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人都管他叫老杨头，住在我家隔壁的那栋褪色的小二层楼房里。那房子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村里第一批砖混结构的房子，当年可是风光得很。

村里人都管他叫老杨头，住在我家隔壁的那栋褪色的小二层楼房里。那房子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村里第一批砖混结构的房子，当年可是风光得很。

如今那房子的白墙已经泛黄，墙角爬满了青苔，雨天墙根渗水，院里的石榴树倒是长得茂盛，每年都结满红果子，可惜没人摘，最后都烂在枝头，引来一群麻雀叽叽喳喳。

老杨头瘫痪在床已经十五年了。那年他六十出头，在县城打零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受伤，从此下肢瘫痪。他儿女在外地，听说当年也来看过，但很快就走了，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我是村里的小卖部老板，店开在村口。老杨头生病前常来买烟，一次能买一条，日子过得算阔绰。他瘫痪后，村里几个老伙计轮流照顾他，我也时常帮着送些日用品过去。最近几年，那几个老伙计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现在基本就剩我和村里的卫生员小李经常去看他。

昨天是老杨头七十八岁生日。

我带了两个卤鸡腿和半斤散装白酒去看他。推开院门，石榴树下堆着几个破纸箱，里面塞满了空药瓶和输液袋。瘸腿的老黄狗趴在门口打盹，见了我也只抬了抬眼皮，没精神地摇了两下尾巴。

“老杨头，吃饭了没？”我提着东西进屋，习惯性地问候。

屋里有股淡淡的中药味，混合着老人特有的那种气息。老杨头靠在床头，正对着窗外发呆。窗台上摆着几个花盆，里面种的是仙人掌，大概是因为好养活。

“王老板来了。”老杨头扭头看我，脸上挤出笑容，“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其实我几乎每周都来，但他总是这么问，好像每次见面都很意外似的。

“今天是你生日，我记得呢。”我把东西放在他床头那张掉漆的小桌上。桌上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正播着戏曲，声音很小，像是怕打扰谁似的。

“哪还记得这些。”老杨头摆摆手，目光落在那两个鸡腿上，“花钱干啥，我又吃不了多少。”

嘴上这么说，但我看到他的手已经伸向了鸡腿。

我帮他倒了半杯酒，小杯子是从我店里拿来的，印着早已倒闭的某个饮料品牌的标志，杯沿有个小缺口。

“小口小口喝，别急。”我一边说，一边翻找酱油，想让他就着吃鸡腿。

屋里的家具都很旧，电视是老式的大屁股电视，黑白的，已经几年不开了，上面摆满了药盒和一个2010年的台历。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是老杨头一家四口的合影，背景是县城的公园，那时候的他满头黑发，笑得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吃饭时，老杨头突然问我：“王老板，你说我这样躺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时候门外传来”嘎吱”一声，原来是院门被风吹开了，老黄狗冲着外面叫了两声。

“那狗也快不行了，”老杨头望着门外，“跟了我十二年了。”

我起身去关门，顺便摸了摸老黄狗的头。它的毛已经很稀疏了，露出皮肤上的黑斑。

回屋后，老杨头突然说：“我想让你帮个忙。”

床下有个木箱，老杨头指挥我拿出来。那是个老式的樟木箱，有点沉，上面落了层灰。

“打开看看。”他示意我。

箱子里全是装订好的笔记本，大概有二十多本，从最早的硬皮作业本到后来的活页夹，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

“这是…?”

“日记，从我四十岁开始写的，一直写到瘫痪后没法写动为止。”老杨头用手指着最上面的一本，“拿出来看看。”

我拿出那本日记，封面写着”2010年”。这是他瘫痪后的最后一年日记，字迹已经有些歪歪扭扭，看得出写得很吃力。

“我想把这些送给我儿子，你能帮我找到他吗？”老杨头望着我，眼神里有种近乎哀求的东西。

我翻开日记，随意看了几页。

“5月12日，儿子来电话，说工作太忙，今年可能不回来了。没关系，他有自己的生活。昨天腿又疼了，吃了药也不管用，半夜醒了三次…”

“6月18日，今天腿特别疼，王老板送来了止疼药。村里修路，灰尘很大，窗户都不敢开。电视又坏了，一个人躺着，时间真慢…”

我翻到7月的某一页，看到这样一段：

“儿子一家去三亚度假了，给我发了照片。孙子长高了，都快认不出来了。他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不想告诉他们我住院的事，怕他们担心，反正我自己能挺过去。”

接着往后翻，8月的一页写道：

“发高烧三天了，可能是感染了。小李帮我打了针，烧退了一点。做了个梦，梦见儿子一家回来看我，孙子叫我’爷爷’，好亲切。醒来后屋子太安静了，只有收音机里在放戏。”

最后几页字迹越来越潦草，几乎难以辨认：

“今天是女儿的生日，给她打电话，说是换号了。找人帮我查了新号码，打过去，是个陌生男人接的，说没有这个人…”

“冬天到了，屋里太冷，手指僵硬，写不动了…”

最后一页只有简短的一行字：“如果有来生，我还是会这样爱你们。”

我放下日记本，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老杨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等我的反应。

“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我问。

“杨建国，在省城一家建筑公司上班，至少十五年前是这样。”老杨头停顿了一下，“女儿叫杨丽，嫁到了南方，具体哪里我也不清楚了。”

我答应他会尽力打听，但心里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回家后，我翻看了老杨头借我看的几本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他平凡的一生：年轻时当过兵，转业后在县供销社工作，后来下岗，靠做小生意和打零工为生。他的妻子在十年前因病去世，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

最让我震撼的是，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日记里，记录了无数他对儿女的牵挂和爱：

“儿子大学毕业了，全村就他一个大学生，我骄傲得很，多喝了两杯，结果醉倒在村口…”

“女儿找到工作了，在城里一家外企，工资比我一年收入还高。我这辈子就是为了这一天啊…”

“给儿子付了首付，我这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他了，但值得。看到他在城里安家，我就放心了…”

更让我意外的是，老杨头瘫痪后的日记里，几乎没有一句对儿女的抱怨，即使是他们渐渐疏远，最后消失在他的生活中。相反，他记录的都是他们的”借口”：工作忙、孩子上学、没假期、机票贵…仿佛在替他们圆自己的谎。

最让我心酸的是2009年的一页：

“今天收到儿子寄来的钱，2000元。信上说工作调动，可能要换号码，暂时联系不上。我数了三遍，确实是2000元，够我吃药一阵子了。儿子有心了，我很满足。”

而在同一天的下半页，他记录了另一件事：

“下午去取钱交电费，才知道卡上的2万元不见了。银行说是昨天在省城取走的。应该是儿子用了吧，他一定是急需钱周转。没关系，等他缓过来会还的。”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老杨头的日记本去找村委会的小刘，他是个电脑高手，在网上什么都能查到。

“杨建国？”小刘敲了半天键盘，“省城建筑公司的？太多了，光同名的就有几十个。”

我把老杨头儿子的其他信息也告诉了他。小刘又查了一阵，摇摇头：“信息太少了，而且太久远了。不过…”他突然眼睛一亮，“等等，我试试查’杨丽’，女儿可能好找些。”

几番搜索后，小刘指着屏幕说：“你看这个。”

那是一则十年前的新闻，说的是一个叫杨丽的女子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的事，丈夫是共犯，两人一起被判了刑。新闻上的照片模糊，但从年龄和籍贯来看，很可能就是老杨头的女儿。

“这下麻烦了，”小刘说，“如果是她，现在可能还在服刑。”

我们又查了查杨建国，最后在一个老同学论坛上找到了线索。有人提到一个杨建国，曾经在省城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后来因为赌博欠下巨款，被人追债，不得不带着家人改名换姓，躲到了外地。

“所以这就是他们不敢联系父亲的原因？”我自言自语。

小刘看着我：“你打算怎么告诉老杨头？”

我拿着日记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老杨头家。他似乎一直在等我，见我进门，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找到了吗？”他急切地问。

我把日记本放在床头，犹豫了一下，说：“还在找，有些线索，但不确定。”

老杨头眼中的光暗了下去，但他很快又笑了：“没关系，慢慢找。反正我也不急，都等了这么多年了。”

我在床边坐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屋外传来自行车铃声，是村医小李来了。

小李进门，熟练地给老杨头量血压、喂药。老杨头问他：“小李啊，你说我还能活多久？”

小李笑着说：“您身体底子好，再活个十年八年的没问题。”

“那可不行，”老杨头认真地说，“我得等儿子回来，把这些日记给他，然后就可以走了。”

小李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老杨头突然说：“王老板，我跟你说个事。”

他示意我凑近点，声音压得很低：“我做了个梦，梦见儿子回来了，站在我床前，叫我’爸’，声音还是小时候那样。我想摸摸他的脸，可是手抬不起来…”

老杨头的眼角湿了，他用袖子擦了擦：“你说这是不是预示着他快回来了？”

我不忍心打破他的期望，只能点点头。

小李给老杨头打完针，我们一起出了门。院子里，小李悄悄告诉我：“老杨头的情况不太好，肾功能在衰退，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