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演出队之写剧本，于我已是“游有余刃”，一个小小的粉墨团体，到底演不了多少剧目;且我历来被誉为“快手”(实际是一种心不在焉)，一年花上一两个月，就足可叫那些红男绿女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1973年，我就开始写诗了。是旧病复发，也是一种新的冲动。
演出队之写剧本，于我已是“游有余刃”，一个小小的粉墨团体，到底演不了多少剧目;且我历来被誉为“快手”(实际是一种心不在焉)，一年花上一两个月，就足可叫那些红男绿女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上世纪80年代，新疆诗坛“三剑客”杨牧（右）、周涛（中）、章德益（左）
然而我心里最明白，那不过都是别人的事。这一点也许还是陈艰察觉最早，他问我道:“你老弟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写诗。”我坦率地说。
我想写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叫我心里痒痒的事情了。它象我青梅竹马的初恋，最早、最真、最纯地爱过，后来忙着要吃饭、要对付这世界，“东风恶，欢情薄”，自然不得不与之“离索”;但也正象陆放翁于多年之后再遇他被恶婆婆逼走的爱妻一样，一番恋情也愈加炽烈。
正好我是“帮工”的，并不常住演出队，大部分时间都让我在家造剧本--造不造剧本鬼知道，一年过去，我已“诗笺盈囊”了。
我永远没有老一辈们那种关于写作动机的崇高剖白。老实说，我写作的冲动太平庸，一是爱，一是想，如果还有功利目的，那便是为自己洗刷。
我要向人们最后显示，杨牧是比“那些家伙”要强出多多的一条好汉(也许这是自欺欺人)。而在所有的路径中，唯有这条于我最具可能性.......一种朦胧的潜在的东西告诉我。当然不排除我也想要表达点什么，但这世界最恼火的东西，是自己干的常常不是自已爱的，要是我能做成一件既需我为又属我爱的痛快事，这一辈子就划得来了。
我敬重一切怀崇高目的写作的作家，也为自己承认自己远不够崇高而少却装饰自己的暗愧。
1973年底，我斗胆第一次向外投稿，但我不知道中国有些什么刊物(那时刊物也多已绝种)，只知还有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我寄去了一大本诗稿，居然回信“酌情选用”。
过了些时，一本叫做“工农兵诗选”的《洪流集》出版，果然印有我三首诗，作者名前还赫然冠以“新疆生产建设部队”。我高兴了，我投了个气球有人接住。
新疆“发现”了一个作者，一些人也似有留意。其时兵团文化科有位名叫华群的女将，也为兵团出现了一位“有苗头的新人”热心张罗，她叫我去参加文艺座谈会。
这是一次全兵团的“精英会聚”，我有幸列座，诚惶诚恐。济济一堂上百人，高论纵横，我怀疑他们都是作家。
唯有第三天，从塔里木来了个章德益，头发蓬松，浑身尘土，一副长途奔波的疲态。
华群说，章德益已经发表过不少诗作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审定他半本诗集。
我大惊，想我逃亡曾经路过的塔里木，是何种绝境，竟也有这样破土而出的。
是夜我推开德益的门，小心谒见，没料他反倒面红耳赤，羞怯怯如一位少女。我们说了几句话，客客气气，平平常常。但我得承认，在济济上百的“精英”中，我最愿接近的就是他了。
会间来了一个人,是郑兴富,刚复刊的《新疆文艺》诗歌编辑。这是一个一见就觉得可以信赖的忠厚长者(其实他比我仅大几岁)，川大64届毕业生，就在我64年“盲流”入疆时，他也就于那时来了。
一番宏图，未及展露，就遇要“革”文化的“命”，他便坐冷板凳多年。此时刊物又要兴起，冷冻的热情自然又要挥发开来。
他从会上别人的介绍中认识了我。这个会上讨论的主题，自然是如何紧跟时代，唯他说了些关于艺术方便的话。
我与郑兴富认识了，是我生活中一幸事。他听说我在四川时就发表过少作，特地要去我的剪报。他读了，他确认我是有“希望”的。
他亲自跑到我的148农场，细读我的全部诗稿，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我浑身冒汗。但在他认为合格的时候，又毫不犹豫大块推出。
他是在新疆第一个发表我作品的编辑，也是将我中断的岁月衔接起来的一座“舟桥”--后来我常对老郑说，或许这是神的安排，就在我被逐出四川的时候，“四川”就为我派了位“随身”的使者啦，只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哈哈大笑。
但自我发了几首农场小诗后，投稿似乎再不走运。
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样慷慨的主，再难遇上，就是新疆，也屡屡退稿。退稿的理由多是“时代感不强”之类。
我恼火了一阵,仍旧编造我的剧本。剧本自是应命而编，需什么就造什么;为了配合更紧密，还常常需要“节令轻骑”，“五一”到了唱“五一”，“十一”到了唱“十一”。
这年“五一”节的前夕，我写了一个“开幕词”，“批林批孔”也大摇大摆进入“词”中。演出既毕，我突然想起它也是“诗”，而且“时代感”肯定“强”，便略加整理寄往新疆日报社。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它登出来了，《红五月放歌》，堂而皇之大半版!
我得意了。我成了“政治抒情诗人”。历史的玩笑常是开得很正经的，远非回头是那么滑稽。“成功”于我始终具有蛊惑力，我决心干件更大的事。
不长时间，我就写了一大本“政治抒情诗”，洋洋洒酒三千行，挥笔题曰:《擂鼓集》。题目如下:
《为新生事物放声歌唱》
《北京时间》
《虎头山颂》
《新愚公宣言》
《幸福的回答》
《历史闪光的一章》
我将它投寄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来电报，让我速去修改定稿。我突然一步升天了，我要在上海出本书!
我向石河(滨之)借了一笔钱，打点启程。石河子为此也颇觉荣耀(当时我被暂借在地区文化局帮工)，但我心里仍有忐忑。我知道中国有个规矩，出书或者发表作品总是要“政审”作者的。这是76年上半年，我虽已解除“叛国”之嫌，但“148”当局一些人物仍然对我并不地道(前不久我在《解放军文艺》发过一首小诗后，来函调查，一枚公章就狠狠踹过我一脚，以致当时在该刊任编辑的雷抒雁都诧异过)。
我遂对当时在文化局负点小责任的杨树说，我去上海就称我是文化局的，如他们来函，就会直接发到文化局，多担待了。杨树老头慨然应允。
我以“文化局创作员”身分去到上海，住进瑞金路打浦桥一招待所。迎接我的傅培根编辑，着实把我夸了一番。
初到上海，眼花缭乱。有一半漂白粉的水，也毫不犹豫让我拉了半月肚子。上海滩确是冒险家们闯荡的乐园，也包括那些零落之后惨淡自救的年轻人。
招待所内，就住着朗澜、汪雷、叶承喜(叶辛)诸人物，还见到张抗抗的背影。
一次在一个小礼堂，意外地坐在巴金身后，左是哈华，右是芦芒，倒也教我感慨良多，他们都在这个“乐园”被颠荡得白发苍苍了。
当然，我记得我是个农工，我的一件皱巴巴的黄军衣，也于大世界颇不协调。然而出书是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两个月过去,在编辑的精心指导下,我完成了诗集的修订任务，并且带回上海不定量新疆定量的一包腌肉。回来不久，即收到校样。上有内容提要曰:
“这本政治抒情诗集，以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针，以饱满的热情，浓重的色彩，展示了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代画卷，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壮丽图景，描绘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蒸蒸日上的动人景象。作品立意深刻，构思新颖，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字里行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这连我自己都吃惊了，以至吃惊到它瞬息间就萧然流产我也不再吃惊的地步。
它流产了，一个死婴，宫口却是一滩乌血。我竟有那么“饱满的热情”，而且紧扣“时代的脉搏”。
一个为“WG”革得伤痕累累的家伙，居然“再现”出“永放光芒的壮丽图景”。我，我，是我吗?当然是我。
我不愿做把烂了粥就推给监厨的肮脏事(凭良心说，傅培根同志也未必是要吃我的狼，而作为一个老黄牛似的老编辑，我永远记得他战战兢兢，手执毛笔，一边剧咳一边躬身改稿
的样子)，我吃惊的是，这些作品都自出我手，而拿笔的是一个流浪汉!
急功有之，趋奉有之，改变自己低微身份的欲望也有之(甚至此时再论证创作目的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不应该想得更多更宽一点吗?
多少年来拿笔的人们总是这样，自己是自己，笔是笔，过日子的时候是自己，拿笔的时候自己和笔又突然变成别人的了，还美其名曰“紧扣”什么。
这普及的悲剧演出的警示，还应该存留多久呢?
但无论如何，我又开始流浪了。这种流浪，较之当年找个饭碗似更张惶。我已不知道我该写什么。文化局的帮工期满，我又回到我的农场。1976年以后我被调到宣教科，干脆搞起新闻来。
我流浪了。我在自己的真实外流浪。我在一片本来已拥有的土地外流浪。只有当我重新发现脚下就是一块模型，就是我自己，我才意识到那是可以降落的地方。
我投宿于我。我从我颅额的上空降下，沿每根或痛或痒或酸或麻的真实神经，一直到趾掌，再沿泥土四散开去。
我拿出我最早写的诗稿，这才感到分外亲切。诗，总是应该最是诗的，最是自己真切的感到。人的“感到”有时也具欺骗性，唯一可信赖的只是那些血肉的颗粒。
确认自己只是自己，是土地的一枚团粒结构，这便是一切。148!148!原来你给我备下的，远不仅是几百平方公里的田垄和十五年悲欢，这里就是一个世界!
1977年以后，我在最早投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些诗稿的基础上,复又写出一批诗作。这时《诗刊》已经复刊，我向它投寄,果然刊用了一大组。
就在1978年一年内，《诗刊》连续发了我三次近十首。我为我的准噶尔送出了一颗《绿色的星》。
文/杨牧
来源：修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