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西北军团长胡逸发迎娶一名女子,上海籍,出身商贾,名叫向影心。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不是军人,却卷入最高机密;不是政客,却活在权力中心。
她叫向影心,戴笠与毛人凤之间最敏感的名字。
1935年,西北军团长胡逸发迎娶一名女子,上海籍,出身商贾,名叫向影心。
她不是普通女人,她不甘在深宅后院老去,不甘一生只是军人妻子,她的算盘,是进上层社交圈。
胡逸发在西北有兵权,背景复杂,她利用丈夫的名片频繁出入南京、重庆两地的军政场合,那时,军统刚刚成形,戴笠急于网罗各界人士,尤其是擅长社交的女性探子。
向影心穿旗袍,坐在咖啡厅里向戴笠提问,戴笠皱着眉打量她,“你想干什么?”
她说:“我想进军统。”
不是求人,而是给条件,胡逸发能为军统供人、供线报、供后勤,她能自己亲自出面打通资源。
戴笠看重的,不只是她的姿色,更是她冷静、懂规矩、有野心,她拿到代号“裙带花”,负责打通西北军方与军统的关系链,她是最早一批女性干员,参与情报、交际、安排掩护。
军统有铁律:特务不得婚配,戴笠亲自破了这条规矩。
1940年,戴笠在黄山别墅设宴,把向影心介绍给毛人凤,向影心没有选择,毛人凤也没有。
婚礼草草办在重庆郊区,几辆军用吉普车站岗,没有亲属,戴笠告诉毛人凤:“你得结这个婚,党国需要。”
毛人凤默不作声,这个女人,戴笠信得过,他却不信。
这不是感情,是部署。
婚后九年,她为毛人凤生育八子,几乎每年怀孕,长官公馆冷清,夫妻鲜少交谈。
毛人凤容忍她与戴笠“单独交谈”,但他每次回头都让贴身警卫记录时间和频率。
婚姻成了表面文章,毛人凤把她当成桥梁,却不许她掌权,她的行动必须报备,她的住处隔三岔五被人查,她的信件,全部拆封。
胡逸发逐渐淡出西北军权,被调往后方,向影心的唯一倚仗,就是她腹中源源不断的孩子,她没有离开,也没有争吵,她在等戴笠下一步安排。
她知道,自己就是军统的一个“特设单位”,名字叫“毛夫人”,实则是军统西北路线的替代通道。
1946年8月17日,杭州笕桥机场,戴笠所乘C-47运输机失事。
飞机原定13点30起飞,因雷雨延误,14点10分起飞,14点43分失联,空难现场在山腰,尸体焦黑,戴笠死无全尸。
毛人凤在南京第一时间得讯,他沉默不到5分钟,转身召集沈醉和几位骨干。
“这不是天意,是机会。”
军统群龙无首,郑介民最有声望,戴笠生前常带他出入蒋介石侍从室,毛人凤不行,蒋介石对他没有直接依赖,戴笠死后,他必须争功。
向影心的建议记录在当时沈醉手记中:“要让郑介民主动出局。”
方法是揭旧账。
毛人凤与沈醉一起送出匿名举报材料,指郑介民在广西设特务据点时贪污经费、包庇走私,还牵扯一名女性地下党员失踪事件,事情捅到蒋介石那边。
蒋介石问:“戴笠死了,谁能收尾?”
毛人凤低头,说了句:“不如让我们先接起来,稳住。”
三个月后,军统正式改组为“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沈醉副手,郑介民调职“进修”。
向影心的角色,再无人提及。
戴笠的遗物,包括文件、录音笔记、部分私人档案,被毛人凤亲自销毁,他怕有人从中翻出她的份量。
她知道太多,又无利用价值。
1947年冬天,保密局内部有传言:“毛太太生病了,被送去青岛疗养。”没人再见过她。
真实情况来自后来一名护理员回忆:“她不是来养病,是被绑来的。”
进门当天,注射镇定剂,她没有发病记录,也无精神病史,入院手续盖的是“内部留察”章。
毛人凤只说了七个字:“别让她再出来了。”
青岛精神病院,封闭区三层,西厢第三房,门口无号牌,窗户贴木板,她在里面被关了整整九年。
她不是疯子,也不是病人,她是知情者。
1947年入院时,她还保持清醒,第一个星期,她用尽办法和门外的护士讲话,无果。
她绝食,被强行灌食,她撕碎被褥,用纸笔在墙上写“我是军统人员,请报南京”,三天后,房间被重新粉刷。
第五天,第一次注射氯丙嗪。
副作用迅速反应:身体僵硬、语速迟缓、幻觉,她挣扎,被约束带固定在铁床上,白天针剂,晚上电击,每周固定检查一次瞳孔反应,无记录、无会诊,只有顺从和安静。
她从军统干员,变成编号无名的“精神病人”。
医生不发言,护士不问姓名,她喊:“我是毛人凤的妻子。”对方回答:“这里没有毛先生。”
她开始咬舌,多次,后来医生命令安装口套。
院方知她身份,却只执行命令。
向影心精神崩溃,是在第三年。
她开始喊:“我背叛了他,他背叛了我。”
她嘴里常念一个名字:戴笠,有人以为那是她的兄长,没人知道,她曾是戴笠最信任的情报链节点之一。
她父母开始找人打听,起初毫无音讯。有人去重庆问旧部,有人托宋美龄的贴身秘书,直到1949年5月,南京即将失守,一纸密电送到蒋介石案前。
宋美龄亲自干涉:“一个女人,关九年,还要关多久?”
蒋批示三个字:“调回台。”
此时,毛人凤已随军撤往台湾,保密局结构重组,仍掌实权,但身体出了问题,食欲不振、腹胀、时常呕血,1956年确诊肝癌。
向影心坐船赴台,名义是“照顾毛先生”。
她没有再提从前,她给他煲汤、喂药,日夜守着,毛人凤病入膏肓,肝腹水严重,胃肠不适,只能喝粥,她亲自煮粥,加入微量磷化锌。
医生未察觉,毛人凤死于肝衰竭,无可查疑点,所有记录写明“1956年10月14日,病亡。”
她没参加追悼会,火化那天,她一个人站在火葬场外面,穿着藏青色外套,提着个旅行箱,没人打招呼。
毛人凤死后,她没有离开台湾。
她搬到士林,住在老住宅区一栋二层砖楼里,对外称“吴太太”,经营绸缎店。
她不说普通话,只讲上海话,店里常有旧军人路过,有人觉得面熟,但不敢问。
1970年,俞济时搬到她楼上。
俞曾任侍卫长,抗战时驻防安徽,有战功,两人都是旧人,那段时间,他们常在阳台吃饭,交谈。
她会笑,邻居说:“吴太太有文化,懂礼貌。”
没人知道她的身份,也没人再提“毛太太”。
她身边没有一个孩子,八个子女,全被保密局安排送走,分散教育,改姓改籍。
她没再见过他们,她也从不提他们的名字。
1975年,她病重,右侧肺部阴影,咳血,住进香港一家教会医院,病历上的名牌写着“吴影心”,不是向影心。
她去世那年,医院起火,病房部分烧毁,遗物只剩日记一页。
上面写着一句话:“我不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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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丁丁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