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特朗普进入白宫的六个月中，美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动荡视为空前、意外或偶然的产物。事实上，这些变化未必完全源自全新的历史力量。特朗普之所以第二次入主白宫，或许更多是因为选民对“政治正确”的反感、拜登的疲态，以及哈里斯参选时机过晚。类似的

为什么美国右翼转而疏远以色列？

在特朗普进入白宫的六个月中，美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动荡视为空前、意外或偶然的产物。事实上，这些变化未必完全源自全新的历史力量。特朗普之所以第二次入主白宫，或许更多是因为选民对“政治正确”的反感、拜登的疲态，以及哈里斯参选时机过晚。类似的逻辑同样可以解释纽约市长选举中左翼民粹候选人若当选，原因可能并非左翼民粹本身势头强劲，而是对手更不具吸引力。用一句俄国谚语来说，“对于饥饿的选民，即便是半生不熟的面包，也能入口”。

这种逻辑也适用于美国右翼对以色列态度的转变。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右翼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如今，越来越多民主党人因加沙的战争行为转而批评以色列，而右翼阵营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绪收缩。近期，知名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塔克·卡尔森的播客中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自始至终就是种族主义与种族清洗的项目。

撇开这一论断的争议，卡尔森对此持开放态度并不令人意外。米尔斯海默不过是在重提他与沃尔特在2007年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观点——他们认为华盛顿的亲以色列力量推动了对美国不利的外交政策。这本书在当时争议巨大，其核心批评对象是新保守派，指责他们将以色列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

然而，新保守派只是保守主义的一支。当年在美国政坛硬右翼的“古保守派”（paleoconservatives），虽然规模较小，却在长期的政治土壤中孕育着更深的反犹情绪。他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赞誉有加，更多是出于本能的历史情绪，而非对其政策论证的完全认同。这种情绪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反犹天主教神父考夫林的广播攻击，以及50年代麦卡锡参议员在反共听证中对犹太人的集中打击。

激进右翼，尤其是其中的天主教群体，一直存在反犹倾向。被誉为现代保守主义之父的巴克利，早年与极端反犹人士交往密切，虽在冷战背景下转而支持以色列，并在1991年公开谴责反犹主义，但这种“先靠近、后切割”的政治动作，在右翼内部反复出现。如今，右翼内部对犹太与以色列的态度依然复杂：塔克·卡尔森邀请被指同情纳粹的人物作客节目，坎迪斯·欧文斯称以色列为“恶魔国家”，而《国家评论》则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辩护。右翼阵营中既有坚决拥护以色列者，也有尖锐批评者。

随着激进右翼在共和党内主流化，反犹情绪也在被正常化。这一趋势下，特朗普的做法呈现出双重策略：一方面，他会在大方向上维持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另一方面，偶尔发出的批评则能迎合右翼内部的反犹群体。这种操作，使以色列既是战略伙伴，也是政治工具。

右翼还通过渲染左翼的亲巴勒斯坦立场，将其塑造成“反犹”的温床，借此削弱对手的道德形象，并向自身反犹选民输送情绪动员的素材。事实上，巴勒斯坦问题在美国公众的道德共鸣中影响有限，右翼对这种情绪的利用更多是国内政治的操作，而非对中东政策的真实调整。

在这种框架下，犹太人正被右翼塑造成政治刺激物，用来引导选民的情绪反应。特朗普表面上的“亲犹”立场，实则可能强化右翼内部的反犹情绪——既不放弃内塔尼亚胡，又借机刺激反犹群体。在福音派等部分支持者的神学观念中，支持以色列与末世论紧密相连，而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承诺。

因此，如今右翼对以色列的态度已远非当年新保守派的单一“现实主义”式拥抱，而是政治利益、历史情绪与宗教观念交织下的复杂产物。特朗普并非创造了这一切，而是把原本不应进入主流政治的极端立场，刻意拉到聚光灯下，利用争议本身为自己服务，同时也客观上推动了激进右翼反犹情绪的扩散与主流化。

来源：小夭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