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山市农业农村局次日发布的声明冷静得像一份实验室报告——“依法无害化处理”“视频存在剪辑”，但这些铅字在九百条生命的挣扎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在三水区的一片空地上，九百只猫被推土机埋入泥土，这一画面经网络传播，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当这段视频在深夜冲上热搜时，无数人透过屏幕触摸到了某种冰凉的窒息感。

佛山市农业农村局次日发布的声明冷静得像一份实验室报告——“依法无害化处理”“视频存在剪辑”，但这些铅字在九百条生命的挣扎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有网友在评论区写道：“原来《动物防疫法》里的‘无害化’，是可以把呼吸着的生命直接换算成泥土重量的。”

截至3月14日，原视频已不可见。视频账号负责人向媒体坦言，视频内容并非近日的场景，而是拍摄于2024年12月前，旨在说明广佛地区常年存在杀死被查获的黑产动物问题。

志愿者阿琳回忆，铁笼中的猫仍在试图挣脱，有的身上佩戴着项圈，印有名字，有的爪痕深陷铁锈，成为最后的痕迹。

在舆论场中，支持者认为疫情防控和动物管理需要执行严格标准，以减少公共健康风险。而反对者则质疑，是否所有生命都应被简单归入“无害化处理”范畴，是否可以采用更人道的方式？

法律裂隙中生长的血色荆棘

这并不是孤立的悲剧。

在成都，一百六十只未经检疫的幼猫幼犬被困在物流盲盒，因缺氧而死亡。

根据《动物防疫法》第76条，未检疫动物可依法处置，以防范疫病传播。然而，如何在执行过程中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成为争议焦点。

中国政法大学的周教授指出：“法律授权无害化处理的前提是公共健康风险，但如何定义风险，以及处置手段的合理性，值得深入讨论。”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动物防疫政策更倾向于整体性管控。例如，日本在防疫策略中明确规定，除非涉及烈性传染病，否则流浪动物必须进入收容体系，由政府机构负责安置。而欧盟许多国家采用的是“捕捉—绝育—释放”（TNR）模式，通过控制繁殖减少流浪动物数量，而非单纯清理。

在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新的方式。例如，北京和上海设立了专门的动物收容中心，部分地区引入了社会化领养机制，试图在公共安全与动物权益之间寻求平衡。然而，从政策落地到执行，还需要更多讨论和资源投入。

在算盘与良知的钢丝上

在基层动检机构，处理流浪动物的成本直接影响决策方式。据业内人士透露，焚烧一只动物的成本约为87.6元，药物安乐死需52元，而机械填埋则不到1元。“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最便宜的方法往往成为默认选项。”某基层工作人员坦言。

这一现实不仅影响政府机构，也延伸至灰色产业链。一些地区出现将“无害化处理”动物出售给餐馆、皮草加工点的现象，进一步引发公众担忧。广州警方曾破获一起案件，某餐馆出售的“兔肉”经DNA检测，98%为猫肉。

这些案例暴露了流浪动物管理中存在的漏洞。

与此同时，社会上对流浪动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些人担忧流浪动物数量过多可能导致疫病传播和环境破坏，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粗暴处理方式不仅无法根治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如何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保障动物的基本权利，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流浪动物数量的增长，使得地方政府面临治理压力。在部分城市，捕猫人通过诱捕工具大规模捕捉流浪猫，一些未经检疫的宠物猫也被卷入其中。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已经形成。

从捕捉到运输，再到交易，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利益驱动。某些城市的城中村或郊区市场，成为非法交易的集中地。这些猫最终的去向，有的进入餐饮业，有的成为皮草制品的一部分，也有的被卖至实验室。

对此，法律的监管仍显不足。现行《动物防疫法》主要针对疫病防控，而非动物福利，导致一些企业和个人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从事非法交易。

在争议中寻找答案

尽管挑战重重，仍有积极的尝试在进行。

在台湾，自2017年实施“零扑杀”政策以来，收容所安乐死率大幅下降，同时配套措施如TNR（捕捉-绝育-释放）计划逐步推行，形成较为系统的管理模式。

国内部分城市也开始尝试建立更加规范的流浪动物管理体系。例如，上海市引入了动物救助基金，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流浪动物保护。广州市则设立了专门的动物保护小组，对流浪动物的捕捉、安置和绝育进行统一管理。

此外，一些高校和企业也开始关注动物保护议题，推动相关研究和立法建议。专家认为，要实现更广泛的改变，需要法律、政策和社会认知的共同推进。

回到佛山那个被填平的土坑，春雨过后，有野草从裂缝里钻出。九百只猫的死亡，像一面破碎的镜子，映照出这个时代的困惑与觉醒。

或许有人在某个尚未被水泥覆盖的角落，重新思考着“无害化”三个字的分量——毕竟，对待生命的方式，从来都是丈量文明的标尺。

而那些被泥土封印的猫爪印，终将在某个晨光微露的时刻，成为叩开新世界的裂痕。

查看下图海报，

来源：宠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