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3年重操旧业开始写诗,1978年《诗刊》连发我十首诗,我很欣慰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03-14 00:25 1

摘要:演出队之写剧本,于我已是“游有余刃”,一个小小的粉墨团体,到底演不了多少剧目;且我历来被誉为“快手”(实际是一种心不在焉),一年花上一两个月,就足可叫那些红男绿女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1973年,我就开始写诗了。是旧病复发,也是一种新的冲动。

演出队之写剧本,于我已是“游有余刃”,一个小小的粉墨团体,到底演不了多少剧目;且我历来被誉为“快手”(实际是一种心不在焉),一年花上一两个月,就足可叫那些红男绿女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上世纪80年代,新疆诗坛“三剑客”杨牧(右)、周涛(中)、章德益(左)

然而我心里最明白,那不过都是别人的事。这一点也许还是陈艰察觉最早,他问我道:“你老弟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写诗。”我坦率地说。

我想写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叫我心里痒痒的事情了。它象我青梅竹马的初恋,最早、最真、最纯地爱过,后来忙着要吃饭、要对付这世界,“东风恶,欢情薄”,自然不得不与之“离索”;但也正象陆放翁于多年之后再遇他被恶婆婆逼走的爱妻一样,一番恋情也愈加炽烈。

正好我是“帮工”的,并不常住演出队,大部分时间都让我在家造剧本--造不造剧本鬼知道,一年过去,我已“诗笺盈囊”了。

我永远没有老一辈们那种关于写作动机的崇高剖白。老实说,我写作的冲动太平庸,一是爱,一是想,如果还有功利目的,那便是为自己洗刷。

我要向人们最后显示,杨牧是比“那些家伙”要强出多多的一条好汉(也许这是自欺欺人)。而在所有的路径中,唯有这条于我最具可能性.......一种朦胧的潜在的东西告诉我。当然不排除我也想要表达点什么,但这世界最恼火的东西,是自己干的常常不是自已爱的,要是我能做成一件既需我为又属我爱的痛快事,这一辈子就划得来了。

我敬重一切怀崇高目的写作的作家,也为自己承认自己远不够崇高而少却装饰自己的暗愧。

1973年底,我斗胆第一次向外投稿,但我不知道中国有些什么刊物(那时刊物也多已绝种),只知还有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我寄去了一大本诗稿,居然回信“酌情选用”。

过了些时,一本叫做“工农兵诗选”的《洪流集》出版,果然印有我三首诗,作者名前还赫然冠以“新疆生产建设部队”。我高兴了,我投了个气球有人接住。

新疆“发现”了一个作者,一些人也似有留意。其时兵团文化科有位名叫华群的女将,也为兵团出现了一位“有苗头的新人”热心张罗,她叫我去参加文艺座谈会。

这是一次全兵团的“精英会聚”,我有幸列座,诚惶诚恐。济济一堂上百人,高论纵横,我怀疑他们都是作家。

唯有第三天,从塔里木来了个章德益,头发蓬松,浑身尘土,一副长途奔波的疲态。

华群说,章德益已经发表过不少诗作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审定他半本诗集。

我大惊,想我逃亡曾经路过的塔里木,是何种绝境,竟也有这样破土而出的。

是夜我推开德益的门,小心谒见,没料他反倒面红耳赤,羞怯怯如一位少女。我们说了几句话,客客气气,平平常常。但我得承认,在济济上百的“精英”中,我最愿接近的就是他了。

会间来了一个人,是郑兴富,刚复刊的《新疆文艺》诗歌编辑。这是一个一见就觉得可以信赖的忠厚长者(其实他比我仅大几岁),川大64届毕业生,就在我64年“盲流”入疆时,他也就于那时来了。

一番宏图,未及展露,就遇要“革”文化的“命”,他便坐冷板凳多年。此时刊物又要兴起,冷冻的热情自然又要挥发开来。

他从会上别人的介绍中认识了我。这个会上讨论的主题,自然是如何紧跟时代,唯他说了些关于艺术方便的话。

我与郑兴富认识了,是我生活中一幸事。他听说我在四川时就发表过少作,特地要去我的剪报。他读了,他确认我是有“希望”的。

他亲自跑到我的148农场,细读我的全部诗稿,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我浑身冒汗。但在他认为合格的时候,又毫不犹豫大块推出。

他是在新疆第一个发表我作品的编辑,也是将我中断的岁月衔接起来的一座“舟桥”--后来我常对老郑说,或许这是神的安排,就在我被逐出四川的时候,“四川”就为我派了位“随身”的使者啦,只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哈哈大笑。

但自我发了几首农场小诗后,投稿似乎再不走运。

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样慷慨的主,再难遇上,就是新疆,也屡屡退稿。退稿的理由多是“时代感不强”之类。

我恼火了一阵,仍旧编造我的剧本。剧本自是应命而编,需什么就造什么;为了配合更紧密,还常常需要“节令轻骑”,“五一”到了唱“五一”,“十一”到了唱“十一”。

这年“五一”节的前夕,我写了一个“开幕词”,“批林批孔”也大摇大摆进入“词”中。演出既毕,我突然想起它也是“诗”,而且“时代感”肯定“强”,便略加整理寄往新疆日报社。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它登出来了,《红五月放歌》,堂而皇之大半版!

我得意了。我成了“政治抒情诗人”。历史的玩笑常是开得很正经的,远非回头是那么滑稽。“成功”于我始终具有蛊惑力,我决心干件更大的事。

不长时间,我就写了一大本“政治抒情诗”,洋洋洒酒三千行,挥笔题曰:《擂鼓集》。题目如下:

《为新生事物放声歌唱》

《北京时间》

《虎头山颂》

《新愚公宣言》

《幸福的回答》

《历史闪光的一章》

我将它投寄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来电报,让我速去修改定稿。我突然一步升天了,我要在上海出本书!

我向石河(滨之)借了一笔钱,打点启程。石河子为此也颇觉荣耀(当时我被暂借在地区文化局帮工),但我心里仍有忐忑。我知道中国有个规矩,出书或者发表作品总是要“政审”作者的。这是76年上半年,我虽已解除“叛国”之嫌,但“148”当局一些人物仍然对我并不地道(前不久我在《解放军文艺》发过一首小诗后,来函调查,一枚公章就狠狠踹过我一脚,以致当时在该刊任编辑的雷抒雁都诧异过)。

我遂对当时在文化局负点小责任的杨树说,我去上海就称我是文化局的,如他们来函,就会直接发到文化局,多担待了。杨树老头慨然应允。

我以“文化局创作员”身分去到上海,住进瑞金路打浦桥一招待所。迎接我的傅培根编辑,着实把我夸了一番。

初到上海,眼花缭乱。有一半漂白粉的水,也毫不犹豫让我拉了半月肚子。上海滩确是冒险家们闯荡的乐园,也包括那些零落之后惨淡自救的年轻人。

招待所内,就住着朗澜、汪雷、叶承喜(叶辛)诸人物,还见到张抗抗的背影。

一次在一个小礼堂,意外地坐在巴金身后,左是哈华,右是芦芒,倒也教我感慨良多,他们都在这个“乐园”被颠荡得白发苍苍了。

当然,我记得我是个农工,我的一件皱巴巴的黄军衣,也于大世界颇不协调。然而出书是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两个月过去,在编辑的精心指导下,我完成了诗集的修订任务,并且带回上海不定量新疆定量的一包腌肉。回来不久,即收到校样。上有内容提要曰:

“这本政治抒情诗集,以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针,以饱满的热情,浓重的色彩,展示了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代画卷,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壮丽图景,描绘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蒸蒸日上的动人景象。作品立意深刻,构思新颖,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字里行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这连我自己都吃惊了,以至吃惊到它瞬息间就萧然流产我也不再吃惊的地步。

它流产了,一个死婴,宫口却是一滩乌血。我竟有那么“饱满的热情”,而且紧扣“时代的脉搏”。

一个为“WG”革得伤痕累累的家伙,居然“再现”出“永放光芒的壮丽图景”。我,我,是我吗?当然是我。

我不愿做把烂了粥就推给监厨的肮脏事(凭良心说,傅培根同志也未必是要吃我的狼,而作为一个老黄牛似的老编辑,我永远记得他战战兢兢,手执毛笔,一边剧咳一边躬身改稿

的样子),我吃惊的是,这些作品都自出我手,而拿笔的是一个流浪汉!

急功有之,趋奉有之,改变自己低微身份的欲望也有之(甚至此时再论证创作目的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不应该想得更多更宽一点吗?

多少年来拿笔的人们总是这样,自己是自己,笔是笔,过日子的时候是自己,拿笔的时候自己和笔又突然变成别人的了,还美其名曰“紧扣”什么。

这普及的悲剧演出的警示,还应该存留多久呢?

但无论如何,我又开始流浪了。这种流浪,较之当年找个饭碗似更张惶。我已不知道我该写什么。文化局的帮工期满,我又回到我的农场。1976年以后我被调到宣教科,干脆搞起新闻来。

我流浪了。我在自己的真实外流浪。我在一片本来已拥有的土地外流浪。只有当我重新发现脚下就是一块模型,就是我自己,我才意识到那是可以降落的地方。

我投宿于我。我从我颅额的上空降下,沿每根或痛或痒或酸或麻的真实神经,一直到趾掌,再沿泥土四散开去。

我拿出我最早写的诗稿,这才感到分外亲切。诗,总是应该最是诗的,最是自己真切的感到。人的“感到”有时也具欺骗性,唯一可信赖的只是那些血肉的颗粒。

确认自己只是自己,是土地的一枚团粒结构,这便是一切。148!148!原来你给我备下的,远不仅是几百平方公里的田垄和十五年悲欢,这里就是一个世界!

1977年以后,我在最早投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些诗稿的基础上,复又写出一批诗作。这时《诗刊》已经复刊,我向它投寄,果然刊用了一大组。

就在1978年一年内,《诗刊》连续发了我三次近十首。我为我的准噶尔送出了一颗《绿色的星》。

文/杨牧

来源:修为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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