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齐国的丝绸、海盐卖到了天下，城里“车毂击，人肩摩”，光是街边卖唱的歌女，收入都比秦国的县令高。

前言

战国末年，临淄城的富商们正对着账本笑开了花。

齐国的丝绸、海盐卖到了天下，城里“车毂击，人肩摩”，光是街边卖唱的歌女，收入都比秦国的县令高。

他们听说西边的秦国在搞变法，农民天天扛着锄头练兵，忍不住撇嘴：“穷酸样，还想跟咱们比？”

可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正是这群“穷酸”提着刀闯进了临淄城。

齐国的金子堆成山，却挡不住秦国的虎狼之师；

江南的丝绸能铺到天边，却护不住南明的半壁江山；

宋朝的国库比辽国、金国加起来还富，却年年得给人送钱买平安。

咱们从小就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历史偏要对着干。

今天就扒五个颠覆认知的故事，看看那些钱堆成山却跌得最惨的王朝，到底输在了哪儿。

齐国临淄城

一、战国最富的齐国，为何被最穷的秦国按在地上打？临淄城的金子堆成山，却挡不住秦国士兵的一把刀

你可能不信，战国七雄里，秦国的经济实力压根排不上号。

那会儿的齐国，临淄城有七万户人家，光是街上的吆喝声就能传到城外。

盐铁生意做得红火，孔子的弟子子贡靠着贩卖丝绸，富得能跟诸侯平起平坐。

楚国呢，江汉平原沃野千里，铜矿山一座接一座，铸的铜钱能让全天下的商人眼馋。

就连小小的魏国，李悝变法后粮仓堆得冒尖，“尽地力之教”让每亩地多打三成粮。

再看秦国，关中平原虽大，可水利没跟上，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收成还不如魏国的一半。

商鞅刚到秦国时，看到的是“百姓衣不蔽体，贵族车马简陋”，跟山东六国比，简直像个穷亲戚。

可就是这个穷亲戚，后来把富亲戚们按在地上揍。

商鞅变法的厉害之处，不在于搞经济，而在于把秦国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

他立下规矩：老百姓想出头，只有两条路。

要么多打粮食，交得多就能免徭役；

要么多砍敌人脑袋，砍一个就能升一级。

读书、经商？

门儿都没有，弄不好还得被发配去修长城。

商鞅变法就像给秦国装了个“齿轮”，每个老百姓都是齿牙，要么转着种地，要么转着砍人，效率比六国的“松散皮带”高十倍。

更狠的是郡县制。

山东六国还在靠世袭贵族治理地方，秦国的县令全是中央派来的，干得不好就撤职，贵族想占地盘？

没门。

公元前350年，商鞅把秦国的乡邑合并成三十一县，县令直接对国君负责，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

反观齐国，富人忙着赚钱，贵族忙着斗嘴。

齐闵王想合纵抗秦，大臣们天天争论“该先打秦国还是先打楚国”，最后啥也没干成。

公元前284年，燕国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临淄城里的富商们居然想着“谁赢了就跟谁合作”，结果七十多座城池被占，差点亡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时，齐国的国库比秦国还满，可士兵手里的剑都生锈了。

司马迁在《史记》里感慨：齐之富，天下莫及，然兵弱卒惰，见秦兵而走。

钱再多，没人肯拼命，也是白搭。

二、明朝江南富到能买下半个世界，却被几千倭寇吓得交钱赎城——银子再多，也喂不饱蛀虫

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富得能流油。

苏州的织工一天能织出五匹布，松江的棉布远销日本、南洋，光是一个小小的盛泽镇，就有“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说法。

西班牙人从美洲挖的白银，一船一船运到中国，换走丝绸、茶叶，江南的银子多到“银价暴跌，米价飞涨”。

有个叫顾炎武的学者算过账：

江南一省的赋税，比北方五省加起来还多；

苏州府的GDP，能抵得上明朝初年的全国总和。

按现在的说法，那会儿的江南，简直是“全球经济中心”。

可就是这么个富得流油的地方，居然被倭寇欺负得没脾气。

嘉靖年间，一群日本浪人和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人数最多不过几千，却敢沿着江南海岸烧杀抢掠。

他们打到苏州城外时，当地士绅居然凑了十万两银子“赎城”，眼睁睁看着倭寇把粮食、丝绸装车运走。

不是江南没钱打仗，是有钱的人不想打。

江南的士绅们，家里占着几百亩地，靠着“科举免税”的特权，一分税都不用交。

朝廷要征军饷抗倭，他们就哭穷：“百姓已经快饿死了，再征税就要反了！”

可转身就把银子用来买田、盖楼，家里的仆人比县衙的差役还多。

更荒唐的是，有些士绅还跟倭寇做生意。

倭寇抢来的赃物，他们低价收购，再高价卖出去，赚得盆满钵满。

有个叫徐海的海盗，原本是杭州的盐商，后来干脆拉队伍当倭寇，跟老家的亲戚里应外合，把嘉兴府抢了个精光。

朝廷派胡宗宪、戚继光来抗倭，军费得自己想办法。

戚继光在义乌招兵，军饷不够，只能去跟士绅借，还得给利息。

而江南的盐税、茶税，大多被官员和士绅私分，张居正后来查账，发现光是苏州府，士绅瞒报的田产就有二十万亩。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骂道：“江南之富，富在银钱，不在筋骨。士绅们住着瓦房，看着戏，倭寇来了就交钱，朝廷来了就哭穷——这哪是富国，分明是肥羊，就等着被狼叼走。”

后来清军南下，江南的富人们还是老一套：先凑钱赎城，赎不成就投降。

钱谦益是文坛领袖，家里有钱有势，清军刚到南京，他就带头剃了头发，还说“头皮痒得很”。

倒是一些穷书生，拿着锄头跟清军拼命，可惜人太少，挡不住。

三、鲜卑人凭什么打赢汉人？一群放羊的，靠换“新衣服”统一了北方

北魏初年，鲜卑人就是一群“暴发户”。

他们靠着骑兵厉害，从草原打到中原，抢了无数金银财宝，可治理国家的本事，还停留在“抢了就跑”的阶段。

皇帝跟部落首领平起平坐，老百姓一半放羊，一半种地，连个像样的税收制度都没有。

而被他们打败的前秦、后燕，早就汉化了。

前秦苻坚搞“劝课农桑”，关中平原“仓库盈溢”；后燕慕容垂定都邺城，修宫殿、办学校，看着比北魏“文明”多了。

可就是这群“没文化”的鲜卑人，最后统一了北方。

孝文帝元宏的改革，简直是“自杀式汉化”。

公元494年，他力排众议，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鲜卑贵族哭着反对：“我们在平城住了几十年，为啥要去中原受那份罪？”

孝文帝一句话怼回去：“不汉化，咱们迟早得回老家放羊！”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像给鲜卑人换了身“新衣服”。

虽然穿起来磨得慌，但比原来的“旧袍子”更适合在中原走路。

他还下了几条狠规矩：鲜卑人必须穿汉服，穿胡服的不准上朝；

必须说汉话，三十岁以下的官员说胡话，直接撤职；

甚至连姓都得改，拓跋氏改成“元”，独孤氏改成“刘”。

有个叫元恂的太子，偷偷穿胡服，被孝文帝废了太子之位，没多久就赐死了。

最关键的是均田制。

孝文帝把无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不管是鲜卑人还是汉人，男人给四十亩，女人给二十亩，种粮食的地要交租，种桑树的地可以传子孙。

这一下，鲜卑人不想放羊了，汉人也不想造反了，大家安安稳稳种地，国家的粮食和税收一下子多了起来。

反观那些“坚持传统”的游牧政权，比如柔然，还在靠抢北魏过日子。

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伐柔然，把他们赶到漠北，缴获的牛羊“漫山遍野，数都数不清”。

可柔然还是不长记性，后来又抢了几次，最后被汉化的突厥人消灭了。

北魏靠汉化站稳了脚跟，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再变成北齐、北周，最后由隋朝统一全国。

可以说，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没有后来的隋唐盛世。

正如《魏书》里说的：“昔为毡帐之族，今为礼乐之邦——不是经济不行，是敢不敢换脑子。”

四、清朝GDP亚洲第一，却被日本揍得鼻青脸肿——破马车上装新发动机，跑起来迟早散架

1870年的清朝，看着像个“富二代”。

江南制造总局能造枪炮，轮船招商局的船跑遍了沿海，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号称“亚洲第一”。

GDP占亚洲的60%以上，比英国、法国加起来还多。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估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至少是日本的十倍。”

可就是这个“富二代”，1895年被日本打得鼻青脸肿。

洋务运动的问题，出在“只买东西不学本事”。

李鸿章花大价钱从英国买军舰，建了北洋水师，看着挺威风，可军舰的炮弹，一半是实心弹（打出去只能砸个坑），一半是过期的炸药弹。

为啥？

因为负责采购的官员中饱私囊，把好炮弹的钱揣进了自己腰包。

清朝搞洋务，就像给破马车装了个“新发动机”，却还在用“老缰绳”（旧制度）拉着，跑起来迟早散架。

更要命的是制度。

清朝还是“六部九卿”那套老规矩，办个工厂要盖几十个章，买艘军舰得皇帝批准。

李鸿章想修铁路，大臣们骂他“破坏风水”；

张之洞想办新式学堂，御史弹劾他“离经叛道”。

而日本明治维新，废藩置县，设国会，搞征兵制，全国上下憋着一股劲要赶超清朝。

1894年，甲午海战打响。

北洋水师的“定远”舰威力巨大，可指挥系统一团糟。

丁汝昌是陆军出身，不懂海战；

刘步蟾和林泰曾互相拆台；

炮弹不够了，向天津军械局要，局长居然说“得等朝廷拨款”。

而日本联合舰队，舰长都是留洋回来的专业人才，军舰保养得比北洋水师好，炮弹充足，指挥统一。

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五艘军舰，日本一艘没沉。

后来日军登陆旅顺，守将龚照玙居然带着家眷跑路，几万守军群龙无首，被日军杀得尸横遍野。

严复在《救亡决论》里骂道：“中国之病，不在没钱，在没规矩。人家学打仗，我们学打炮；人家学制度，我们学造船——就像给破房子刷油漆，看着光鲜，一推就塌。”

甲午战败后，清朝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

这些钱被日本用来发展教育、军事，没多久就超过了清朝。

而清朝呢，还是老样子，官员忙着贪腐，皇帝忙着修园子，最后被辛亥革命赶下了台。

五、宋朝的国库比辽国、金国加起来还满，却年年给人送钱当孙子——富得流油，却软得像棉絮

宋朝的富，能让唐朝、明朝都自愧不如。

北宋中期，财政收入峰值达1.6亿贯，是唐朝的五倍，明朝的十倍。

汴京城里，光是酒楼就有七十二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连卖水的都能赚大钱。

江南的水稻亩产是唐朝的两倍，福建的荔枝能运到辽国，让辽国人惊叹“人间居然有这等好东西”。

可就是这么个富国，却活得像个“受气包”。

宋辽澶渊之盟，双方在军事僵持下，宋朝以经济补偿换取了和平盟约，每年给辽国送三十万银绢；

宋夏战争，打了几十年，最后给西夏送钱；

金国灭了北宋，南宋居然向金国称臣，每年送“岁贡”二十五万两。

不是宋朝没钱打仗，是有钱的人不想打。

宋朝重文轻武到了畸形的地步。

文官地位比武将高三级，狄青当了枢密使（国防部长），文官们天天弹劾他“出身行伍，恐乱朝纲”，最后把他逼得郁郁而终。

军队实行“更戍法”，将军每隔几年换一次防，导致“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打起仗来像一盘散沙。

而宋朝的钱，大多花在了“养官”上。

中央到地方，官员层层叠叠，一个县居然有三个知县（正官、通判、知县事），都拿着高薪，却没人干活。

宋仁宗时期，官员总数达一万七千多人，比唐朝多了一倍，光俸禄就花掉财政收入的一半。

有一年，辽国南下，大臣们争论“该战还是该和”。

主战的武将说“我军能打”，主和的文官说“打仗要花钱，不如送钱省事”。

最后宋真宗拍板：“送钱！三十万换和平，划算！”

可辽国拿到钱，转头就扩军备战；

宋朝节省下来的军费，全被官员贪了。

久而久之，辽国越来越强，宋朝越来越弱。

后来金国打过来，汴京城里的大臣们还在争论“该跑还是该降”。

金军围城时，城里有一百万石粮食，却没人组织百姓守城。

文官们忙着把家产搬到南方，武将们忙着投降金国当大官。

最后汴京被攻破，宋徽宗、宋钦宗被抓走，史称“靖康之耻”。

王夫之在《宋论》里说：“宋朝的钱，不是用来强兵，是用来喂狼。狼喂饱了，就会觉得你好欺负，最后连你一起吃掉——富而不强，比穷还危险。”

结尾

看了这五个案例，你就会明白：历史从不是“经济决定一切”。

秦国用制度把穷日子过成了强日子，明朝江南用财富把好日子过成了坏日子；

北魏靠改革把游牧部落变成了文明王朝，宋朝靠花钱把富裕王朝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经济基础就像土壤，上层建筑就像种庄稼的人。

土壤肥沃，人懒，照样颗粒无收；

土壤贫瘠，人勤，照样能丰收。

关键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怎么用钱，怎么管人，怎么定规矩。

最后送大家一句古人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可要是仓廪实了还不知礼节，衣食足了还不知荣辱，那再多的钱，也只是给别人攒的。

你觉得哪个朝代的“钱没花在正地方”最可惜？

A.宋朝（养官不养兵）

B.明朝江南（养士绅不抗倭）

C.清朝洋务运动（买船不改革）

评论区选一个，说说你要是当时的决策者，会把钱花在哪儿。

参考文献

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顾炎武《日知录》

3. 王夫之《宋论》

4. 严复《救亡决论》

5. 《魏书·高祖纪》

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7.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8. 《宋史·食货志》

9. 《清史稿·洋务运动》

10.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

11. 《明史·日本传》

12.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13. 《宋史·真宗纪》

14. 《日清战争实记》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