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是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以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目标，聚焦文化管理体制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系统推进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建设，围绕改革的总体设计、目标原则、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改革是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以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目标，聚焦文化管理体制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系统推进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建设，围绕改革的总体设计、目标原则、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作出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文化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先行探路的担当率先推进文化领域破题攻坚，为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贡献了省域方案，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系列论述和部署提供了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
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加以谋划推进。他旗帜鲜明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他对浙江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1.把文化体制改革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从“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的战略高度部署改革
21世纪初，浙江在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进程中，仍面临不少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管理部门还未从“办文化”的管理模式中脱离出来，文化市场的开放程度还不够，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产业仍存在政策瓶颈等。对此，习近平同志立足全球化发展的宏大格局深刻洞察浙江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省建设指方向、明思路、定举措。习近平同志准确研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世界范围的激烈碰撞，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实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的竞争，认为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开放省份，要从文化与经济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力量，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激活并释放文化对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增强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3年6月，浙江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工作为契机，围绕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开展了思想解放大讨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把“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在省域现代化总体布局中对文化改革和文化建设进行总体设计。同年7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立足为全国探路试点的站位，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提出将坚持“三个先进性”作为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方向，即坚持人文精神的先进性，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坚持文化产品的先进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坚持文化体制的先进性，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之路。同年8月，党中央批复同意《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浙江正式开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综合竞争软实力的高度，全面推进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
2.明确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原则，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
建设文化大省，必须从文化体制入手，转变观念，推进创新，深化改革，使文化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实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文化发展规律相适应，使文化体制真正体现先进性。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7月18日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强调，文化体制改革要做到中央提出的“四个充分”，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威力，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充分吸引和调动社会资源，增加对文化的投入，壮大文化实力；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市场中的主导作用，保证文化市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生产更多的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这一要求出发，习近平同志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卸包袱’和经济上‘断奶’。总的原则是，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但要调整投入结构和方式”，自此确立了浙江文化体制改革总的目标要求。
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浙江省蹄疾步稳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将市级试点从杭州、宁波两市扩大至全省11个市，省级试点从30个单位扩大至100个重点单位，对省域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渐趋全面和成熟，逐步形成以“六个二”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即注重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两种属性，实现增强控制力和提高竞争力两个目的，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种类型，抓好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两个层面的改革，运用国办文化和民办文化两股力量，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两个体系。2005年7月，在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建设目标的主要内容，提出要“坚决革除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营造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之后的浙江文化体制改革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3.高度重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改善服务为重点，使其不断增强活力”
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省份，浙江早在2000年出台的《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中就提出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逐步增加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重要新闻媒体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捐赠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多渠道的投入方式。习近平同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化，指出要高度重视文化为民、文化利民、文化惠民，“在投入方式上，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运用市场机制，强化资本运作，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导向和带动作用……实现由‘养人头’向‘干事业’转变”。具体到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改善服务为重点，使其不断增强活力。增加投入，就是要以各级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捐助，增加对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对社区和居民小区配套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加对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等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投入，同时注重重大文化设施建设的布局规划，避免过度超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转换机制，就是要通过深化文化单位内部干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抓紧形成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增强发展活力。改善服务，就是要引导和鼓励文化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提高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水平。2005年6月，在全省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着力点要放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上，放在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上”，“要充分体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多地考虑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无论是在文化设施布局、文化经费投向，还是文化生活安排、文化产品生产等方面，都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努力使农村的文化环境有较大改善”。
在逐年加大文化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的基础上，浙江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和供给方式的创新。在投入端，省财政每年安排文化事业专项补助经费，用于基层文化建设、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和文化产业扶持等；杭州市自2006年起对“文化产业扶持项目”实行专家评审与行政决策相结合的立项审批制度，对质量高、潜力大的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扶持，有力促进了文化创新产业发展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台州市建立“以奖代拨”机制，对基层建设文化俱乐部形成有效激励；嘉兴市制定市、县两级财政对农村文化阵地达标项目给予奖励性资助的政策，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为辅的投入机制。在产出端，杭州市最早试行“公益性文化产品政府采购制度”，通过公开招标、竞争询价、竞争邀请等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四两拨千斤”引导提高公共文化投入效率和供给质量。针对公共文化设施“重建设、轻管理”的难题，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思路，率先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机制，有效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效率。
4.突出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快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和文化市场体系”
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数量众多、发育充分的市场主体，市场体系难以为体系；没有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也难以在市场中生存。两者在改革中同样重要。针对当时浙江文化产业发展不够充分、文化市场主体规模小、发展质量不高的情况，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文化市场主体，难点和突破点在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亮点在于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要实现“三个一批”，即“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重塑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发挥我省的民营经济优势，发展一批民营文化企业；充分利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条件，引进一批外资或合资文化企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体系，关键是要打破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因此，必须把文化体制改革与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衔接起来，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衔接起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促进文化商品和生产要素在统一市场中合理流动。为此，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紧密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比较发达的优势，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积极鼓励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并优化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环境，既放宽市场准入，又加强引导管理，形成与浙江经济结构相适应，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针对国有文化单位改革难点，浙江省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省级国有文化单位改革试点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政策，围绕资产和人员“两个重点”，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不断增强国有文化单位的实力、活力和竞争力。鼓励并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演艺三个领域的集团化改革，同步推进资源整合与结构调整，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文化集团，使之成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建设主力军。积极探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广电集团等新闻媒体实行“两分开、两加强”的治理结构改革，建立宣传业务与经营业务相对独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新型公司化体制，打造出一批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市场主体。
立足民营经济大省的优势，浙江提出“一个亮点、两个坚持、三项任务”的工作思路，将发展民营文化产业作为浙江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亮点，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积极的改革取向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将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鼓励参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优化民营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作为三项主要任务。浙江采取“积极引导，非禁即入”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重点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龙头民营文化企业。在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3月，浙江省政府发出《关于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享受有关政策的批复》。2006年，浙江省专门编制了《浙江省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指南》，首次对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重点领域和扶持措施进行全面梳理，推出文化产业“项目库”，吸引一大批个体民营企业进入印刷业、博物馆业、文化旅游业，以及创意和技术含量很高的影视制作、动漫游戏等领域，改革成效明显。
5.大力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着眼于管住方向，管活机制，管出效益，管好质量”
自2003年6月党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后，浙江在推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转变职能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政出多门的情况。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着眼于管住方向，管活机制，管出效益，管好质量”。在内容上，“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重点做好规划、协调、服务、监督和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工作”；在方式方法上，“文化主管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正确处理‘有为’和‘无为’的关系，不断改进、完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调动积极因素、调节利益关系、调整行为规范上来，逐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主要面对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因此，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发挥经济政策杠杆作用，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建立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
2004年10月，浙江省出台《关于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的实施意见》，提出“建、并、分”三方面工作，要求全省所有市县，包括党中央未作要求的杭州和宁波两个副省级城市，都调整归并“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要求全省所有市县都建立起集中统一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并要求全省所有市县广播电台、电视台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从广电局等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同时，省级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着力转变管理方式，推行审批制度改革，共精减68项行政审批事项，精减幅度50%；“推行经费拨款制度改革，逐步将以‘人头费’为主的拨款方式，向以演出场次补贴和艺术创作项目补贴为主转变”。这一系列举措以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改革为契机，通过归并省级以下的文化管理部门，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手段，实现了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及其履行方式的转变。
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践探索的理论价值与经验启示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以宏阔的视野，对新时期浙江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全面系统的战略布局，在省域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整体谋划和实践探索，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素材。
1.改革的首要原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是文化改革发展的首要问题。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十分注重把好政治方向，管住舆论导向，体现改革走向。他指出，“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浙江的文化体制改革坚持了“三个确保”的基本原则，即确保党对文化的领导，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于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质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习近平同志尤其强调“要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2005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文化体制改革内涵时明确指出，“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这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第一个专项小组改革方案。该《方案》进一步明确文化体制改革要实现“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基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提出的理论命题，也是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作出的现实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战略谋划，都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首要的原则。从“三个确保”到“两个巩固”，深刻启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是有方向、有原则的，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要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把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贯穿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是“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要坚持改革的科学标准，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对于一些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原则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2.改革的目标导向：始终坚持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谋划，始终强调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005年7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他提出“文化经济”概念时也特别强调，“‘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在全面部署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时，他指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并特别强调文化建设的重心要进一步下移，更加体现惠民利民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定的群众立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研究新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特点”，按照“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的要求来谋划改革内容，按照“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的标准来评价改革成效，通过文化领域的各项改革举措实现“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标。
评判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民更好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成效，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到“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刻启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始终坚持改革为了人民，主动回应文化需求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趋势，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确保文化领域各项改革始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坚持改革依靠人民，尊重和鼓励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释放人民参与文化创新、推动文化改革的活力。要始终坚持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推进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贫困地区延伸、向困难群众延伸，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3.改革的战略谋划：始终坚持在全面推进改革的系统布局中统筹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须从战略高度来把握和谋划。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注重以战略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谋划文化体制改革。他着眼于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在战略层面，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之中；在实践层面，特别强调要立足浙江省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环境，把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与其他相关方面的改革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浙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优势，突出抓好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共同推进；在认知层面，强调“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总的原则是，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但要调整投入结构和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体制改革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坐标上，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围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党中央出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等40多项改革方案，形成文化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需要进一步从战略思维的角度，坚持着眼全局看问题、着眼长远想问题，统筹“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自觉地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推进。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以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先行探索，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系统布局，深刻启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着眼全局、着眼长远，牢固树立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要强化战略协同，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布局，深化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密切配合、协同高效。要强化战略规划，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把阶段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科学谋划制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时间表、任务书、优先序。要强化系统集成，加强文化体制机制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推动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
4.改革的关键环节：始终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既能实现文化服务的普及性、大众性，又能在基本标准之上实现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创新性。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将繁荣文化事业、壮大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检验标准，强调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两手抓”，按照不同类型，采取分门别类的改革政策，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政府主导，经营性文化产业由市场主导，做到“两手抓”“两加强”。2004年1月的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两手抓”的具体要求，即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创新体制，转化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既是形成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的需要，也是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的需要，二者是否繁荣、壮大，是检验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党中央陆续推出的40多项文化体制改革方案也聚焦两大关键环节：一是通过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改革，加快培育现代化的文化市场主体和文化市场体系；二是通过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衔接共进、协调发展，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的协调样态，二者既有差异性，又具备共通性。从“两手抓”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刻启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始终遵循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辩证法”，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要辩证把握“两种属性”，确保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的一致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一致性，既实现文化服务的普及性、大众性，又实现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创新性。要辩证用好“两只手”，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类施策、协同变革的过程中，探索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文化领域的结合路径，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重在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重在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加快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要辩证处理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在激发活力中保持秩序，在保持秩序中激发活力，建立有利于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实现文化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在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中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发展。
5.改革的路径方法：始终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
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部署文化体制改革时强调“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力求水到渠成”，“要坚持点上试验，面上推广，先易后难，先浅后深，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注意保护好干部群众的改革热情”，“在全面推进时则要以成熟的经验引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浙江省由点到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试点，在第一轮省本级和杭州、宁波两市试点基础上，有序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把点上的改革逐步向面上推开，不仅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贡献了成熟的制度方案，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将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作为稳妥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路径。2014年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充分总结了十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成效与经验，在此基础上明确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听取专家意见时指出，“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这一改革方法论既强调顶层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又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推动面上的制度创新。
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试点探索相结合的方法，妥善处理了破与立的关系，实现了文化体制改革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平衡。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探索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深刻启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既要发挥顶层设计对基层探索的引领、规划、指导作用，也要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要处理好“上下关系”，顶层设计聚焦制约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强对重大改革试点的统筹部署，基层探索在党中央指引下聚焦具体路径方法，因地制宜探索“一招鲜”，上下协同有效解决改革试点“碎片化”问题。要处理好“左右关系”，加强不同领域关联性改革方案的统筹规划和系统集成，做到横向联动、协调推进，提升改革整体效能。要处理好“点面关系”，支持地方试点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和发展规律为面上改革创造新经验，同时建立制度化的复制推广机制，提高改革试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
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浙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确立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目标与路径，率先破解束缚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浙江特点的文化改革之路。一是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立场、原则，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围绕“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作用”的要求，始终坚持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贯穿于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全过程，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之中。持续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改革，坚持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拓展“社科大脑+应用场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专题数据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改革，志愿服务精准触达体系改革、社会诚信评价体系改革、文化保障卡制度改革、文明实践社会化运营改革等一批改革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与获得感。围绕“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必须坚持面向群众、面向市场，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的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导向，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改善民生与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省建设。通过深化改革，浙江在公共文化空间一体化运营、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农村文化礼堂建管用育一体化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全省整合近10万个公共文化设施，构建近1.4万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于2024年创新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系统性遴选首批1570余名优秀文化人才派驻乡镇（街道）、结对村（社区）开展文化建设帮扶，全面嵌入基层文化场域，建立起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顺畅通道。三是深化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改革，有效促进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提升。围绕“逐步形成新的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的要求，紧跟新技术、新业态、新消费的时代浪潮，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体系，探索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文化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视听产业、数字出版、短视频、数字音乐等四大国家级基地落户浙江，万亿级文化产业培育成效显著。截至2024年底，全省拥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6747家，实现营业收入1.688万亿元，上市文化企业68家，历年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数量稳居前列。四是深化文旅深度融合改革，持续激发省域发展的新优势新动能。围绕“要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入旅游经济发展之中”的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推动乡村旅游、绿色旅游发展，着力打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浙江样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改革试验区创建，2024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中浙江占35席，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全面提升文旅产业体系化发展水平，落实之江文化产业带、“四条诗路”文化带、红色文化旅游带、蓝色海洋文化旅游带、绿色生态文化旅游带总体谋划。创新探索“文旅+X”融合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万村景区化”和景区镇村2.0建设、乡村文旅“共富工坊”建设，全面激发文旅融合活力，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五是深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彰显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标识。围绕“要切实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加大立法和保障力度，理顺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增加投入”的要求，以及对民间手工艺保护传承、浦江县登高村古村落抢救、民间艺术保护工程、非遗保护工作、抢救振兴永嘉昆剧等的批示精神，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文物安全保护利用、文化遗产挖掘传承、文物价值传播推广，浙江文化在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彰显。六是深化媒体深度融合改革，持续提升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围绕“新闻宣传是否善于创新，是否能够做到常做常新，是其发展壮大、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的论述，落实“主力军全面进入主战场”的要求，全面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大力推进主流移动传播矩阵建设，着力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新闻信息和文化视听重大传播平台。探索构建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高质量、一体化、可持续内容生产传播新生态，努力建设中国一流、影响世界、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现代化省级国际传播实体。七是深化文化领域数字化改革，推动文化改革发展模式系统性重塑。围绕“积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不断提高技术含量”的要求，在数字化浪潮中主动拥抱变革，从重点扶持现代文化流通业、动漫游戏业、数字电视业等高新文化产业入手，全面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深耕理论引领、舆论引导、文化惠民、文旅融合、文明培育等赛道，变革性重塑文化改革发展模式，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取得明显成效。
新时代新征程，浙江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部署，守正创新、破立并举、系统集成，聚焦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高地和人文经济新高地，深入推进“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把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作为努力方向，全方位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文化新消费、新业态、新服务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推动新型文化业态成为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一是聚力推进重大攻坚性改革。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传播一体化推进机制，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深化突发热点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协同工作机制改革，深化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机制改革，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省域现代化国际传播体系改革。重点完善以文塑旅体系，强化之江文化产业带、诗路文化带统筹推进机制，实施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创新开展非遗传承薪火行动，拓展文博场馆景区化矩阵，优化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生态；完善以旅彰文体系，迭代乡村旅游“五创”机制，拓宽旅游景区转型提质路径，完善全域旅游、绿色旅游、智慧旅游发展模式，创新入境旅游促进机制；健全融合促进体系，完善文旅爆款产品培育机制，构建“视听+文旅”发展生态，构建大视听产业繁荣发展生态，拓展“文旅+百业”新场景新消费，深化文广旅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二是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体系改革，优化提升社科强省建设推进机制，深化全媒体传播体系改革，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践行机制改革，创新以文化特派员制度为牵引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建立人文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体系，构建人文乡村建设推进机制，优化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生态链，推进文化企业提能升级机制改革。三是锚定小切口推进微改革。创新新媒体平台组织管理机制，健全省域“名嘴达人”新媒体IP培育体系，建立省级先进道德典型关爱礼遇机制，深化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共文化共同体改革，实施“全民阅读”空间运营改革，深化电影公共服务改革，优化“钱江浪花文化直通车”品牌机制，推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创开发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开展演艺新空间机制改革，完善“文艺赋美”促艺术普及机制，以大数据中心推动建设文学领域数字化体系。
（课题组负责人：查志强、周盛）
来源：浙江民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