小的泥狗。

“苏皖，”我仰头看着她，阳光有些刺眼，但我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她眼中的水光，“二十一年前，我在这里，给了你一只泥狗，说要娶你。今天，我还你一只玉狗。苏皖，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然后，她踮起脚尖，在我唇上，轻轻地印下了一个吻。

那吻，带着阳光的味道，和一丝淡淡的，像柠檬草，又像是雪后松林的，清香。

“我等这句话，”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已经等了二十一年了。”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