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君友已经在监狱待了一个多月了，好几次看到狱友深夜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便将行李送给别人，然后从容的跟着特务走了。

1949年12月6日深夜，熟睡中的朱君友突然被特务叫醒，之后就被带出监狱。

朱君友

朱君友已经在监狱待了一个多月了，好几次看到狱友深夜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便将行李送给别人，然后从容的跟着特务走了。

敢干革命，朱君友就没怕死过，所以他决定慷慨赴义。

朱君友虽然放下了个人生死，却有人不想让他死，在去刑场的路上，押送他的两名特务中的一人突然解开他的绳子，另一人则朝他使眼色，示意他不要说话，赶快跳车逃走。

被军统抓了还能活下来，朱君友不敢想，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跳车逃走了，等回到家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为了救他，父亲足足花了十根金条！

那么，朱君友是谁，他又是如何虎口脱险的？

朱君友其实是一位阔公子哥，他祖上在明清当官，属于士大夫阶层，即便到了民国，依然是成都地区的大地主。

朱君友的父亲名叫朱茂，早年卖掉田地经营煤矿商业，一不小心就发家致富了，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人送外号“朱财神”、“朱半城”。

朱家究竟多有钱，我们已经很难知道了，只知道朱茂平时出手十分阔绰，他经常做慈善，给穷人捐了大把的钱，在当地很有声望，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在百姓眼中，朱家虽然经商，却是世代书香门第，朱茂很有修养，也很有学问，朱家子弟大多都擅长书画，比如蜀中美术界有画坛“朱氏七姊妹”之说，朱茂的堂妹朱佩君也是一位著名画家，还是成都画院首任院长。

民国时期成都

朱君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已经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了，在那个动乱年代，有别于普通的四川穷苦大众，他打小就衣食无忧，而且接受了良好教育。

朱茂对朱君友的期望其实很小，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将来继承家业，好让家族传承下去，这份期盼在当时很普遍，也很朴实。

很多像朱君友这样的人，最后都成了纨绔子弟，但他没有这样，或许是受到家族氛围的熏陶，他打小就爱学习，而且富有正义感，后来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成为了一名高材生。

在朱家人眼中，朱君友很有出息，也很给家族长脸，朱茂虽然表面严肃，却暗自窃喜：这下子家族后继有人了。

但是，事情却在1938年发生转变，这一年正在读书的朱君友，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并担任了领导职务。

从四川大学毕业后，朱君友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等到抗战胜利了，他又在张澜秘书范朴斋的介绍下，于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还当上了成都市第27区分部部长，在组织内主管财经，负责筹措经费。

要说领导也真会选人，让一个富家少爷管财务，这不明摆着让朱君友往家里拿钱吗？

朱君友何尝不知道，但他欣然选择接受，他将自家一处宅子当作临时联络点，干部们还会偶然聚集在此开会，而组织的活动经费，也都是从这里取出来的。

活动经费的来源也很简单，都是朱君友从家族挪出来的。

朱君友本不喜欢经商，曾委婉地拒绝父亲继承家业的要求，但自打他成为革命者之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改变，毕业之后父亲旧事重提，他竟然答应了，朱茂便安排到家族银行当经理，后来又陆续掌管了一些产业。

由于朱君友表现很好，朱茂便大胆放权，让他成为了家族的掌舵者，多数产业都由他控制，享有充分的决策权。

朱君友之所以会在民主同盟管财经，跟他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也乐得其所，自己能为革命奉献力量，还求之不得了。

为了给组织筹措经费，朱君友从家族产业中挪用了不少钱，尽管他把财务报表做得很好看，但朱茂却没看到真金白银。

带着疑惑，朱茂查了儿子的账本，却猛然名下某家铺子竟然一下子亏空了20根金条！

朱茂决定深入调查，很快就发现更多铺子的账本有问题，很多铺子是亏损的，有些铺子的账本从表面看是盈利的，但利润却不知道哪里去了。

为了搞清楚真相，朱茂找来朱君友对质，朱君友口才好，心思也比较缜密，面对父亲的质问，他从容应对，每一笔支出都说得清楚，但依然被朱茂发现了问题，例如朱君友说有一批消失的十几根金条，被他拿去修祖坟了！

朱君友修祖坟这件事，朱茂是知道的，但他亲自去看过，就这么点工程量，要说花十几根金条，打死他都不信。

朱君友百密一疏，情急之中编造的谎言，被老辣的父亲识破了，结果被抓住了把柄。

细细追问，朱茂这才知道，原来儿子把家产拿去支持革命了，除了从家族产业中拿钱之外，朱君友还献出了自己的私房钱，甚至连家里的一些古董字画，也都被他拿去抵押换钱交给组织了。

民国时期成都街道

朱茂不是个小气的人，主要是担心长此以往，再多家产也要被败光，更担心朱君友的安全，便下了死命令，剥夺了朱君友的职务，切断了朱君友的经济来源，甚至限制朱君友的自由。

多年之后，朱君友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当时资助地下党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取出来的，由此引起家里人的怀疑。父亲认为我的种种行为大逆不道，对我采取严管，经济上卡我，限制行动......

1947年，朱君友结婚了，老婆名叫杨汇川，是同盟会元老、四川军事巡警总督杨维的女儿，虽然杨维早已经去世，但其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许多人在国民政府当官。

与家族之中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杨汇川与成都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很深，比如地下党负责人熊梦碧与她的关系就极其要好，她虽然不是中共党员，却是入党积极分子，已经为地下党做事很久了。

在杨汇川的影响下，朱君友也与中共地下党也走得很近，思想再次得到升华，还顺利成为了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开始帮中共地下党收集国民党当局的情报，他甚至有自己专门的联络员。

朱君友当然知道从事地下工作的危险性，但他认可中共的主张，也不惧怕牺牲，他虽未入党，却拥有党员的政治觉悟，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每天晚上都要收听各类华语广播，从而获取情报，他还经常潜入敌营刺探，得来的情报都被他通过交通员送出。

战争进行到1949年下半年，三大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后又向大西南进军，四川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稳定四川局势，国民党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四处乱咬人，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毛人凤下令军统在成都、重庆等地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和进步团体，仅在成都一地，就先后进行了两次大抓捕。

很不幸，朱君友也在一次大搜查中被捕，那是在11月的一天，他路过玉带桥的时候，遇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身上的进步书刊、传单和资料来不及销毁，结果被搜了出来，当即遭到逮捕。

说到底，朱君友的斗争经验还不是特别丰富，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反侦察意识相对薄弱，临场反应也有所欠缺。

很快，朱君友就被送到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关押，他在这里他遭受了严刑拷打，一米八的大个子被反绑双手吊在房梁上，遭受各种酷刑，仅“鸭儿浮水”就来了十几遍，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一般的公子哥哪受得了，他却守口如瓶，一个字都没透露。

特务抓人

当时，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廖成林、刘仲宣、云龙、彭代悌等人，他们不太了解朱君友的真实身份，但知道他是同道者，所以用语言鼓励他，跟他一起唱歌打气，鼓励他挺住，渡过此次难关，没几天他们就成为了朋友。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先于朱君友被枪杀，每到深夜都有人被带出牢房，走了就再也没回来，他看着朋友们一个个离去，心如刀绞。

大约被关押了半个多月，朱君友又被转送到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关押，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团体大多关押在这里，有许多都是他认识的人，比如杨伯恺、王伯高。

1949年12月初，毛人凤和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来到成都，很快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鉴于成都局势危急，决定着手杀掉关押将军衙门在押的政治犯。

当时，成都的特务头子徐中齐将36名政治犯名单交给毛人凤审查，朱君友的名字就在其中，毛人凤看完名单后嘱咐说：

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

随后，毛人凤便在名单上批示：一律枪决。

名单又送给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过目，王陵基在上面写了“如拟”二字。

国民党监狱

军统和地方政府都同意杀掉政治犯，朱君友这一次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12月4日深夜，军统开始实施大屠杀，刘仲宣、云龙、彭代悌等中共地下党员，首先被枪杀于抚琴台王建墓的甬道内。

按照预定计划，在12月7日这天，将军衙门关押的政治犯将被全部处决。

就在行刑前的6日晚上，朱君友被特务带走，他将行李送给民革的徐孟生，当他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牢房的牢房时，还回头看了二人一眼，二人也知道怎么回事，便点了点头，鼓励他要走好，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在出牢房的一路上，气氛凝重到了极点，却没有一个人流下眼泪，因为所有人都清楚，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既然走上这条路，就随时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走出牢房时，朱君友看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杨夷甫，是他的妻子杨汇川的哥哥，当时担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高级秘书；另一个人叫做徐季达，是重庆特务头子徐中齐的弟弟，徐中齐是杨维一手提拔的，虽然杨维不在了，但两家的人情还在。

当然了，朱君友看到二人的时候，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认为二人是为了送自己一程，才专门来到监狱的。

朱君友不知道的是，第二天才是真正的行刑日，他是提前一天被带走的，就他在被送去刑场的半路上，两名特务中的一个给他解开绳子，另一个则使眼色让他跳车，在求生欲本能的趋势下，他一跃从车上跳下，然后踉踉跄跄的往远处狂奔，头也没回地走了。

朱君友逃走后，根本不敢回家，怕家人受到牵连，便来到成都中和场乡下的亲友家中躲避，亲友给他治伤，让他安心休养，他便住了下来。

12月27日，成都解放，朱君友得知解放军入城，这才赶紧返回城内家中，见到了父亲朱茂，他很疑惑地问父亲，“你知道特务为什么要放了我吗？”

朱茂看着瘦弱的儿子，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稍稍平复心情之后，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朱君友被捕之后，朱茂很快得知了消息，他虽然不支持儿子参加革命，但也不忍心儿子被杀害，便找到儿女亲家杨家，让杨家想办法帮儿子脱罪，杨汇川求夫心切，也请求哥哥杨夷甫一定要帮忙。

最终，在杨夷甫的运作下，朱茂花了十根金条贿赂了以徐中齐为首的大小特务，徐中齐本就受过杨家恩惠，又拿了钱财，自然愿意帮忙。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朱君友在行刑前一天晚上被特务突然带走，又在两名负责押送的特务的帮助和默许下逃走，徐中齐则向毛人凤谎称朱君友越狱，还说朱君友不过是个小角色，逃走也就罢了，毛人凤并未深究。

朱茂本打算尽可能多得救一些人，如果抛开家庭而言，他是理解革命者的，知道这些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但难度实在太大，只能先救朱君友。

朱君友听完，连忙跪在地上不停给父亲磕头，说，“儿子给父亲添麻烦了！”

朱君友庆幸自己劫后余生，但没几天他就得知一个惊天消息，就在他逃走的第二天，军统特务杀掉了关押在将军衙门的32名政治犯，包括杨伯恺和王伯高等人在内，他与二人的匆匆一瞥，竟然成为了永别！

具体情况是，12月7日白天，军统特务将将军衙门的档案材料全部焚烧，然后开始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

7日深夜，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带着16名特务来到将军衙门，他们将关押在此的32名政治犯用麻绳捆绑，带上眼罩，蒙上嘴巴，然后强行扔上刑车。

这32人是由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组成的，其中不少人跟朱君友熟识，有些人则是他入狱之后认识的。

唐体尧将32人运送至外西十二桥，在桥西南二百多米处乱坟岗残留的防空壕里，刽子手们用刺刀和手枪将32人一一杀害，然后随便弄点土草草掩埋。

被杀的人中，有一个人叫做王干青，是张澜的密友，也是中共党员，朱君友加入民盟那天，就是他主持的会议，他死前仍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得知这么多同志被杀，自己是唯一一个幸存者，朱君友既感到庆幸，又感到无比耻辱：如果自己家里没有这些人际关系，是不是也跟同志们一样呢？

往后余生，朱君友决定好好活着，但他家里多了一些画像，上面画着他的战友，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告慰烈士的先灵。

十二桥烈士墓

1950年初，牺牲烈士的遗骸被挖出，一共有36人，他们被安葬在十二桥烈士墓，供人们悼念和瞻仰。

朱君友经常往十二桥烈士墓跑，用手擦拭每一块墓碑，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怀念，倾诉自己的无奈和愧疚。

2004年，弥留之际的朱君友激动地对儿子们说了一番话，其中有一句话是：

过去令人难忘的事情回忆起，觉得自己虽然能够活命，但那么多人都牺牲了，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作为一名幸存者，永远怀念......我和他们相比，虽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说完这句话，朱君友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去找他的战友们去了，他或许并不出色，但笔者认为敢于斗争的人就是英雄，他完全不用愧疚，他只是运气好一点点，他活下来也许就是战友们希望看到的。

来源：围炉煮酒话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