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之“耗”——一文捋清战国这团乱麻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王朝莫过于汉唐。所以当这两个帝国轰然瓦解之后，根本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全盘继承其遗产，重拾昔日之荣光。因此从黄巾起义（184年）开始，经诸侯混战、三国并立、西晋短暂一统再到五胡之乱、南北朝并立以及隋朝的倏兴倏灭，直到贞观二年（628年）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王朝莫过于汉唐。所以当这两个帝国轰然瓦解之后，根本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全盘继承其遗产，重拾昔日之荣光。因此从黄巾起义（184年）开始，经诸侯混战、三国并立、西晋短暂一统再到五胡之乱、南北朝并立以及隋朝的倏兴倏灭，直到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初步统一天下，才算是彻底终结了汉末以来的乱局。

此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过了整整444年。

唐朝的情况也差不多——从黄巢之乱（875年）象征着李氏皇朝彻底对这个老大帝国失去控制，经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百年乱战之后，赵宋有心登顶天下之巅，却始终没这个实力。所以甭管赵家人怎么厚着脸皮自诩为中原之主，但在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都是三国并立，有时候甚至是四国。直到忽必烈灭了南宋（1279年），才算彻底抹除了唐朝崩溃的所有后遗症。

这又是个404年。

但这都不算是最长的。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姬宜臼将国都由镐京迁往洛邑，意味着周天子自此从天下共主沦为泥塑傀儡，各路诸侯开始彻底放飞自我，直到始皇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时间已经过去了549年。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被一分为二的东周，就是我们熟知的春秋和战国。而今天，我们就试图用最简单的文字梳理清楚战国那二百多年的基本发展脉络。

先给出结论，战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445年~前334年）的主旋律是魏国一超独霸，能让天下诸侯跪地叫爸爸，而不甘蛰伏的各大国如韩、楚、齐、秦等纷纷变法图强。

第二阶段（前364~前307年）的主线则是通过变法强大起来的秦国开始跟齐、楚、赵等主要竞争对手一对一单挑，并成功将其一一削弱。

第三阶段（前318~前241年）的焦点则是被秦国揍得鸡飞狗跳的各大诸侯弱弱联合，开始了五次合纵攻秦之战，被前者通过ZZ、军事、外交等手段纷纷化解。

第四阶段（前241~221年）就是收官了——使出浑身解数仍然鸟用没有的诸国，只能被秦国一一扫平，天下终归一统，战国结束。

以下我们便以此为基础，详细的解说一二。

关于战国的起始时间一向存在争议。一说是始自周元王元年（前476年或前475年），理由嘛就一个，太史公司马迁就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的教科书也以此为标准；二说是从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开始，依据是韩赵魏三家灭智，晋国已经注定完蛋；三说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以赵魏韩三家正式分晋为标志——司马光就是这种说法的拥趸。他写的《资治通鉴》也正是以这一年为开篇的，并作为战国大争之世的开端。

其实无论哪种说法，基本都是围绕着晋国展开的，因为晋国非常重要。这么说吧，在周天子沦为泥菩萨只能当个摆设以后，同为姬姓的晋国国君在整个春秋时代，就是天下公认的无冕之王。而且除了楚国，大家基本都认这个账。

有人肯定会说不对啊，春秋有五霸，晋国最牛批的重耳也仅占其中之一，咋就成了天下共主了呢？

其实吧，这个“五霸”有十几个版本，其中没什么争议的只有齐桓、晋文和楚庄。甚至在某些“极端正统派”眼里，楚庄王熊侣也得被开除，毕竟楚国是“蛮夷”嘛，有什么脸自诩为中原霸主？

而相比只混出吕小白这么个英主独苗的齐国，晋国厉害的国君简直数不胜数——除了众所周知的重耳，还有在崤之战和彭衙之战中两次大败堪称变法前最强秦军的晋襄公姬欢，有两败楚国、再败齐国进而终结楚庄霸业的晋景公姬据，还有带领晋国走向全盛并独霸中原的晋悼公姬周，以及先平定内乱后又在黄池之会上力压吴王阖闾被尊为诸侯之长的晋定公姬午等等。可以这么说，晋国国君中最差劲的扔到别的诸侯国里，都是守成级别，普普通通的都能成明君级的。至于说最出色的那几个，更是个个都够五霸水准。像清人全祖望在《鲒崎亭集外编》一书中评判出来的春秋五霸，干脆就是齐桓、晋文、晋襄、晋景和晋悼，除了小白同学实在换不掉，简直就是晋国包场。

在我们熟知的那几个大国里，楚国是异类，除非被打上门了没人愿意跟他套近乎；秦国更是趁着平王东迁才捞到个诸侯资格的暴发户，而且比楚国更“蛮夷”，是个正经人都不跟他玩耍；齐国嘛，实力倒是有，但就是除了小白同学外的其他国君脑回路跟大家都不在一个频道上。具体说就是放着大把的正经事不干，就喜欢当搅屎棍，颇有两千多年后某带英的风采；至于说燕国、郑国、宋国、鲁国等二三流的强国，靠正经手段想混个霸主当当基本就是做梦，所有只能各种搞抽象、玩行为艺术，才能偶尔露一小脸。

所以晋国要是不想当这个中原霸主，还真找不到个能替代他的。

可正是因为强大，所以晋国国君的烦恼简直跟西周天子是一模一样的。什么烦恼呢？就是因为西周很强大，所以周天子动不动就招呼起众小弟今天打打这个、明天削削那个。倒是大多能打赢，可打赢后的战利品比如土地怎么分配？那时候都是分封制，归周天子直辖的就关中那巴掌大的地方，还能隔着几百上千里的弄出一大堆飞地？所以只能继续分封出去。长此以往，周天子仗越打损失越大，好处却一点拿不到，反倒喂肥了一大堆小弟。等老大越来越弱，小弟越来越肥，谁还认你这个老大？

晋国也是一样。表面上看作为中原霸主威风凛凛，实则国内也是一团乱麻，历次倾尽国力的开疆拓土，好处全被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等大世族拿跑了，国君的地盘却越来越缩水。你实力不行，就镇不住场子，小弟们相互攻讦就只能干瞪眼。到最后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游戏下来，赵魏韩三家随便拔根腿毛下来都比他们国君的腰粗，晋国再不亡就没天理了。

晋国没了，春秋就维持不住了，只能进入战国这个最终只能活一个的生死局。

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中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鲁迅如此，晋国在整个战国时代里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存在感。

我们都知道战国七雄是齐楚秦燕赵魏韩，其中的赵魏韩就是在晋国的尸体上崛起的。而到了秦国一家独大、统一之势势不可挡时，不光是赵魏韩，包括齐楚燕等国都认为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三晋归一。似乎只有当年荣光无限的晋国，才能替他们挡住那无往不利的秦国兵锋。

而继承了晋国最大的一笔棺材本的魏国，在战国超过一半的时间里都是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强国。

晋国可谓是“先天圣体”，简单说就是有钱、有兵、有技术。而这三大优势恰巧被魏、赵、韩三国分别继承。事实证明钱这种东西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家就是万能——正因为富甲天下，所以魏国能养活的人口就多，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比例就比别的国家高。而战国争雄最大的本钱，表面看是富国强兵，实质上就是场人才争夺战。谁能搞到更多的人才，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在这一点上，魏国简直堪称无敌。

说到人才，魏国总被人诟病有眼无珠，导致像商鞅、张仪、范雎、尉缭、孙膑、公孙衍、乐毅、魏章等数不清的大才流失外国，还特别喜欢对魏国反戈一击……可以这么说，但凡是个能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战国人物，只要查查户口本，起码有一半都是魏国老乡。

但魏国人可能不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人才这种东西，人家从来都没缺过。

商鞅牛批吧？但他在秦国搞变法的所有主张，几乎就是全盘照抄了李悝+吴起改革魏国军政的作业。然后再把措施弄得激进点，秦国就脱胎换骨了……

你瞅瞅——ZZ上选贤任能，赏功罚过，废除特权，“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经济上 “尽地力”、“平籴法”，统一分配耕地，鼓励增加粮食生产；军事上建立职业化的常备军队，实行保甲制度，并通过免税和免费分配土地等手段提高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在思想文化上主张严刑峻法，将无功而食禄以及无业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瞅着眼熟就以为是商鞅变法的可就搞错了，这都是李悝和吴起在六十多年前就在魏国玩剩下的。

而且就算李悝没了、吴起跑了魏国也不愁没人用。乐羊、西门豹、翟璜、公叔痤、新垣衍、庞涓、魏无忌等在那个时代哪个不是响当当的、能让列国狂咽口水的大才？而且拿他们跟那些外流的魏国人才对比其实也没啥意义，因为决定他们之间的输赢的，往往不是才能，而是时势。

战国初始，其实列国都感觉春秋时候的老黄历得翻篇、不改不行了。可怎么改、什么时候改就成了难题，毕竟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活儿，动辄就关系到一国的兴衰存亡。也就是魏国家大业大，经得起折腾，所以魏文侯魏斯才敢于第一个下水吃了这只螃蟹。

有魏国在前边打样儿，而且打的基本都是明牌，列国才敢跟进。比如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燕国的乐毅改新，赵国也弄出个颇有点凑合事性质的胡服骑射……但所有这一系列变法中，说得上成功的只有头一百多年的魏国和后一百多年的秦国，这是为什么？

魏国除了有钱有人这俩优势外，另一个更大的本钱就是后发优势。具体说就是作为周天子最后一批册封的诸侯，魏国跟齐楚等老旧诸侯比起来，国内贵族的势力比较薄弱，也没那么保守僵化。所以国君的威望就比较高，说话一般都有人听，所以他才能顺利的启用李悝、吴起这样出身不太高的人才进行改革，而且阻力不大。相反到了齐楚等贵族传统异常顽固的老旧诸侯国，国君说话就没那么好使了，用人也没那么自由。尤其是一旦改革到了深水区，就必定会遭到疯狂的抵制和反噬。最终除了申不害外，吴起惨死，邹忌隐退，乐毅出走赵国，基本都没啥好下场。

其实魏国和秦国的变法者下场也没好哪去，甚至更惨，比如商鞅就被五马分尸。但魏秦两国的贵族毕竟实力没那么强，所以再怎么反扑也只能在私人恩怨的层面上取得一些成果，却根本无力动摇变法已经筑起的那栋坚固的大厦。而且他们之所以能取得部分的成功，根本原因还在于魏秦两国的国君对像吴起、商鞅这样在变法中取得超高成就和声望的功臣起了猜忌之心，早有了卸磨杀驴的想法，所以才会顺水推舟。但想要从根本上推翻变法取得成果，就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了。

魏国的变法分为内政和军事两个方面，前者李悝负责，后者吴起包打。内政改革当然很重要，但魏国靠着晋国的老本，本就不差钱。而一个政权的财政要是很宽裕的话，内政怎么折腾、祸害都大不到哪儿去。所以李悝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是锦上添花，也是让魏国的国力又上了一层楼而已。而真正让魏国脱胎换骨的，还是吴起，具体说就是有他创立的武卒制度。

战国之前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竞技活动，甚至称之为一场游戏也不为过。就拿在春秋时期影响最大的城濮之战为例，此战双方号称参战兵力超十万，实际上晋国出兵三万三，楚国四万出头，加起来不到八万人。看起来也挺唬人是吧？但那时候的战争看兵力没啥用，真正有用的是战车。

晋国这边出动的战车有700辆，楚国稍多，但也没多到哪儿去，双方加起来共有战车1500辆左右。每辆战车上配备甲士3人，所有这场仗其实就是这不到五千人打的，剩下那七万来号不说是拉拉队吧，其实也差不离。

为啥嘞？因为在战国之前虽然也号称全民皆兵，但因为阶级壁垒森严以及缺乏任何激励机制，导致各国临时征召的农民兵没有任何作战积极性，更谈不上任何战斗力。这么说吧，就算一个农民兵在战场上大发神威把对方的国君给干翻了，别说改变命运飞黄腾达了，很可能连一个铜板的赏赐都拿不到，遇到个不讲理的上司弄不好还得被治罪（不服的可以去看看郑国那个祝聃的悲惨命运）。所以人家为啥要替你玩命？在战场上吼两嗓子替自己这边助助威都属于觉悟高的，其他的就甭指望了。

所以那时候打仗，只能靠贵族。可贵族人数既少又金贵，就只能指望用战车这种“大杀器”提高其战斗力以及保命能力。开始还规定每辆战车都编制由70名低级贵族组成的披甲步卒予以保护，但贵族越打越少，最后都塞进战车充数去了，只好拿农民兵来填补，当然披甲的要求也就顺势取消了。仗一开打，名为保护的步卒肯定先溜为敬，就剩下战车相互对冲了。

对冲是对冲，但也未必会真打。为啥？因为那时候各国的贵族普遍联姻——这边的贵族正抡起长戈准备来记狠的，结果突然发现对面冲过来的是他三舅姥爷……这可咋整？这一戈要是抡下去了，回家媳妇还能让自己上炕不？

所以对大多数情况下的大多数人来说，战争更像是一种竞技运动，甚至是表演。像城濮之战这么重要的战役，晋军采用了正确的战术先猛攻位于右翼的陈、蔡等附庸国军队，后者自然顺势溜之大吉。而主力基本未损的楚军主力根本没有绝地反击的想法，一看有人跑了，马上也跟着跑。甚至连晋军也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欲望，还出现了一辆逃亡的楚军战车跑散了架，追击的晋军却未趁机捞军功，而是上前帮忙把车修好，然后挥挥手让楚军继续跑，然后自己继续追的奇葩场面。

而且严格遵守“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的战场追击规则（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一成语的出处），哪怕再使把劲就能毕全功于一役，也决不越雷池一步。

所以春秋打了三百年，也只能打出一个个霸主，就是不管怎么打，都打不出规模，也打不出重大杀伤，你怎么灭国？

但武卒的出现，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简单说，武卒就是后世府兵+募兵的混合兵役制度——兵是招募来的，不论出身，甚至奴隶都能报名，只要符合标准。啥标准呢？就是全副武装加负重急行军，一上午能跑出一百里地的就算合格。一旦入伍，就能免费分配到土地、房宅并在一定范围内免税。如果能立下军功，那么能获得的田宅数量以及免税的范畴也能相应的增加，还有爵位。这就使得武卒打仗，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打，那能不卖命吗？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魏武侯七年（前389年），秦惠公嬴仁发兵50万欲夺回河西。吴起特意摒弃经验丰富的武卒不用，专挑了5万没立过功、甚至大多没打过仗的士兵出战。结果这帮满脑子都是肥田美宅的新兵蛋子气势如虹，将十倍于己的敌人一波流带走，取得了阴晋大捷。不但轻轻松松保住了河西，还让秦国自此成了天下笑柄，所谓的“诸侯卑秦”就是因此战而始。

有了知道为何而战的武卒，魏国的战斗力开始断崖式领先列国——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年）魏国主动出击，不但一口气吞并了河西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还将秦国堵在了关中，八十年不得与中原交通；次年吴起攻灭中山国，相当于把赵、燕两大强国的脖子架在了自己的刀锋上；魏文侯四十六年（前400年）魏国联兵赵、韩与楚国展开决战并将其逐出中原；这还没完，魏武侯三年（前393年）魏国先打服了郑国，然后再次联合赵、韩攻入楚国腹地，差点把楚悼王给吓死，不得不重金贿赂秦、齐出兵，才迫退三晋。

魏击（魏武侯）咽不下这口气，回头就派吴起送给秦国一个痛彻骨髓的阴晋大败。他正打算继续去找齐国的晦气，结果自家后院着了火——小兄弟赵国内乱，魏击想趁机占点便宜，谁知却玩砸了，气急败坏想出兵大败赵军于兔台（今河南清丰），但也标志着三晋联盟的瓦解。

魏武侯十六年（前380年）齐国攻燕，燕国不敌跑来求救，魏击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再次合三晋之兵两次大败齐军，一口气打到了灵丘（今山东高唐），这才心满意足的收兵回家。

到了魏惠王五年（前364年）魏军又在仪台（今河南禹城）大败宋国。至此魏国周边所有的强国、大国统统被打了个遍，魏国的国力也达到了顶点。

从魏斯变法筑基，到魏击南征北战震慑天下，等到魏罃（魏惠王）接过接力棒时，魏国已经称霸中原长达百年。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魏罃称王并率领诸侯朝见周显王姬扁，史称逢泽之会，也成为了魏国最后的辉煌。

那为啥魏国的强大就中道崩殂了呢？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这厮给自己弄了个战国的身体，却保留了个春秋的脑袋——拳打四方脚踢八面的看似威风凛凛，其实还是春秋争霸的那套逻辑，就是把邻居们都打服、当上霸主就满足了。至于说扫平列国、一统天下什么的，估计从魏斯到魏罃的脑子里就从来没长出过这根弦。

而且作为列国中第一个吃螃蟹的，魏国的变法虽然很成功，但也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可就是因为太成功了，让魏国产生了路径依赖，逐渐形成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桎梏——反正就是毛病再多、再大，也不许说，更不许改。谁不服，就往死里弄你。

为什么魏国到了中后期人才大量流失，而且一旦去国离乡了都死命的报复魏国，就是这个原因。

继续以武卒为例。当列国还在玩贵族车战这种“绅士游戏”时，魏国的职业常备兵役制度无疑是断层式领先的，这才能几乎把所有的强邻都欺负得欲仙欲死。可当列国挨了打、涨了记性以后，也开始变法搞常备兵，武卒的优势就没那么明显了。而且魏国的武卒自始至终都始终保持着最多五万人的编制，为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为根本就养不起。

只要入选武卒，就能立刻获得百亩土地，并免除全家的田宅税和徭役。一旦立功，还能获得爵位、更多的土地和税赋减免。即便退役或是阵亡了，上述待遇仍然得以保留。这在极大的提振了武卒士气和战斗力的同时，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尤其是到了魏国称霸的中后期，名义上仍然养活着五万武卒，可实际上享受土地分配和免税待遇的家庭达到数十万户，，财政已经到了寅吃卯粮、难以维系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像这种少而精类型的军队，完全无法承受高烈度的战争，尤其是惨重的失败。像在桂陵、马陵之战中武卒近乎全军覆没后，魏国实际上已经没有财力重建这支军队了。即便有钱，由于老兵这种中坚力量的缺失，也使得重新训练的周期极其漫长且艰难，而且基本不可能。为啥？因为列国不会允许，也不会坐视魏国重新强大，所以根本没有机会。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中军制改革的核心思想几乎是全盘照搬了魏武卒，但在形式上又完全不同。

因为这位从魏国出走的秦国实际上的话事人，很清楚武卒真正的优势并非“常备”也不是超高的选拔标准，而是“军功爵”。同时为了避免像魏国那样被军功赏赐拖垮财政，他还非常猥琐的在秦国的军功爵制度中挖了一堆的大坑，等于是把几乎所有忠勇的秦军将士都给忽悠瘸了。

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就是“猥琐”。

我们都知道秦军斩敌军首级一颗便可赐爵一级，但很多人没注意到是，要达成赐爵这一目的，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叫“甲士”，另一个则是“盈论”。

甲士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你必须砍掉披甲的正规战兵甚至是军官的脑袋，才有资格赐爵。杀良冒功肯定不行，还得治罪；就算砍的是凑数的民兵、辅兵之类的也不行，必须是战兵。而盈论呢，举个例子来说明，好像更加简单明了。

秦军的基层编制是五人一伍，十人一什，五十人一屯，百人一卒……假设一个无爵的秦国小兵无比神勇，初次上阵就咔咔一顿乱杀。战后一统计，这牲口居然足足拿到了三颗合格的首级，理论上不但爵位可以从无到有还能连升三级。不过他光顾着自己杀得痛快，却没注意到同伍的四名战友全部阵亡——这样再一“盈论”下来，他取得的三颗首级的战功不但要全部被扣除掉，还倒欠了一个，按律就得治罪。

再假设这个小兵下一战又取得三记斩获，不但还了欠债，还晋爵两级成了“上造”，有资格担任什长了。但他面临的压力也更大了，因为再统计“盈论”，要算的就不是同伍的五人，而是同什的十人，“欠债”的风险直接翻倍。

要是他有机会担任屯长、百将等更高级的军官，风险还得继续翻倍。因此甭管秦国的军功爵制被吹嘘得多么天花乱坠，但一个普通人再怎么天赋异禀，能升到第五（大夫）或第六级（官大夫）爵位就是天花板，而且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因为秦法严苛且琐细，就算你能保证每仗下来“盈论”为正，但你能保证平常不随地吐痰、乱丢垃圾？想不被罚款或做苦役，那就拿爵位抵罪吧。

从商鞅变法推行军功爵制到秦亡的150年间，能白手起家并晋升到顶级爵位（第十六级的大良造）的唯有白起一人而已。而且还有争议——有资料显示他是秦武公长子的后裔，并非真正的平头百姓。

即便是在号称军功面前人人平等的秦国，有关系有背景的照样大有捷径可走，否则哪有蒙氏（蒙骜、蒙武、蒙恬）、王氏（王翦·、王贲、王离）这样祖孙三代都身居军中高位的可能？比如某个军中大将的公子入伍从小兵做起，当爹的将其安排在中军当亲兵，再找四个大内高手与其同伍，战时把最好的机会给他，身边的四个保镖非但不会拖后腿，没准还能分几个首级出来……这么一仗升个好几级，没几年就能子承父业了。

哪怕再公正严格的制度，对某些人也是不设防的，古今中外皆如此。

魏国因武卒而兴，又因武卒而衰。秦国在这个制度上打了一堆的补丁，让军队既保持了极高的士气和战斗力，还不至于拖垮财政……其实还是拖的。我们要是仔细研究一下战国时期的秦国战史，就会发现但凡他们打了场痛快淋漓的大胜仗后，总会莫名其妙的迎来一场大败或积累几场小败。典型如长平大胜后的邯郸之败——当时赵国的青壮男子几乎都死绝了，邯郸似乎唾手可得。可秦国出兵磨磨唧唧，决策犹犹豫豫，战术莫名其妙，主将换来换去，还一开始就把白起给撤了。最终遭到惨败，20万精锐尽丧。

对此，史书给出的理由是秦国君臣相疑、将相失和，而战国三大公子又出其不意的联手搞偷袭，才弄出来这么个结果。而我这个酷爱阴谋论的家伙一直怀疑一场长平之战下来，秦军中要赏钱赏地赏爵位的功臣没有十万八万也得有个一四七万。本就被这场漫长而又艰苦的战役耗费得快去当裤子了的秦昭襄王嬴稷，哪还有家底发赏？弄不好就得当场宣布破产。所以不如赶紧打场不大不小的败仗，让功臣们死一死，再靠盈论治罪一批，基本上财政差不多就能熬过这一关了。

当然打败仗也是有讲究的，总不能败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对此嬴稷还是比较有底的，毕竟还有个白起留着镇宅嘛。谁知老白这货倔得跟头驴似的，死活不接这个烂摊子，才导致秦军一败涂地，这也是为啥嬴稷非得要整死白起最重要的原因。

邯郸之败对秦国的影响相当于马陵之战之于魏国。但魏国经此一败便一蹶不振，秦国却在不到四十年后就风卷残云般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很重要。

其一是军制。魏武卒的素质确实强悍，单打独斗能把秦兵打出米田共来。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精兵太贵了，所以数量就上不去，每逢大战就得倾巢而出，相当于把鸡蛋都装进了一只筐子里去跟人家撞。一旦鸡飞蛋打，就家底精光，想重起炉灶基本没有可能性。

而秦国不一样。秦国是全民皆兵，临战抽调。因此即便像是长平之战那样的大战恶战，秦国拼到把河西地区15岁以上男子都拉到前线去了，哪怕又在后来的邯郸之战中死光了，影响也比魏国小得多。因为在秦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大量的可征发兵员，其中包括很多老兵，军队重建起来的难度跟魏国比起来就容易多了。

第二个就是战略方针非常对头。邯郸之战前，秦国热衷于四处出击，把六国几乎挨个揍了一遍，像三晋这种近水楼台的还不止一遍……胜仗倒是没少打，地盘也抢了不少，但一个大国也没灭掉，给人的感觉像是跟以前的魏国一样，志在争霸，而非横扫天下。

邯郸之败后，秦国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么要改变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似的乱打，一门心思的去灭国，此时的秦国有没有这个能力呢？答案是有的，长平之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秦国几乎只调动了河西地区的全部力量，就差点灭掉了赵国。而赵国，已经是当时六国中最能打、最能拿得出手的那一个了。

但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邯郸之败固然是因为秦国有些三心二意，但嬴稷要是真打起精神非灭了赵国不可，你信不信引来的可能就不止是魏、楚两国的援军了？

所以要灭一国很容易，但更容易引来多国的干涉和反噬。真要一打六被群殴，别说嬴稷了，换嬴政照样不好使。

所以秦国适时调整了战略，合纵连横闪亮登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列国合纵伐秦，简直是太符合秦国的心意了。

前文提过一嘴，齐国就是战国的带英，就是个妥妥的搅屎棍。典型如第三次五国合纵伐秦之战——齐湣王田地先是与嬴稷相约共称东、西二帝并同攻赵国，在引起公愤后立刻改弦易辙去帝号，与赵、燕、韩、魏四国组建反秦联盟，合纵攻秦。等四国联军都集合了，却左等右等也等不来半个齐国人。再去一打听，我擦！这厮竟趁各国兵马倾巢西出之机，先吞并了宋国，再南侵楚国，又西犯三晋，简直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

气爆了的联军原地转向，还拉上了老冤家秦国组成五国联军，以乐毅为将，合兵伐齐。

话说在整个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大多数联军就是笑话般的存在。甭管你能凑齐多少人马，基本都是内讧比外战更积极。典型如五次合纵伐秦，不是从头到尾搞成一场闹剧，就是战术成功战略失败。唯独五国伐齐之战是个例外，除了秦国看热闹不嫌事大，基本全程划水外，剩下四国那叫个众志成城、精诚团结，连破齐国七十余城，用势如破竹都不足以形容。

要不是天降猛人田单，齐国就真的噶了。

其实这也是六国最终被秦国各个击破，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的一个写照。

在数百年后的汉末三国，袁绍一度因身世高贵、兵多将广且小弟众多而被视为天下第一人。偏偏真正的英雄曹老板却对他不屑一顾：

“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后来罗贯中把曹老板的这个评语浓缩为“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进而广为流传——其实原封不动的拿过来送给战国时的山东六国，显然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