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这，正是维克多·哈加尼（Victor Haghani）和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在其新作《消失的亿万富翁》中试图揭示的核心困境，也是他们投资哲学的基石。

想象你面前有一枚硬币：60%概率正面朝上，如果盈亏金额与投注金额相等，你会押上多少身家？

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这看似简单的“投多少”问题，或许比预测市场涨跌更难回答。

而这，正是维克多·哈加尼（Victor Haghani）和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在其新作《消失的亿万富翁》中试图揭示的核心困境，也是他们投资哲学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维克多是现代金融史上传奇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创始成员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部市场认知进化史：从所罗门兄弟坚信“市场有效”的年轻交易员，到亲身经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崩盘和金融危机洗礼后，他开始坚信：市场是难以战胜的，而从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中难以获取稳定的回报。

随之他的投资方向经历了近乎180度转变——从激进的套利博弈，转向推崇低成本、多元化、无杠杆的全球股票配置。

维克多于2011年创立的埃尔姆财富（Elm Wealth），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平淡”却根基深厚的道路：用系统化的规则，管理长期的最优股票风险敞口。

这并非简单的被动指数复制，而是基于严谨金融理论的动态风险承担方式——让“投多少”的决策尽可能的免受情绪化影响。

“消失的亿万富翁”抛出一个发人深省的世纪之谜：那些百年前的巨富家族，原本只需简单跟随市场就可守住财富，为何却近乎集体“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答案直指长期财富管理的真正挑战：它关乎风险管理与支出决策，而如何明智地运用人力资本——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隐形资产”。正是这一挑战的关键组成部分。

正如詹姆斯提及的箴言：“你不想二次致富”。

在AI狂飙、利率起伏、噪声充斥耳膜的今天，维克多这位从华尔街最前线搏杀出来的市场“老兵”与拥有20年金融投研背景的詹姆斯所带来的，不仅是历经危机考验的智慧，更是对个人投资者如何明智承担风险、稳稳守住财富的清晰路线图。

通往财务自由的核心路径，始于最大化人力资本，并辅以合理投资来守护它。

7月，“聪明投资者”与维克多·哈加尼和詹姆斯·怀特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他们携新作《消失的亿万富翁》分享了从市场有效性迷思、投资哲学巨变到人力资本管理、长期财富守则的真知灼见。

这些源自研究“消失”之谜的洞见，或许能帮助你更清晰地回答那枚硬币带来的问题——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明智地承担风险，并稳稳地守住你的财富版图。

以下是聪明投资者（ID:Capital-nature）这次访谈的对话全文，分享给大家。

从非理性行为中稳定获利极其困难

聪明投资者 你最早在所罗门兄弟从事债券交易和套利研究。回头来看，那段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市场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性”？

维克多·哈加尼 我在大学主修的是金融与经济学，毕业后加入了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在我工作的头几年，关于市场是否有效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深入思考过。

不过回想1980年代初的金融教育，课堂上教的主流思想基本都围绕着市场是有效的。所以在我的观念里，当时默认市场大体上是有效的。在所罗门做研究期间，我做的那些分析工作，也没有让我觉得市场存在明显的无效性。

几年后，我被邀请加入负责管理所罗门兄弟自有的交易部门。这个交易部门成立的前提就是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或者说不够有效，所以一家像所罗门兄弟这样的公司，才能运用自有资本，以相对较低的风险从中获利。

但即便如此，我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市场是相当有效的。只不过可能存在一些非常狭小的利基，那些拥有特殊条件比如像所罗门这样拥有获取资本和进入金融市场渠道的机构，或许能利用市场无效性或市场分割性来获利。

贯穿那个时期直到今天，我始终坚信一点：市场是很难被战胜的。

我总体的感觉一直是，市场上聪明人太多了。即便存在无效性，大部分也源于市场分割，比如某类公司由于一些限制无法直接做某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效果较差的方案，这时他们会需要有人来帮助实现目标，你就可以从中获利。

我对有效市场理论的信念，是随着时间起起伏伏的。

1980年代末的日本市场、1999-2000年左右的全球市场，乃至最近这四五年，我确实目睹了太多散户和普通投资者疯狂（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这实实在在地冲击了我原有的部分信念，让我开始重新审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某些观点。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想从这种非理性行为中稳定获利是极其困难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司，比如城堡投资（Citadel）、德劭DE Shaw、简街（Jane Street）等顶尖对冲基金，确实能通过在市场中博弈获得非常稳定的利润。但请注意，它们能做到这点，是投入了巨量的人力和金融资本才实现的。

聪明投资者 回顾从所罗门兄弟、LTCM到Elm的职业生涯，你的投资风格似乎经历了一次从激进走向克制的转变。这种变化背后，真正让你动摇原来方式的关键时刻是什么？

维克多·哈加尼 我的想法确实在很多事情上发生了改变。

1998 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亏损，让我重新评估了通过杠杆进行相对价值、套利等活动所带来的风险与回报。

这也让我开始质疑对冲基金这种独立资本池的基本商业模式，即依靠银行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杠杆化头寸。

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2007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坚定了我对集中持仓和使用杠杆存在危险性的看法。

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我的投资理念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我曾认为，原来的方式对成熟投资者来说是不错的选择。过去我试图跑赢市场，投资于对冲基金、私募股权、信贷等不同的领域。

大概在2006或2007年的某个时候，我真正意识到，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即便他们像我一样在金融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大量投资于另类资产也并不合理。

更合理的做法是参与全球股票市场，构建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追求低成本税收效率并且不要使用杠杆。

如今对冲基金行业的规模已经到达6万亿美元，而1998年我改变想法的时候，它们的规模还不到1万亿美元，行业的发展、资产规模的增长，让我不禁自问：我改变想法到底是对是错？

但我对自己的转变感到很坦然。尽管25年来，投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等一直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这并不足以让我改变想法，因为这段时间还不够长。

我认为，很难评估这些私募投资的回报，因为这些资产缺乏流动性、不按市价计价，其股权敞口可能很难看清。

而对于对冲基金，可能存在一种尾部风险：如果股市下跌 50%，发生金融危机，所有对冲基金都可能破产。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但这种风险是可能存在的。

总之，我确实改变了去跑赢市场的想法，至少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是这样。

没有比指数投资更好的简单替代方案

聪明投资者 创办Elm Partners时，你选择了一个看似不太“惊艳”的方向，用规则来管理长期配置而不是试图预测市场。你当时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维克多·哈加尼 我们创立Elm时，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投资组合中以最稳妥的方式控制持有相当比例的股票风险，同时不必主观判断何时退出市场、减仓或加仓。

一方面，在亲身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股市泡沫后，我意识到虽然指数基金是投资股票的好方式，但盲目追随全球股市的市值来配置资产让我很不放心。

比如，如果日本股市占全球股市的60%，就把60%的股票资产投到日本股市，这让我感觉很不妥。

所以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考量不同股市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1999-2000年的情况是，整个全球股票市场提供的回报率相对于投资更安全的资产（如通胀保值债券）而言非常低。我认为持有的股票总量应该由股票相对安全资产的长期预期回报决定。

同时，还要考虑市场风险，如果市场风险很高，在预期超额回报一定的情况下，就应该少持有股票，反之则多持有。

但个人很难做到这一点，需要整理数据、获取收益信息、测算预期回报，还要调整投资组合。所以Elm的设立，是为了提供一种系统化的投资方式。

聪明投资者 很多人提到指数投资时，会联想到完全被动、机械复制。你们所实践的方式，更像是一种有策略、有判断的“增强式投资”。你会怎么跟第一次听说这种策略的人介绍它？

詹姆斯·怀特 我可能不会用“有判断”来描述这种方式，这听起来像是人们在投资过程中会对市场和持仓做出个人判断。

我更愿意说它是 “基于理念” 的。我们试图制定一种符合良好决策理论的投资策略。

指数投资背后的理论是在前瞻性的基础上，从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来看，市场投资组合在未来应该是最优的，而不只是历史上的某个时期。

如果你想拥有最优投资组合、获得最佳风险调整回报，就应该持有市场投资组合，这也是大多数指数基金努力做到的。

如果你决定配置中国股票，然后选择配置中国市场的指数，你还需要决定配置多少。很多人的做法是选一个比例，比如把80%的资金投入股票指数，剩下20%投入现金、债券等低风险资产。

但问题是，虽然有理论支持持有指数是最优的，但没有理论能证明对市场进行固定比例配置是最优的，没有理论说股票占比固定在80%、70%或其他比例是最好的。

相反，几乎所有优秀的金融理论都认为，承担的市场风险比例不应该是固定的，而应该变化，特别是应该与风险溢价成正比。风险溢价是指持有股票市场相比安全资产所获得的额外回报。你承担的股票风险或市场风险应该与风险溢价成正比，与市场风险水平成反比。

我们在Elm所做的，就是运用金融理论中的这条机械规则。在指数投资中，这条规则是持有整个市场。在决定持有多少市场份额时，规则是与风险溢价成正比、与方差成反比。

聪明投资者 在Elm的实践中，你们运用了像Kelly准则这类更偏概率的思维方式，帮助投资者决定“该投多少，而不是投什么”。这个想法最初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哪次经历让你特别感受到它的重要？

维克多·哈加尼 关于风险承担和赌注规模的想法和见解已经存在多年。经济学家常说，人们不应只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而应追求风险调整后的预期回报最大化，或者说预期效用最大化，其实也就是风险调整后的回报。

这种想法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丹尼尔·伯努利，但它并没有被真正融入金融实践。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像罗伯特·默顿这样的学者重新探讨并拓展了这些规则，但这些理念在实际的金融行业中并没有得到普及，我在上大学和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都没有接触过。

我和詹姆斯都意识到，这里存在一个空白：我们经常思考这些问题，其他人却不怎么想，那些比较流行的金融书籍几乎从不讨论这些。

我们做了些研究，想弄清楚人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些理念，还是只是没受过相关训练但凭直觉在实践。结果发现，人们不仅不了解，也没有凭直觉去实践。

比如我们做的抛硬币实验，给人们一些钱，让他们押注一枚有60%概率正面朝上的硬币，结果发现他们在赌注规模的选择上没有合理且一致的方法。

所以，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让我们意识到这些理念非常重要，但无论是个人投资还是行业实践中，都没人传授或讨论这些。

聪明投资者 有不少人会担心，这样的策略是否足够灵活，特别是在市场剧烈波动、发生极端事件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类“规则系统”的适应能力？它需要什么样的心态或机制来长期坚持？

詹姆斯·怀特 我从两方面来回答。

第一，我们的策略与大多数人的做法有些不同。大多数人会先确定一个股票配置比例，比如 80%，然后当市场有变动时，就凭直觉调整。

但事实证明，大多数人这样做效果很差。市场下跌时，很多人会在底部割肉，市场回升时又在顶部追高，如此反复，导致大量财富缩水。

而基于规则的策略，正如我们所说，其作用之一就是足够灵活，能满足人们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的心理需求。理论上，随着风险溢价和风险水平的变化，投资者的风险敞口和持仓也应该变化。

但人们往往会情绪化操作，而基于规则的系统会以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做出反应，通常能带来更好的风险调整回报，不像情绪化投资那样适得其反，所以这个框架能实现动态资产配置，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

第二，可以把我们的策略看作是一个更广泛框架和原则的具体实施，人们可以根据自己获取的信息质量，灵活调整策略。

我们有自己预测市场风险溢价的方法，它基于公开信息，很稳健。但如果有人有自己对风险溢价的预测，并且能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预测，而不是我们的计算方法，这仍然符合我们的框架。

但不管怎样，这个框架是通用的，我们的策略只是其中一种实施方式。

聪明投资者 如今指数投资已成为主流趋势之一，但也有观点认为，它可能正在“压平”市场定价的弹性，减少了估值修复、市场失效被发现的可能性。你怎么看这种担忧？这是否意味着指数增强策略的有效性空间也在收缩？

维克多·哈加尼 很多主动型基金经理会批评指数投资，我们经常听到关于指数投资的成本及其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的讨论。

首先，随着越来越多人转向指数投资，市场交易可能会减少，因为一旦投资了市值加权指数基金，就几乎不需要频繁交易股票了。

这相当于把一些原本交易活跃的投资者转入指数基金，可能会降低价格弹性。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进行交易，对市场的影响会更大，因为愿意做对手盘的人更少了。

有人认为这是指数投资的弊端，但实际上，这可能让价格调整更迅速。如果有人知道合理的价格，市场能更快地趋向这个价格，因为价格弹性低了。

总的来说，过去15年里，我们听到的很多对指数投资的批评都是不合逻辑、缺乏实证支持的，或者是针对那些构建不合理的指数基金，比如只跟踪100只甚至500只股票的指数基金，这些都不是优质的指数基金，我们认为好的指数基金应该覆盖市场上所有的股票。

像简街（Jane street）、城堡投资（Citadel）这样的交易公司比指数基金做得更好，它们通过技术（量化交易）确实能跑赢市场，但普通人很难参与其中。

对我们来说，在持有股票组合方面，没有比指数基金更好的简单替代方案了。

长期财务决策需重视人力资本，动态审视支出计划

聪明投资者 早在2013年，你在TEDx演讲中就提出“亿万富翁都去哪儿了”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一主题的缘起是什么？

维克多·哈加尼 我实在记不清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了，但基本的思路是这样的：125年前的1900年，美国有4000位百万富翁，这是从人口普查数据和对镀金时代的历史研究中得知的。

当时很多家庭甚至拥有5000万或1亿美元的财富。如果这些家庭能以与标普500指数相匹配的方式进行投资，不需要跑赢指数，每年花掉财富的2%并缴税，按照正常的生育速度，且子女不和其他富裕家庭联姻，那么如今应该会有很多亿万富翁家庭。

但事实是，如今美国的亿万富翁都是近些年才积累起财富的，那些早期的富裕家庭并没有保住本应保住的财富。

即便放宽这些假设（比如有些家庭没跟上股市的步伐、没有那么多后代或子女与其他富裕家庭结婚），也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留存下来，可实际上并没有。

这强烈表明，长期做出良好的财务决策非常困难，也促使我们研究人们在长期稳健财务决策中遇到的问题。

当时的投资环境很好，所以这与投资环境无关，问题出在风险管理和支出决策上。这启发我们研究长期做好财务决策的难点以及解决办法。

我们并不是为如今没有更多的亿万富翁而惋惜，也许这是件好事。

聪明投资者 书中用抛硬币实验开篇，引导大家思考风险和下注的关系，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方式来打开复杂话题？

詹姆斯·怀特 我们认为抛硬币是个很好的隐喻，能类比投资市场中人们面临的决策。

我们想教人们了解投资市场，但现实的投资市场太复杂了，同时存在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的问题，还有回报分布未知等难题。现实投资市场的复杂性让人很难形成对市场运作和思考方式的直觉。

我们想简化问题，让人们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理解风险承担和最优投资策略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书中，我们先从抛硬币入手，建立相关直觉，再推广到现实投资市场中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如果你投资股票市场，其回报分布惊人地类似于一系列抛硬币的结果，所以用抛硬币来切入很合适。

聪明投资者 书中讨论了年轻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这部分资产往往很难量化也容易被忽视，你建议他们从哪里开始认识、利用和保护这份“看不见的资本”？

维克多·哈加尼 我认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关注自己的人力资本。首先，他们应该致力于最大化风险调整后的人力资本。

我们在书中提到的框架是人们应该用来思考职业选择的框架。不一定要选择预期人力资本最高的职业，而应选择风险调整后人力资本最高的，同时还要考虑自身能力、偏好、热情等因素。

但他们也要知道，不同职业对预期人力资本进行风险调整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首先要认真思考自己的人力资本。

然后当涉及到投资时，他们会有一定的储蓄和偏好。金融理论和实践在这里可能存在一点分歧，纯金融理论认为，年轻时如果预期未来收入高，就应该借钱多消费。

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很有意义。不是说年轻人要过度储蓄，但也不应该为了早年多消费而借钱让自己陷入债务。

人力资本是有风险的，即使看似稳定的工作也有风险。考虑到这些风险，依赖未实现的人力资本大量消费、透支未来，并不是个好主意。

所以在投资方面，要认识到人力资本的存在，但不要疯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虽然我银行账户只有10万美元，但我的人力资本值500万美元，就应该买500万美元的股票，用高杠杆去投资，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借贷成本也很高。我们对此应该更加谨慎和保守。

聪明投资者 很多人在制定投资或消费计划时，都期待“一劳永逸”，但现实往往变化更快。你建议大家应该多久重新审视一次自己的计划？在你看来，哪些变化是值得触发调整的信号？

詹姆斯·怀特 在投资方面，人们希望 “一劳永逸” 的想法其实会带来问题。

我们知道人们生活忙碌，要工作、照顾家庭，很难一直关注投资。但如果固定一个风险水平不变，是行不通的，因为随着市场变化，人们会觉得应该调整投资和风险水平。

在支出方面，建议至少每年审视一次，看看支出率与财富和收入的关系。

在一些重大生活事件时，值得花费更多时间审视自己的支出计划，比如工作变动导致收入大幅增减、有了孩子（这通常会极大影响支出和生活决策）、退休前 5 年左右以及退休时，这些都是重要的里程碑。

面对多元风险，投资原则应立足风险承担本质

聪明投资者 现在的环境变化很快：利率、通胀、科技，还有各种突发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觉得投资的哪些基本原则依然成立？又有哪些需要调整或更新？

詹姆斯·怀特 不只是现在，我们一直都面临着快速的环境变化。

回顾过去150年，几乎每个时期都有重大事件发生，包括技术、通胀方面和全球经济体系变化，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中国工业化、互联网以及现在的人工智能等，总有重大变革在发生。

任何最基本的投资原则都不能过于适应特定环境，因为事物总是在快速发展和变化。

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制定投资规则和策略时，尽量不依赖市场历史。很多人从过去的回报和市场历史中总结规则，但风险在于我们不断进到入新的投资格局和环境中。

对我们来说，基本规则是不参考具体市场历史就能得出的，比如承担的风险应该与风险溢价成正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抛硬币推理到市场，因为我们不是从特定市场环境或回报数据出发，而是基于风险承担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本质上更为基本。

聪明投资者 我们也看到像AI这样的技术正在快速改变世界，甚至可能影响生产力、行业结构乃至资产表现。在你看来，这会改变未来投资策略的底层逻辑吗？

维克多·哈加尼 每个人都在关注人工智能，人们最关心的一个是人工智能是否会让企业盈利增长更快，让股票（尤其是某些股票）更值得投资；另一个是担心10到15年后，发达国家至少会出现30%的结构性失业率，导致整个体系崩溃和金融灾难。

我和詹姆斯不是人工智能专家，我们是经济学家，会关注专家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也和其他人一样使用相关工具。

我们能看到人工智能是强大的新技术，但很难说它是否比工业革命以来的任何技术都更具变革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飞跃，如今生产力增长在过去几十年有所放缓。

但真正需要考虑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中。可能存在巨大的增长机会，但要抓住这些机会需要投入巨额资本。

我们认为，目前市场竞争足够激烈，人工智能会是重要技术，能极大提高生产力。但长期来看，不太可能显著改变企业盈利增长和股票回报的整体格局。

当然，这可能是错的，但这是我们的核心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常把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等同于良好的股票回报，但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和慢的国家，股票回报差别不大，甚至有些增长慢的经济体，股市回报更高。

在过去125年里，美国在商业和技术发展等方面表现卓越，股市也有非常好的表现，但美国企业的实际盈利每年仅增长2%，所以人们或许不应在未考虑这一历史情况的前提下对未来过度乐观。

如果人工智能等技术不能带来出色的企业收益增长，股票的预期回报就只是盈利收益率，目前美国股票的收益率是3.5%，这并不高。

财富积累靠人力资本，合理投资重在守护财富

聪明投资者 很多人在投资时，会选择分批进场，希望“以防万一”。而你们曾指出“一步到位”可能是更好的做法。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有没有例外？

詹姆斯·怀特 我们认为，从数学角度看，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厌恶风险，想优化风险调整回报且有一个投资目标，那么直接达到目标配置能实现风险调整回报的最大化。

这一点没有争议，但这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都推荐这么做。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在一天内对他们的投资进行大幅调整，基本上在心理层面是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有人大部分财富都是现金，他们想配置80%到股票，但认为这是个二元选择（要么全投要么不投），这是个糟糕的选择，因为永远找不到 “感觉对” 的那一天，结果可能多年都持有现金，离目标配置越来越远。

所以，虽然理论上直接达到目标是最优化的选择，但对很多人来说，心理上难以接受。这时候，平均投入法更可行，比如在3个月内，每周投入目标的1/12。这虽然不是最优，但比永远不行动好得多。

英语中有句谚语 “追求极致有时是变好的敌人”（Sometimes 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good），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短期内平均投入能消除行动的心理障碍，而且这仅是一点点次优化的选择，所以我们经常推荐这种方法。

聪明投资者 如果用一句话送给正在开始理财，或者开始思考长期财务自由的人，最想分享的是什么？

维克多·哈加尼 可以分两部分来回答。一部分是比较通用的人生建议，尤其是关于职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提升的；另一部分更直接回答长期财务独立的建议。

我猜我和詹姆斯在长期财务独立的建议上会完全一致，所以让他来回答这个，我来说说在事业和人生旅程中给人们的建议。

我建议人们努力融入一个能从中学习的群体，和有能力、聪明、正直、善良的朋友和同事相处。

生活中对你帮助最大的是身边的人，包括朋友圈和同事圈。要勇于和比自己更有能力、更聪明、更成功的人交朋友，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交流。

为此，你需要开放、尊重、善良、乐于付出，不能只索取，要有来有往。

我认为，生活中成长和找到意义的最佳途径，就是拥有一个能不断学习、交流思想、帮助自己保持开放心态的人际网络。

詹姆斯·怀特 我们常说，你不想二次致富（You don't want to get rich twice）。有些人在变得富有后，又失去了一切，然后再次努力变得富有。这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大概不是多数人想要的，大家更希望变得富有，然后守住财富。

尤其是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似乎认为投资是致富和实现财务独立的方式，但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容易误导人。

从广泛的预期来看，在扣除通胀、生活成本并经风险调整后，投资的回报其实很低，不足以让人从贫穷变得富有，实现财务独立。

好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守住财富，而致富、实现财务独立主要靠人力资本，即通过高薪的工作或成功的创业。靠投资致富往往需要承担巨大风险，而这些投资的风险调整回报其实很差。

所以，实现财务独立首先要靠人力资本，然后通过合理投资守住财富。

来源：聪明投资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