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神人_B站影视

摘要：纵览青史，写得出传世佳作的文人墨客颇多，世人皆崇拜的却寥寥无几，苏轼，是其中一个。他的一生，起点如耀日当空，却终被“贬”字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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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道君语：

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政坛上专唱反调

的人，一个百姓之友。

纵览青史，写得出传世佳作的文人墨客颇多，世人皆崇拜的却寥寥无几，苏轼，是其中一个。他的一生，起点如耀日当空，却终被“贬”字所染。

“一千年来，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拜苏东坡”，苏轼之神，神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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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二十一岁进京应试，得欧阳修赏识，名动京师，参与制科考试，得“百年第一”，一时风头无两，苏轼的仕途之始可以称得上是一片光明。

直到“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仕途的重大转折点，自此贬谪成了他人生的主调。

新党利用苏轼之作，斥其讽刺朝廷，不忠皇帝，遂一贬黄州；旧党上台，司马光为相，苏轼重被启用，却因抨击旧党执政后产生的腐败现象，再度离京；新党重新执政，为绝后患，将苏轼直接流放岭南。

林语堂为其做传时，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后人也多因其乐观豁达，而深受感染。但苏轼的乐天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千锤百炼后的澄明。他亦是凡人，会惊恐、害怕，也会迷茫、无助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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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母亲去世，与苏辙首次分别，初尝人生无常时，他会彷徨，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谪居黄州，险遭杀身之祸的他惊魂未定，孤独彻骨，叹道“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被贬岭南时，他自称修行人，经历了三世磨砺，写道“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人生不顺至此，若不乐天，还有何解？

郁郁寡欢，不是苏东坡的个性。他不愿意志消沉，宁愿在苦难中高歌一曲。

乐天，是他为自我找到的横渡失意的办法，亦是他在人生困境中实现突围的不二法门。这种通过苦难修炼而成的豁达，远比天生乐观更为珍贵，因为它经得起命运的反复捶打。

黄州时，他研究红烧肉，夜游承天寺，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在琐碎日常中重拾生活乐趣；流落岭南之际，他笑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酸楚中品出甜味。

当悲喜不再由命运掌控，而是皆由后天的乐天主义驾驭时，或许就能懂得千年前苏轼遇雨徐行时那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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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神，神于他有一颗不合时宜的赤子心，他的艰难一生也皆源于此。

东坡写作，笔端常带感情，甚至是上表文书，也不例外。正是如此，才被彼时朝廷当政的新党捏住“把柄”，由此开始了贬谪一生。

其实，苏轼并非没有过转圜之机。二次被贬前，旧党得势，司马光再度任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因此得以被召还朝。

但他看不惯旧党尽废新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结果不为旧党所容。至此遭到新旧两派攻击，他难安于朝，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如若此时经历过一贬的他，愿意不言或少言，对党派之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迹其中，是否就可以避免被贬官？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但却不是苏轼的性情。无论何地为官，他始终深陷朝堂上的党派之争中，心境却超然物外。

因为他光明磊落，不屑矫饰，一生忠实于自我。苏东坡将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记录，他的诗词作品全凭心而发，欣喜、悲痛、愤懑、哀伤，没有心计，只表达自我，不计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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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如他本人一般——以洁白无瑕未经雕琢的璞玉模样面世，而非是泯然于众人的流沙形态。“不学乖”，正是苏轼最为难得的可贵之处。有多少人，能在经历世事沉浮之后，依然坚守本真？

一度认为黄霑所写的《问我》，是苏东坡的真实写照。

“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面对世界一切，那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

不愿说违心话，亦不肯行违心之事。或许唯有这样天真赤诚之人，才能说得出那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当以这般初心面对世间万事万物时，方可如苏东坡般活得快意洒脱，问心无愧。

天真如初，是他的渡世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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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仕途，放在当时来看，可算不上成功。为官四十载，历经三次贬谪，有三十余年都在被贬的路上。从繁华汴京到天涯海角儋州，苏东坡离京师愈来愈远，心境却愈发辽阔。

苏轼定不会料到，他的盛名和地位达到最高点是在逝世后的第69年——获“文忠公”谥号、享太师尊位。

然而，这身后浮名于他，早已如云烟过眼。对于功业，他有一套自我的评判标准，不为世俗所累。

暮年回首，苏东坡自喻“身如不系之舟”，直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时的他早已超脱世俗眼中的成败，官职大小、俸禄多少都不再要紧，是否“为生民立命”成为他评判功业的标准。这是一种将生命扎根于大地、超越时代局限的境界。

在百姓眼中，他是一个文豪诗人，一个多才画家，更是一个心系苍生的好官。

被贬黄州，他研究猪肉食用之法，解决了百姓的生存难题——宋朝多食牛羊，猪肉价贱如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任职杭州，他开凿湖泊，修建闸门，筑成长堤，以利地方；被贬惠州，他绘制插秧船以助百姓提高生产力，又向太守县令提出了“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身在儋州，他掘井引泉，开坛讲学，百年无人进士及第的荒蛮之地，因此迎来了首位乡贡。

悲欣圆融于心，生死皆已看淡，晚年的苏轼再无执着挂碍，他的心境不再为外界的纷扰所左右。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亦是他渡尽劫难后抵达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