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西北总工会驻河西办事处驻在彩林，就是我们从延安回来时，我和孙谦睡过钢丝床的那个村子。村里驻有部队和地方的好几个后方机关。工会办事处是个最小的单位，主任、副主任、干事、公务员总共只有四个人。我来以后，他们没有说什么客套话，而是开玩笑说："这下咱们可算凑成巴掌大
为工人们唱赞歌
晋西北总工会驻河西办事处驻在彩林，就是我们从延安回来时，我和孙谦睡过钢丝床的那个村子。村里驻有部队和地方的好几个后方机关。工会办事处是个最小的单位，主任、副主任、干事、公务员总共只有四个人。我来以后，他们没有说什么客套话，而是开玩笑说："这下咱们可算凑成巴掌大的一个机关了！"我来的第二天，正好是春节，家家门口贴上了红对联，院里街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战争时期不准放鞭炮，但也颇有一点过大年的气氛。各机关放假三天，改善生活。工会办事处人员太少，没有另起伙食，而是随行署后方留守处吃饭。每顿都是由公务员打回来吃。他们几位都喜欢喝二两，可那时行署禁止蒸酒，为的是节约粮食。白酒根本买不到，于是就从老乡家里买稠酒喝。据说陕北农民每逢过大年，差不多的人家都要用软黄米酿制稠酒，像稀粥一样，香甜可口，度数不高，但喝多了一样醉人。放假期间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我们除了吃饭喝酒就是打扑克闲聊天。在闲聊中，我对他们几位的情况，以及工作范围才多少有了一点儿了解。
工会河西办事处，活动范围是散居在黄河西岸的十多个公营工厂，其中有属于部队的，也有属于地方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帮助各工厂工会健全组织开展工作。办事处主任赵华清，原是太原兵工厂工人；副主任郎觉民，原是同蒲铁路火车司机。他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中年人，都是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领一些工友参加了新成立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改为工卫旅），与日寇进行武装斗争。干事刘寿之，年龄比我大几岁，他原是同蒲铁路火车司炉，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工卫队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工人出身的工会干部，而我则纯粹是个外行，不要说做工会工作，就连工厂的大门也没有进去过。本来在亚马派我们的时候，我也很想到农村去，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好容易有了个落脚点，也就不好再挑三拣四了。在聊天中，我才知道文联所以派人来，是工会向亚马提出来的，希望能派一名文艺人才，帮助工厂开展文娱活动，写一写工人们为抗日拼命生产的情景。看来他们对我抱有很大希望，我不能不感到诚惶诚恐。我当即把自己的经历、水平以及担心都讲了，但他们以为我是讲客套话。他们只是说："不熟悉工厂，不了解工人，这好办，只要多下去走走就成，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再见是好朋友。"
过了春节不几天，我就随着老郎去工厂活动。他大概是想让我先了解一下总的情况，故没有在一处蹲点，而是一个厂子一个厂子走马观花。什么纺织、被服、化工、造纸、印刷、军火等工厂都走到了。军火厂设在黄河岸边佳县勃牛沟，除了铸造手榴弹、地雷，修配损坏了的步枪、轻机枪之外，还可制造枪榴弹。厂里有几部车床，都安装在一个大山洞里，动力是一台蒸汽锅炉。据说这台锅炉是从交城横尖镇被日寇烧毁了的旧火柴厂拆卸下来，动员了百十号民工，翻山越岭抬运来的。全厂有近二百名职工，是晋绥最大的一座工厂。最小的化工厂只有二三十名职工，主要是用大铁锅、木模型熬制肥皂。其他工厂倒也有一些机械设备，不过都没有动力，主要靠人力脚踏手摇，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算不上工厂，只算是一些半洋半土的小作坊。不过生产的却是当时根据地生活、战斗急需的物资。那些机器，据说大都是太原沦陷前夕，工人武装自卫队带出来的。大部分工人也是从部队中抽调来的，其中不少人抗战前就是有一技之长的老工人，另外一些是地方上的能工巧匠。他们到工厂来，并不是为了赚钱，同样也是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们和部队、机关一样，生活也是供给制，只是每月可领到一点额外的津贴而已。
老郎对这些工厂都很熟悉，他是位没有架子的领导人，不仅和工厂负责人、工会干部谈得来，和普通工人也是一见如故。他在了解工会工作情况、帮助出主意想办法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和工人们闲聊天，开玩笑。工人们都把他当老大哥一样看待，什么话都敢在他面前说，什么情况都愿意向他反映。我跟着他跑了这么多工厂，他没有召开过一次大会、发表过一次演说，而是在不拘形式的情况下就把工作做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他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大约过了一个月，老郎回河东总工会开会去了，我就只好单个活动。好在已经知道了这些工厂的"门牌号数"。那时候各工厂都在忙于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就帮助他们办墙报，写标语，有时也教唱歌，参加工人们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事后我写了一篇稿子寄给了《抗战日报》。过了不久，报上登出来了，不是单独发的，而是纳入一条综合报道中采用的。本来我的稿子有一千多字，登出来的只有三十二个字。不过总算见报了，这对我也算是一点鼓舞。那时候我不知道新闻报道应当如何写，没有听人讲过，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于是只好从报纸上学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除了《晋西大众报》（这是一份通俗小报，每周出刊一次），也可看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我就从这些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学习写新闻报道，琢磨每条地方新闻的重点，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写法以及如何开头和结尾等等，慢慢也就掌握了一些规律。那时我经常给这些报纸写稿，采用率也就逐步多起来了。一些工厂的领导和工人们，每逢看到报纸上登出关于他们生产生活的报道都很高兴，我当然也很欣慰。
开始我只是在各工厂转悠，后来就到洪涛印刷厂去蹲点。当时根据地有两个印刷厂，另一个叫吕梁印刷厂，是印刷报纸、书籍的铅印厂。洪涛印刷厂则是专门给晋西北农民银行印刷钞票的工厂，有四台印刷机，七八十名职工。工厂纪律比较严格，门口挂着"工厂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日夜都有人把守。印钞票是件细致活儿，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不论哪道工序，只要发现不合格的产品，都得登记在册，如数上缴。工人们对纸张特别爱护，尽量减少损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纸张来之不易。那时根据地虽然有座造纸厂，但只能用土法生产印书印报的麻纸、马莲纸。而印钞票的这些纸则是由贸易公司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来的，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就连制版、印刷用的一些辅料，也要从敌占区购买。我来的时候正是辅料短缺、面临停产的危险时刻。大家都急如星火，工人们就想方设法找代用品，经过夜以继日的试验，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生产能够继续下去。对此我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就叫"几种代用品的创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离开洪涛印刷厂之后，我转到了纺织二厂。这个厂在陕北佳县境内，河对面是山西临县，临县是晋西北唯一产棉花的县，是纺织厂的原料供应地。纺二厂有七八十个职工，有十来架铁木织机。虽然也是手工操作，但比农村妇女使用的那种手抛梭土织机要先进多了。不仅快捷，而且织的是宽幅布。当时，根据地部队制作军衣的布料，主要是靠纺一厂、纺二厂这两个厂子供应。地方干部的服装，则是用从农村收购来的土布解决。
纺二厂厂长乔峰山（"文革"前任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已故）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除了领导生产，很重视职工们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他也喜好文艺，特意给厂里置办了几件乐器，每逢假日，就组织工人们演唱，唱山西梆子，唱地方小调，他自己也能唱几段北路梆子，嗓子虽然不太好，但唱得很有韵味。在乔厂长的带动下，这个厂的文娱生活相当活跃。可是老乔对此并不满足，他说："唱的都是一些老调旧词，没有一点儿新意。工人们唱得也有点腻烦了。"他要求我教唱一些新歌曲，我义不容辞。于是每天晚上，就一句一句教工人们唱我熟悉的几首革命歌曲。没多久，也就唱得像回事了。有天，老乔到附近镇子上赶集，买回一本延安出版的新秧歌剧本《兄妹开荒》，他要我给工人们排练。我告诉他说我虽然在文艺团体混了几年，可不会演戏，更没有当过导演。他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反正你总比我们经见得多。再说咱们只是为了自我娱乐，演好演坏有甚关系？"听他这么说，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以前在报纸上，曾看到过延安演出《兄妹开荒》的报道，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但我并没有看过演出。这戏究竟该怎么导？怎么表演？心里没有一点底。好在剧本后面附有曲谱，我只好看着剧本慢慢琢磨。全剧只有男、女两个角色。男演员很快就找到了，女演员却成了问题。厂里倒是有不少女工，可她们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村女孩子，不要说演戏，见了生人说话脸都红。左说服右动员也没有一个敢点头的。没有女演员戏就排不成。后来老乔就动员他爱人林涛（"文革"前任太原南城区监察院监察长，已病故）担任这一角色。林涛虽然是有文化的女干部，可同样也没有演过戏，同样是推三推四不愿干。老乔和我再三劝说，她才勉强应承下来。于是每晚上会拉二胡的人们就练曲谱，我领着两位演员学唱词。好在曲调比较简单，唱词也不算多，很快就都学会了。然后就是合在一起排练。扭秧歌，走场子，根据剧情做表演。林涛有意开我的玩笑，每每要我做示范。我在剧社偶尔充当群众演员时，上了台腿肚子都哆嗦，现在竟然当导演，还要为女演员做示范，自己都觉得可笑，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装模作样。可胳膊腿扭动得很不得劲，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多亏那位男演员替我解围。他在村里闹过秧歌，算是扭秧歌的内行了。自然而然他就成了实际的导演。经过十来个晚上的排练，终于在中秋节夜晚演出了。锣鼓一敲，村里男女老少都拥来了，工厂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只好转移到打谷场上演出。这个新秧歌剧，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附近几个工厂也派人来学习这一节目。可以说晋西北上演《兄妹开荒》，纺二厂是第一家。
在纺二厂期间，我除了组织工人们开展文娱活动之外，也常找工人聊天，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先后给报纸写了两条新闻报道，还写了一篇人物通讯，题目叫"织布能手赵雷"，发表在《抗战日报》上。在延安时，自从发表了那篇不足三千字的小说之后，我曾幻想将来要当作家。这个时期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之后，又引起了当新闻记者的兴趣。当时各工厂正在开展"学习张秋凤运动"，我觉得应当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于是就离开纺二厂，去了附近几个工厂。
张秋凤，名字像个女同志，实际上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是铸造厂的翻砂工，技术非常熟练。他铸造的地雷、手榴弹，粉碎性大，杀伤力强，是根据地军民打击日寇的重要武器。他知道自己身负的重任，每天都是早起晚睡拼命干活儿。有一次，由于一个辅助工偶然的失误，铁水烫伤了他的一只脚，厂里要他住院治疗，他坚决不去，每天都是拄着双拐在浇铸现场指导。他是全厂公认的模范工人。我曾经访问过他，本打算写篇文章，因为当时《抗战日报》上已经有记者写了，我就没有动笔。如今在开展"学习张秋凤运动"中，我了解到一些工厂的工人都是以实际行动向张秋凤学习，以优质高产为抗日战争做贡献。当时正值前方在进行秋季反"扫荡"斗争，仗打得非常激烈；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夺取胜利，有的自动加班加点，有的带病工作，情绪相当高涨，我也深受感动，当即写了一篇题为"张秋凤运动的高潮"的通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而这次反"扫荡"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是在贺龙司令员亲自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在班家庄一带，聚歼日伪军近千人的辉煌战果。工人们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都为这一胜利做出了贡献，因而都有一种自豪感，自然而然把"学习张秋凤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年秋末冬初，我接到《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一封来信，要我写几篇"学习张秋凤运动"中的人物特写。第一次收到编辑部的直接约稿信，我非常兴奋。正打算进行采访时，忽然收到了总工会的通知，要我立刻回机关去参加"整风"学习班，这事只好搁下来了。
整风学习班设在彩林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抗联所属的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的干部都集中来了，只是没有文联的人。除了工会河西办事处的几个人外，其他人一个都不认识。学习班的纪律很严，不论职位高低，都是十几个挤住一孔窑洞，不准外出，不准互相聊天。开头是学文件，随后就发展成了坦白运动。大会号召，小会动员，要大家向组织坦白交代自己的出身、经历、政治问题。不论过去有什么隐瞒，不论罪恶大小，只要坦白交代，一律从宽处理。起初只是各自讲述，接着就发展成了"抢救运动"，也就是众人劝说，追问，逼供。重点是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或是从敌占区、国统区来的人，要他们交代和国民党、日伪的关系，气氛十分紧张。有的人今天还是劝人坦白的积极分子，第二天就变成被"抢救"的对象了。真有点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我的两位顶头上司﹣﹣赵华清、郎觉民也被"抢救"了（当然不久就被平反了。全国解放后，赵华清担任了山西省物资供应局局长；郎觉民担任了北京铁路局局长）。我年纪轻，个人经历简单，既没有被当成"抢救对象"，也不是积极分子。拿"文化大革命"时的话来说，是"逍遥派"。可心里并不平静，我不相信敌人能在革命队伍中安插这么多特务；我担心万一"抢救"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办呢？可心里的这些怀疑、恐惧不能和任何人说，只能闷在肚里。
有天，抗联主任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吓坏了，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窑洞。他开门见山告我说：行署正在筹备召开劳模会向各单位要人参加筹备工作，抗联决定派你去。听他这么一说，我悬在嗓子眼儿里的一颗心，才算跌回到肚里。
参加筹备劳模会
劳模会筹备处设在盘塘。村子紧靠黄河西岸，河东岸是山西兴县峪口镇，这是相对的两个渡口，是当时晋西北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延安派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员，大都要经过这里，反之也一样。两村都有一些大木船，每天来往摆渡。盘塘村子虽然不大，但人来人往显得很热闹。
筹备处的负责人是行署财政处处长白如冰（"文革"后曾任山东省委书记）。我在洪涛印刷厂蹲点时，有次他去厂里视察，曾在一起吃过饭，算是有一面之识。筹备处下设后勤、接待、会务等几个小组。我报到以后，被分派到会务组，负责整理各县报来的劳模材料。材料都是油印好的，一式十几份。有的写得很详细，有的写得比较简单。但都不便改动，只能把那些明显的错别字改正过来。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参加这次劳模会的人有男有女，有青年，也有老头，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产业工人和农村匠人。他们都是为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读完这些材料之后，白如冰同志要我去三位劳模家乡走一趟。他们是兴县的温象拴，宁武县的张初元，临县的张秋林。任务很简单，主要和他们本人核对几个数字，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反映。
接受了任务，第二天我就背起背包到了温象拴家乡温家寨。
温家寨有五六十户人家，村子紧贴一条黄土山梁。温象拴家住在村当中两孔土窑洞里。没有院墙的院子里堆满了柴火，有几只鸡在柴火中啄食。窑门口挂着不少留作种子的大玉茭棒子、大谷穗，还有一串红红的辣椒。这是个山区典型的农家小院。温象拴年纪四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个勤劳憨厚的老实农民。因为我看过他的材料，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有一种见到熟人的感觉。他留我就在他家吃饭，我也就没有客气。恰巧这天是他小儿子过生日，做的是油糕、粉汤。这算是农家最好的饭了。我们刚坐到炕上，正要动筷子，忽听远处有人可着嗓子大喊大叫："狼来了！快打狼！"温象拴立刻跳到地上，从门后拖了把铁锹就冲出去了。我也慌忙跑到院里。这时才看到村对面山坡上有一大群羊，从山峁上扑下来四五只狼，冲入了羊群。羊群立刻被冲散了，放羊的边叫喊，边拿着放羊铲在追打，两只护羊狗也狂吠着向狼攻击。村里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有的大声呐喊，有的敲锣，敲洗脸盆。而温象拴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则是拿着农具向对面坡上奔跑。我忽然发现山峁上有一只狼，像石狮子一样一动不动蹲在那里。它猛然间嗥叫了两声，冲到羊群里的那些狼，像听到撤退的命令一样，立刻放弃就要到口的食物，向山卵上跑去。那只蹲着的狼，一直等到所有的同类隐没到峁后，它才慢悠悠地走了。
以往我曾听到过不少有关狼的传说，这次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狼。而且目睹了它们有组织的进攻和撤退。这次幸亏人多势众，赶救及时，羊群总算没有受到损失。据温象拴告诉我说，这群羊分属于村里各家各户，是合伙雇人放牧的，其中也有他家的几只。我们边吃饭，边闲聊。我顺便问了他几个数字：这两年的粮食产量、缴公粮的数目。他说的和材料上的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些零头。他给我看了缴公粮的收据。
我本来打算晚上找些农民谈谈对温象拴的看法，恰好这天下午来了一个农村调查组，其中有一位还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据说此人叫吴亮平，是从延安来的，专门了解、研究农村问题。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农民开调查会。我也参加了。他们主要是了解减租减息前后农民的收入和负担，以及近年来大生产的情况。说到大生产，不少人都举温象拴做例证。从发言中可以听得出来，大家都把温象拴当作学习的楷模。我没有花多少工夫就把任务完成了。看样子调查组要在温家寨住一阵子，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奔赴宁武县去找张初元。
从兴县去宁武要经过岢岚县。我急匆匆走了两天才到了宁武境内。宁武是汾河的发源地，县城及沿汾河的几个集镇都是敌人的据点。张初元的村子新堡是接敌区，我人生地不熟，不好贸然而去。几经周折才在一个山村里找到抗日县政府，同时也就找到了县抗联。那时县抗联实际上就是中共县委会。他们告我说，县武委会正要开民兵工作会议，张初元很快就会来。我知道张初元不仅是县里的劳动模范，也是县里的模范民兵。这样的会议，他当然要出席。果然第二天傍晚他来了。
张初元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身体很壮实，戴着一顶旧毡帽，穿着一件旧光板老羊皮袄。白天穿在身上，夜里就当被子。当天我有意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一听说他是张初元，显得很热情。不仅把炕烧得很热，而且还拿来一些山药蛋让我们烧着吃。看来张初元在这一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有关他劳动生产以及当民兵的事情，材料上都已经有了。这天晚上，我除了对证几个数字外，主要是让他谈个人的出身、经历。他小时候生活很苦，十来岁就给地主家当放羊娃，长大以后租种过地，下小煤窑掏过炭，一年劳动三百六十天，全家仍然填不饱肚子。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减租减息，日子才有了好转。年轻时候他打过野猪，枪法准，胆子大，当民兵以后，自然而然就成了负责人。开始他们只是站岗放哨，有了情况就发动群众转移，后来又开展了地雷战，变被动为主动。迫使敌伪轻易不敢来骚扰，终于使群众能安心生产了。
张初元看样子是个粗粗笨笨的庄稼汉子，讲话却很有水平，而且语言幽默、风趣、有滋有味。我边听边往小本子上记录，直到把一灯盏油熬完，这才躺下来睡觉。
第二天，开会的人还没有到齐，我又和他聊了一上午。我本来打算等他们开完会，相随他到新堡走一趟，但抗联的同志不同意。因为我毕竟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他们怕万一出点问题不好交代。我只好打消这个主意，当即动身去临县找张秋林。
从这里去临县，仍要经过岢岚、兴县。走到这两县交界处的烧炭山下，遇到了一场暴风雪，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晃得人眼都睁不开了，只好在山根底下一个村里住下来。那时，在根据地内行军走路，只要带着路条，身上装着粮票、菜金，随处可以住宿。老乡们也乐意接待，粮票不但可以顶公粮，还省下了肩挑驴驮往粮站缴粮的负担。菜金虽然不多，也总算有了点称盐打醋的零花钱。
第二天，雪倒是停了，可积雪有尺把厚，荒山野岭上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路。我不便冒险乱撞，只好住在这里等待。一连等待了三天，这才看到有人赶着毛驴向山上爬行。我忙背起背包，跟着蹄痕脚印上了路。爬过上下十来里的烧炭山，就到了兴县界河口。算计了一下日子，离劳模会开幕式很近了，我怕去了临县到时候赶不回去，于是就自作主张直接回到了盘塘，向白如冰同志汇报后，他没有提出异议，要我赶快投入会议准备工作。
筹备处又从各单位抽调来一些人，都是为大会服务的。后勤组和接待组忙着在村前黄河滩里搭台子；在村中打谷场上泥灶火；杀猪宰羊，收拾打扫住处。劳模们的住处也是借用村子里老乡的窑洞，有的窑里有能烧火的热炕，有的只是个空窑洞，这就只好泥火炉，铺上干草打地铺；我们会务组，则是忙于写会标，写标语，画漫画，布置会场。这一任务，主要落在了侯凯（解放后任北京荣宝斋经理）和我的头上。侯凯是从晋西北艺校抽调来的美术干部，年龄与我相仿，工作相当热情。我们除了写写画画，还要领着几个女同志制作劳模们胸前佩戴的大红花。时间紧，任务重，每天都要忙到半夜。会务组的同志看到我们很辛苦，特意买了一筐海红子、一筐海棠果慰劳我们。海红子有拇指头大，像红色的玛瑙；海棠果有核桃大小，呈土黄色。据说这是保德县的特产，是小贩们驴驮肩挑贩运来的。正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这些小果子像冰蛋一样硬，根本咬不动，只好泡在热水中使它解冻。可谁知这样一来表面上软了，里边还是坚硬。房东看到后忙端来一盆冷水，把果子泡在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只见每颗果子外边都结了一层冰壳，把冰壳敲掉，果子就软了，又甜又酸，非常好吃。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筹备工作刚刚就绪，各县的劳模就陆续报到了。小小的盘塘村，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村口搭起了一座柏叶牌楼，村街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喧天的锣鼓迎接各地来的这些英雄人物，真像过大年、娶媳妇一样热闹。我又一次见到了张初元和温象拴，同时也见到了临县的张秋林。这是个年轻媳妇，人长得蛮漂亮，也很大方。她是纺线织布的能手，在她带动下，许多妇女把织下的土布售给公家，这对解决机关职工的穿衣问题起了很大作用。我当即找她核对了几个数字，总算把以前布置的那项任务交代了。
劳模大会的会场就设在河滩里。新垒起的土台上搭着席棚，算是主席台。露天会场里生了几个大炉子，四周埋了一些门扇、木板，上边挂满了农、工、青、妇各抗日团体赠送的锦旗。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人们的情绪却很高。开幕式相当隆重，中共晋绥分局、军区、行署的首长们都出席讲了话。各人民团体致贺词，劳模们相继发言，汇报他们的成就，讲述今后的打算。白天开大会，晚上开小组会，互相交流经验。另外还要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当时，新华社晋西北分社、《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军区《战斗报》都派记者驻会。他们除了报道会议消息外，也写人物专访。会务组指定我接待，安排他们的活动。我趁机也就跟着他们采访。这对我来说，倒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张秋凤、张初元、温象拴、张秋林等几位劳模都有记者写了，于是我就写了保德县一位能工巧匠的事迹，后来发表在《抗战日报》上，可惜如今把题目都忘了。
会议紧紧张张开了一周，闭幕式达到了高潮，所有劳模都获得了"劳动英雄"奖状。另外还依据各人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了物质奖励。奖品有大黄牛、现金、纺车以及锹、锄等小农具。张初元被评为特级劳模，除奖了一头大黄牛外，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还亲手奖给他一支步枪和一条子弹袋，授予他"劳武结合模范"称号，成了抗日根据地劳动生产和对敌斗争的楷模。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