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梁故里”之争，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讲话内容文字整理版

摘要：吴国——越国——楚国，楚灭越，占领浙江以西故吴越之地是在楚威王七年（公元333年），为战国中期。在这之前，专名+通名这种楚式地名“延陵”不可能出现在江东地区。这就是大的历史背景。

张学锋教授

一、引子：历史与文化的异同

二、何为史料学？

三、“齐梁故里”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

四、武进（兰陵）东城里的地望

五、结论

一、引子：历史与文化的异同

文化=====现象

更好地说明现象——文化研究

例如：端午赛龙舟、乌米饭——喜闻乐见

历史=====真相

不断地寻究真相——历史研究

例如：乌米饭是否与孙武有关？端午赛龙舟是否与屈原或伍子胥有关？——好没意思

历史≠文化历史爱好≠历史研究

对于我们丹阳人来说，最典型的就是延陵季子的传说。

传说中的季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公元前六世纪，因其封地在延陵，故称“延陵季子”。

马上就出现了争论：延陵到底在今常州（淹城）？还是在今丹阳延陵、九里一带？

吴国——越国——楚国，楚灭越，占领浙江以西故吴越之地是在楚威王七年（公元333年），为战国中期。在这之前，专名+通名这种楚式地名“延陵”不可能出现在江东地区。这就是大的历史背景。

季子、延陵，也许不是历史，但是，二千余年来，从季子传说中演绎出来的“季子让国”、“季札挂剑”、“礼让文化”、“吴姓宗延陵”、“延陵堂”这些现象，是“文化”。

《史记》取材的特征之一

司马迁《史记》被称为正史之祖，其史学贡献难以抹杀。

然而，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资料来源及筛选原则，如《太史公自序》最后提到那样，“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其中的“杂语”，与《史记》中频频出现的“世言”、“长老”、“长老所言”等，均取材于民间传说。

换言之，“杂语”、“世言”、“长老所言”，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素材之一。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言：“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黄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龟策列传》太史公曰:“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

在文字记录尚不丰富的时代，“杂语”“世言”“长老所言”可以说是智慧的宝库。司马迁从其四处游历所获之“杂语”“世言”“长老所言”中选出他认为可信的资料，将其编入了《史记》。

不难想象，太伯奔吴、延陵季子、干将莫邪铸剑、徐福东渡等故事，正是其游历齐鲁、吴越故地时所闻“杂语”之一。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物质形态的标识，都把这些故事变成了历史，并不断地掺入新编内容，使得这类“文化现象”越来越吸人眼球，似乎都成了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史实。

但是，“齐梁故里”不是传说，是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不能用“文化”的方法来叙述它，必须通过“历史”的方法来阐释它。

二、何为“史料学”?

“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实际上与“历史是什么”是同一个问题。“历史学是什么”，实际上可以从“怎样研究历史”这一问题中获得答案。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可以看出“历史是什么”。

“怎样研究历史”，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以前面提到的干将莫邪铸剑为例:

东汉人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干将、莫邪铸剑时增加了细节。

干将:“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 于是干将妻莫耶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

赵晔将自己生活的东汉时期的先进工艺用到了五六百年前的叙事中去了，所以，《吴越春秋》记载的干将、莫邪铸剑不可信，展开“历史研究”是这类记载就要摒除在外。一句话，不是任何历史记载都能拿来就用。

在各种各样的学问中，历史学尤其是一门非常尊重具体和客观的学问。当然，不尊重客观的学问是没有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历史学非常尊重原始史实这一点。然而，对历史学而言，原始史实也不能将其从整体中(历史大背景)分离出来单独地考察，必须将其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证据链)来看待。当然，把握原始史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它却是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任务。为了把握原始史实，必须以其他更多原始史实为参照。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历史学都是离不开原始史实的一门学问。

为了展开历史研究，首先必须从历史文献文本的批判(text critique) 入手[即史料学]，参照各种版本加以校订，纠正数千年来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错误以及“历史书写”中留下的烙印。

接下来，为了更好地理解文献，又必须依赖语言学等方法，给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谬误下判断并加以纠正。这个过程，必须通过可靠的、科学的批判方法，纯粹且客观地说明致谬的理由。

文字的订补也好，读音的纠正也好，必须举出纠谬的证据。这在清朝考据学之前的古代中国学术中是来没有过的，是一种崭新的学术风气。清朝考据学的背后，跃动着旺盛的科学精神。

例如:“姑蘇”“蘇州”最大众化的解释

“姑”为吴语发语词，没有意义，而“蘇”则为鱼米之乡的描述。

明朝卢熊纂《苏州府志》:“故胥台，台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盖吴音声重，凡胥、须字皆转而为蘇，故后人直曰姑蘇。隋平陈，乃承其讹，改蘇州。或者谓胥与输音相近，兵家不取。(“蘇”难道不更接近“输” 音吗?)或又谓吴中鱼禾所自出，蘇字兼之，故曰蘇。”

案:此说看似圆满，实际上纯属臆断。“蘇”字金文中多有之，从禾从鱼，并无草字头，写成“穌”，应是会意字，即带鱼味的草本植物，即今之紫苏之类，与稻禾之类并无关系。虽然荒谬，但影响颇深，今文化研究者多采此说。江苏考古学界近年常用的“蘇从何来”亦然。

因此，认识历史与认识史料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历史学就是寻找史料的学问。这样一种如此反复的循环论，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是非常好懂的，而且这也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历史是什么?更具体地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史料”的问题。认识真实的史实，必须要有真实的史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就是让史料来讲述史实的学问，是完全依赖史料的学问。因此， “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还可以还原成“使用什么样的史料” 或“如何使用史料”。说到底，历史学就是一门让历史事实讲述历史事实的学问。

时代发展至今，“史料”再也不能局限在传统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同样也是“史料”。

历史是什么?更具体地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史料”的问题。从所有的事物中发现史料，并且仔细揣摩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讲述历史事实，这在历史学中又被称作“史料学”。现在的史料基本上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尽管前人的成果功不可没，但到了让史料讲述史实这个阶段，责任就转移到了历史学研究者的身上。杰出的历史学家可以娴熟地、丝毫不差地听取史料所讲述的东西。史料与用留声机播放唱片不一样，不同的听众可以从史料中听出完全不同的声音。更何况，很少发出声音的史料，也许会在完全不同的氛围下诉说着无数的史实，因此听众必须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分别听取。其实，这就是理解与评价的问题。这两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理解的判断是不存在的，而没有判断的理解，也不能说是真正的理解。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学问之外，还必须将自己所取得的成果向世人讲述，这样就产生了表述的问题(通过论文等形式)。

史料有无数，但其中哪些是重要的，重要到什么程度，诸如此类的评价问题，在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之间，理解的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对而言，一旦对史料有了了解后(如读了一本书)，即可对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对而言，因为知道理解史实的方法有多种，因此，他们的评价就一定会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为了做出合理的评价，往往需要再次回归史料，再次对自己的理解方法进行反思。归根到底，历史学家与史料之间有着一根割不断的纽带，不管什么时候都与史料有着难解之缘。

这里所说的历史学家，绝不是单指某所大学的历史教员，只有时刻用心追溯史料的研究者，才是杰出的历史学专家，如果没有这种素质，即使他再博学，也绝对称不上是历史学家。

历史爱好者——历史工作者——历史学家

无数数量庞大五十年出个人，一百年出个神

三、“齐梁故里”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

我关注“齐梁故里”争论的契机:

2009年秋天的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上，常州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贺忠贤老先生赠我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当年春天的最新成果《南兰陵桑梓本乡武进王业所基——齐梁故里考》(印刷本)。回家仔细研读后，发现其中存在的史料学问题太多，可以作为大学历史系史料学教学的一个反面教材，因此撰写了《“齐梁故里”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兼论“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的地望》，在2010年11月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六朝历史文化与镇江地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口头发表，修订稿刊发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六朝史研究专栏”。后收入了自选论文集《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在2010年10月的镇江会议上，又获赠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此前《南朝齐梁帝王故里史料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齐梁萧氏故里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09年)。

2009年3月常州市人民政府举办首届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与会的政府代表、历史研究者、历史地理研究者、谱牒研究者以及各相关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多达百余人。会后，主办方从提交的论文中选择70余篇，汇编成《齐梁故里考证与齐梁文化新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总页数近600页。后又精选出30篇，由薛峰、储佩成主编成《齐梁故里与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在镇江《故里史料》和常州《故里考》《评析》所涉及的众多文献中，按照史料学的一般理解，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等级:

第一级: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这些都是南朝至唐初编撰的各朝史，被列为正史，是相应各朝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其中又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宋书》、《南齐书》，这两种基本史料几乎是同时代人编同时代史，在对前朝史的认识上可能受到当朝政治形势的影响，但在与“齐梁故里”研究有关的籍贯、世系、地理等基本内容上应该是最接近史实的。

二是上列《梁书》至《南史》等五种，均编定于唐初贞观至显庆年间(627~661年)，距南朝灭亡已在半个世纪左右。虽然《梁书》《陈书》的撰者姚察、姚思廉父子是南方人，姚察甚至在陈朝时已经参与了萧梁历史的编撰工作，但姚氏父子后经颠沛定居长安，其所撰之书的史料学价值已经无法与《宋书》《南齐书》相比。《晋书》记载的时代虽早，但与《宋书》《南齐书》相比属于晚出，且其《地理志》多本《宋书·州郡志》。

所列《隋书》主要是指其中的《地理志》。《隋书》本无志，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编成的“五代(梁、陈、北齐、北周、隋)史志”后被编入《隋书》，今称《隋志》，对梁、陈二朝包括地理在内的典章进行了总括。

《南史》则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参照既有史籍编撰的南朝通史，虽然条理清晰，但毕竟是删削宋、齐、梁、陈书而成，史料上长短互见。尽管如此，第二层次的这五种文献无疑是探讨“齐梁故里”问题的关键性史料。

第二级:

《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新唐书》。这三种文献成书于中唐及五代、北宋，保存了丰富的唐代史料，是厘清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分晋陵县西重置武进县的重要文献。然而，距垂拱二年(686年)武进县的最后设置至《元和郡县图志》的编撰已有百余年，其它两种则均在二三百年，其中的问题及谬误也难以避免(主要表现在用后代的行政地理概念来叙述六朝事，须仔细辨别)。

例如: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吴大帝改丹徒为武进，晋武帝复改武进为丹徒，别置武进县于丹阳县东五十里。”

案:战国楚云阳邑 → 秦曲阿......唐天宝元年(742)丹阳。主语“晋武帝”之后的“丹阳” 只可能是李吉甫生活的中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名。

第三级:

《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嘉定镇江志》《咸淳毗陵志》《大德毗陵志》《至顺镇江志》等宋元时期编纂的全国性志书及各地方志。由于这些志书编纂时代相对较早，保存至今的亦仅十余种，因此对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而言，其重要性毋庸赘言。

然而，站在史料学的立场上看，全国性志书对地方的相关记载过于简略，往往及而不深;各地方志逐渐开始为地方服务，很多父老相传、耆旧之言被作为史实编入方志，附会虚妄、张冠李戴的现象日趋严重，这样的现象在上列各志中均有较多的表现，且越往后这样的胡编乱造越多。

例如:《太平寰宇记》武进县下:“孝感渎，去州八十五里。王祥，临沂人，事后母，寓居武进尚义里，母疾思鲤，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忽双鲤跃出，即此渎也。”

第四级:

明清以降全国性地理总志、相关地方志、舆地图、学者著述。尤其是地方志，虽然不乏名家参与，但通常由地方长官主修，学术官员监修，地方知名学者总纂、分纂，地方知识分子采录、分校，总之是一项政绩工程、集体项目，对当时当代的素材能做到有稽可案，但对历史问题往往沿袭前志，少有考订，甚至误读成讹，附会虚妄、张冠李戴的现象更甚于宋元。

学者著述中，既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这样集毕生之功的篇章，也有撰文取给的谀事者。无论优劣，这些著述只是后代学者的个人撰述，虽然保存了许多历史资料，但其本身并不是史料。恰是顾祖禹对六朝武进城、兰陵城的困惑，造成了今天“齐梁故里”之争的局面。

第五级:

当代编撰物及言论。常州《故里考》所引用的当代编撰物及言论多达数十种，从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王仲荦等名家的相关著述，到《正说中国皇帝》《传说中国皇帝》这样的大众读物;从各种工具书到与“齐梁故里”争论关系不大的学术论文;从莅临者的题词到与会者的发言，无所不包。只要是在某个场合注明或言称齐梁萧氏家族为“今常州人”“今常州西北人”“今常州武进人”的，一无遗漏，全部收录。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以上分析的五个等级，对“齐梁故里”这个研究课题来说，第一、二级无疑是最重要的，主要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两个等级的史料中解决。第三、四级虽然也保存了部分“齐梁故里”的相关资料，但由于是晚出文献，在经过严密的史料批判后，一些史料可以作为前者的补充和辅证，但很难作为惟一的证据。第五级只能用作学术史的整理和回顾，根本就不在史料的范畴之内。

镇江《故里史料》的史料分析以第一、二、三级为多，个别使用了第四级，几乎没有涉及第五级。常州《故里考》及《评析》，除分析了第一、二级的基本史料外，精力主要放在第三级文献以下，在第五级文献上用功尤深。

这也是两地关于“齐梁故里”之争中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差异。

四、武进(兰陵)东城里的地望

当然，以上只是方法论上的问题，是一般论，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齐梁故里”研究中，需要辨析的史料和解决的问题很多，但限于时间无法一一涉及，但关键问题应该有这么一些:1. 武进(兰陵)县的地理沿革问题;2. 武进(兰陵)县的治所问题;3.“东城里”的性质问题;4.“千秋乡万岁镇”的来历问题;5.“圆丘方泽”的传说问题。这些问题，争论双方都已涉及，但因为对史料的释读各自不同，从而成为聚讼之府。以下想从史料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1、武进(兰陵)县的地理沿革问题

各种史料中均称齐梁帝室的籍贯为南兰陵郡兰陵县，这里用的是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即位改制后的政区概念。这个概念相对比较宽泛，而最原始的概念是《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中所称的“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

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鄼定侯延生侍中彪......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萧子显(约489~537年)是萧齐开国皇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在他近50年的生涯中，20余年生活在自家的朝廷之中，入梁后官至吏部尚书，因此，《南齐书》是他曾经经历过的自家历史。

萧齐建国后，萧道成设立史官，命檀越、江淹等编集“国史”。梁代，沈约著有《齐纪》，吴均著有《齐春秋》。萧子显《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越、江淹等人的书稿，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原始资料。这些因素决定了《南齐书》史料的可信性。对自家的始迁地“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这一点是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句是萧整过江后居住地的确切信息。“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这一句，萧子显用了萧梁改制后的政区概念。“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在萧梁时期隶属南兰陵郡兰陵县。

省略繁琐的论证过程，只看具体事例。萧梁发生在建陵的怪异故事。

《梁书》卷三《武帝纪》载普通五年(524年)：

六月乙酉，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处树木倒折，开地数十丈。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建陵是梁武帝父亲萧顺之与其妻张氏的合葬墓，虽然常州《故里考》和《评析》怀疑丹阳境内齐梁陵墓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但建陵神道柱上“太祖文皇帝之神道”的横额尚存，因此地点不容置疑，在今丹阳市东三城巷东北。

这个地点在宋、齐时隶属南东海郡武进县，萧梁时期隶属南兰陵郡兰陵县，陈时隶属南东海郡兰陵县，而《梁书》作者姚思廉却将它写成了“曲阿县建陵”，很明显是用了他撰写《梁书》的唐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政区概念，从而也证实了武德三年(620年)至武德八年(625年)存在的武进县，只是辖有南朝旧兰陵县的东部地区，而南朝旧兰陵县的西部地区划归了曲阿县(天宝元年以后称丹阳县)。武德八年(625年)并入晋陵县的那一部分武进县，以及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 从晋陵县中析置出来的新武进县，其辖境都只是旧兰陵县的东部地区。

2. 武进(兰陵)县的治所问题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吴大帝改丹徒为武进，晋武帝复改武进为丹徒，东五十里。”这是第一、二级史料中惟一言及武进(兰陵)县治方位的信息。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建置的武进县(南朝改为兰陵县)的治所其实是不清楚的。常州方面坚持将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之南的万绥村视为武进(兰陵)县的治所，但其依据均是宋元以后的全国性总志和地方志，即本文第二节中提出的第三、四级文献。然而，这个观点无法得到第一、二级文献的支撑。

李吉甫撰述《元和郡县图志》的唐德宗、宪宗时代，曲阿县早已改称丹阳县(天宝元年)，他使用了当时的唐后期的政区概念。“丹阳县东五十里”，就应该在今丹阳市区往东(实际上是东南方向)五十唐里。同书卷二五江南道丹阳县条载:“庱(cheng)亭垒，在县东四十七里。本苏峻将管商攻略晋陵，郗道徽以此地东据要略，北当武进，故遣督护李闳筑此据之。”据此，东四十七里为丹阳县境内的庱亭垒，其稍偏北就是武进。在这一段叙述中，“北当武进”一句很难读出“其北即六朝武进(兰陵)县治”的意思来，只能是 “其北即唐武进县界”。

《太平寰宇记》卷九二江南东道常州武进县条亦称:“庆(庱)亭浦在县西五十里，与丹阳县分界。” 因此，前后两志的记述都显示庱亭一带是唐以后丹阳、武进二县的分界。

那么，合理利用第一、二级史料，是否可以西晋武进县(梁武帝以后兰陵县)县治所在地呢?

1、《元和郡县图志》武进县条: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别置武进县于(唐)丹阳县东五十里。

2、《元和郡县图示》:庱亭垒，在(唐丹阳)县东四十七里

3、《太平寰宇记》:庆(庱)亭浦，在 (唐武进县，附郭县)县西五十里，与丹阳县分界。

综合上面三条史料，指向六朝武进县 (梁武帝以后兰陵县)县治在今吕城至奔牛一带。这从一个特殊的地名“九里”上可以获得旁证。

3. “东城里”的性质及其地望问题

史为乐先生“南兰陵郡、县治所——‘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的主张，反映了当代历史地理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倾向。王文楚先生在其《南兰陵郡与兰陵县》一文中也再三强调:“《南齐书·高帝纪》记载晋陵郡武进县之东城里，为侨南兰陵郡兰陵县治”，“所谓‘东城’，乃武进县之东城”，“西晋武进县及东城里(即兰陵县城)二地相距甚近”。但这些观点依然是基于《咸淳毗陵志》、成化重修《毗陵志》及《读史方舆纪要》等后出地方志及个人著作演绎出来的。

但是，“东城里”与“东城”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

有一则史料，在“齐梁故里”的研究中经常被使用。《南齐书》卷一八《祥瑞志》:“宋泰始中，童谣云:’东城出天子’，故明帝杀建安王休仁。苏偘云:’后从帝自东城即位，论者谓应之，乃是武进县上所居东城里也。’......”这则史料到了《南史》卷四《齐本纪·高帝》中就演变成了“术数者推之，上旧居武进东城村，‘东城’之言，其在此也”。“东城里”变成了“东城村”，初唐人李延寿称其为“东城村”，则此前的“东城里”无疑处在乡野，而不是武进县县城内的东部。

理由:唐代《户令》在记载里正的职掌之后，称“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

所以，王文楚“所谓‘东城’，乃武进县之东城”之说不确切。

西晋末年萧整率领家人渡江来到“晋陵武进之东城里”时，“东城里”应是一个历史地名(或许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找不到其与武进县(梁武帝以后的兰陵县)之间的关联。

既非豪门望族，又无徒附部曲的“布衣素族”萧氏，过江以后只能在乡野的空闲之地从事农业生产。

同样的事例还见于宋武帝刘裕。刘裕的曾祖父刘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京口里即今镇江市区，当时的丹徒县治在今镇江丹徒镇，孙吴两晋时期是丹徒县西乡下的一个里，地处乡野，同样是布衣素族的刘氏也只能在这样的乡野闲地从事农耕，维持着最基本的生存。刘氏的始迁地“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与萧氏的“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何等地相似。

因此，对“东城里”地点的推测，科学的态度依然是利用第一、二级的史料，谨慎参考第三、四级史料来进行。在第一级史料中，言及“东城里”的有两条，而且至关重要。

4. 因“对万岁镇”之名的误解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今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万绥村，之所以被宋元以后的志书及学者认定为兰陵故城的所在地，一个很大的原因，这就是宋代这里叫做“万岁镇”。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成书的《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常州》武进县条中已有万岁镇之名，南宋晚期编纂《咸淳毗陵志》时，今万绥村的行政所属已经很准确:武进县千秋乡万岁镇。以后，又有“万税” 之名，今称“万绥”，都是同音异写。

关于“万岁”地名与齐梁故里的关系，作为常州《故里考》和《评析》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的是1987年版中国地名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省)，在这部“权威”地名词典中，万绥镇的释义如下:“晋为武进县治。为萧道成出生地，故名万岁镇。此外，200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万岁镇条称:“万岁镇，古镇名。......，为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出生地，故名。”

受这些“权威” 地名词典的影响，事态日益扩大，到谢达茂《“齐梁故里”万绥地名考》时，已经演绎成了“齐梁建国、开朝续史是武进、万绥的荣耀，因此在梁中期开始，地方和民间逐渐对留有齐梁历史印迹的地方以万岁冠名而称”云云。这类事例在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编辑出版的《齐梁故里考证与齐梁文化新论》的相关文章中不遑枚举。但是，仔细阅读这些被常州方面誉为“国家权威辞书”的释义，发现其不仅缺乏依据，而且知识点非常混乱，讹误颇多。之所以造成如此难堪的结果，关键一点在于对“万岁”一词的误解。

正像今万绥村在两宋时期为“千秋乡万岁镇”那样，“千秋”和“万岁”往往是连用的。“千秋万岁”的基本词义是生命永续无疆，俗称千秋万代，长生不死，万寿无疆，是一个寓意非常吉祥的词语，相近的吉祥语还有“长乐未央”、“地久天长” 等等。

帝制时代皇帝称“万岁”，自唐玄宗起，帝王的诞辰称“千秋节”，只是其中的用法之一。其实千秋、万岁的使用非常普遍。可以用作人名，著名的如西汉的田千秋、隋朝的史万岁。可以用作楼馆津桥的名称，如东晋王恭在京口(今镇江市区)建万岁楼;今镇江市万岁楼旧址下有地名千秋桥，并且有第一楼街，推测其源头亦在东晋。千秋桥、万岁楼相映成辉。

5. “圆丘方泽”之说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除因地名“万岁镇”的误解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外，还有一个“旧传”也给“齐梁故里”的研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就是今常州新北区青城村附近的所谓“圆丘方泽”。

关于“圆丘方泽”的“旧传”，不见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等两宋总志，更不见于唐宋以前史料(一、二、三级史料)，最早记录“圆丘方泽”的依然是南宋晚期的常州地方志《咸淳毗陵志》。

《毗陵志》卷二七《古迹》称:“青城，在县西北六十里万岁镇南。有圆坛，高丈余，广十亩，西有方坛，高不盈尺，广七八丈。旧传为圆丘方泽。”以后的《大明一统志》等均源于《毗陵志》。

史为乐先生《对南兰陵治所的探讨》中即依此认为:“从里距来看，地处 ‘丹阳县东五十里’的武进县，说是在今常州西北的万绥镇一带，大致是不会错的。而作为萧齐郊祀之所的青城，即今万岁镇东南、常州市西北的青城，就方位、道里而言，也是合情合理的。”史为乐对南兰陵治所的探讨更成为常州《故里考》的坚实依据。上述史料均是第三级以下的文献，从《咸淳毗陵志》的“旧传”，经700余年方志、著述的传承和演化，今天则演绎成了 “历史的真实”。这正是史料学的缺失所造成的恶果。

五、结论

以上站在史料学的立场上，本着史料不辨不能遽用的态度，对“齐梁故里”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史料进行了批判和分析，我认为，在“齐梁故里”研究中，

第一、二级文献应该是立论的主要依据，而对第一级文献的解读和利用尤其重要;

第三、四级文献虽然在保留地方历史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文献的编撰时代较晚，距离六朝时代久远，加之参编人员较杂，穿凿附会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在谨慎使用的同时要避免据以断事。

至于第五级文献，则已逸出史料的范畴，引以为据，尤不可取。

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对“齐梁故里”的地望进行推断才是史学研究应有的方法，基于这个基本方法，梳理“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即今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万绥村这一说法的史料源流、来龙去脉，认为“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与常州万绥无关，依据第一级文献，“东城里”这个聚落应该位于今丹阳市东北沪宁高铁丹阳北站周围，而颜巷村迤北至胡桥、建山一线以南，即沿六朝金牛山(又称彭山，今水经山)东西分部的萧齐帝陵与沿六朝东城里山(今无名)南北分布的萧梁帝陵区一带，是东城里的乡野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