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宝雄（1917—2012），1917年生于北京，美籍华人。早年就读清华大学，1938年赴美国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86年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高级顾问职位退休。曾与前夫人颜彬生协助晏阳初先生推动国际乡村改造事业近半世纪。去年，已九十四

原编按：秦宝雄（1917—2012），1917年生于北京，美籍华人。早年就读清华大学，1938年赴美国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86年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高级顾问职位退休。曾与前夫人颜彬生协助晏阳初先生推动国际乡村改造事业近半世纪。去年，已九十四岁高龄的他始动笔追忆生平往事，文字于平易天然中，透露着阅世的通脱与智慧。老人不幸于今年6月6日在美国去世，此为他的一篇遗作。

1917年9月5日，我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旁边的前泥窪出生。一年以后，我家搬到不远的后泥窪，租了一个四合院，一住就是十二年。1930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同年6月去南京，和单身先去那里的父亲同住。两个月后，全家从北京搬去南京，我开始入中学，结束了我早期的童年生活。以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又来美国定居，那都是后事。我已经活了将近九十五年。若天假我年，我还想将一生各阶段的回忆，陆续记录下来。

我很理解，一个人活了将近一世纪，而且还能把很多生命过程中重要事件，用清静的头脑，平易的文字记录下来，不是太简单的事。我有幸生在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家庭，因为父亲是学者、教授，生活是清苦的。以后父亲从政，做的是“清官”。但是他把一生的积蓄大部都给了子女作教育费。这些事我在当时并不清楚，是多年以后才了解的。在中国，人和人的关系，常常不是明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要当事人用心去推测。

在这篇杂忆里，我将把近百年来所知道及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以后的演变记录下来，作为那时本人生活的写照。资料的来源有下列“几处”：（1）父亲的日记和大事记录，（2）报纸或印刷品记载，（3）电脑网络上搜出来的情报、记录，（4）比我大一岁的姐姐的回忆，（5）从我“颈上头脑”挖掘出来的回忆。

很明显的是：第一、二处有白纸黑字的原始资料，应当可靠；第三处想也可信；第四、五两处，因为我们不想也不必说假话，也应该是真实的。可是人的记忆常常会变形，而且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很难掌握。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提供可靠的信息。至于所记录的思想和感觉，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也不一定能弄得很清楚。

我的父亲：从淘气顽童到紫袍玉带

父亲秦汾（1887—1972），字景阳，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内李家弄，我家明代建造的故居。窗上没有玻璃，用镶了小块半透明的贝壳，放进亮光。现在我所说关于父亲的事迹，很多都是从他自己编的年谱和每日大事记摘录出来的。

父亲幼年是个顽童，非常淘气，有时在外面乱跑，回家满脸泥土，肚子饿了把手一举，就要家人开饭。年轻时曾被送去电报局和当铺做学徒，均因对做事没有兴趣，不够勤快，被遣送回家。就在家里和哥哥秦沅跟他们的父亲——我的祖父，识字读书。有一天，为鼓励他们，祖父写了下面两句话：

“今日黄卷青灯果然辛苦，它年紫袍玉带何等辉煌。”

读完经典古书以后，父亲先去上海南洋公学（中学程度）读书。忽然就改变作风，用心学习，成绩优异，屡列前茅。毕业后父亲被送去远在北方、免费的天津北洋公学（今天津大学前身）读书。学校是李鸿章、盛宣怀创办的，目的是培养通晓科技和洋务的人才。1906年，袁世凯主政时，选拔了三十五名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父亲被保送到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学习天文和数学。他在1909年获得了学士和硕士的双重学位，还是那年哈佛最优秀的两名毕业生之一。当年8月，乘船去英国继续深造。

到了英国，父亲先去最高学府之一的剑桥大学。发现那个大学不承认美国的学位，要他再读两年才可以拿到学士学位，他很不满意，所以就去了格拉斯哥城（G1asgo w City）的格拉斯哥大学。这个学校只要他念两年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他入学以后，因为家里多次去电报催他回国，所以没有在格拉斯哥大学念完，去欧洲大陆游历一次，就在1910年夏季回国。

父亲回国后，先回嘉定老家省亲，然后到南京、上海教书。1912年春季，和母亲钱新才结婚。因写了几本中学程度的数学教科书，被全国各校采用，一时声名鹊起，后来被载入中国现代课程教材史。1915年，他被邀请去北京大学教天文和数学，并在教育部任专门教育司司长。以后1930—1944年代在国民政府做财政部和经济部次长，可以说是穿戴“紫袍玉带”了。

在我记忆中，我和父亲的关系始终非常严肃，并不亲热。我的印象是，他事事总是偏向着我哥哥，但我也没有特别起反感。在我十岁前，他曾给我们讲《三国志》和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用中文给我们讲他欢喜的英文小说。他亲自教我们读的经书只限于《论语》和《大学》，家庭教师还教过《左传》，但时间也很短。1926年以后，父亲南北奔走，就不管我们的教育了。其实他表面上好像不管，但并不是不关心。我想当他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选定的目标（燕京，交大，清华），而且都达到了目标，也就不去干预了。1938年父亲因为我们要出国读书，就给宝同、舜华和我每人一笔钱，完成了他培养儿女的宿愿，也消耗了他大部的积蓄。他的心意，我当时并不清楚，活了快一百岁，方才理解。

晚年父亲和继母住在台湾，由大妹妹舜英照顾一切，生活稳定，但不宽裕。有时我给他们寄点钱去，也都被父亲转给继母的母亲——住在北京的陈迪新老太太。巧合的是，父亲1972年12月12日在台北去世，陈老太太也在北京同年同月去世了。

我的母亲：典型贤妻良母

我的母亲钱新才（1887—1921），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钱树声是商人，有两个子女。母亲的哥哥钱永铭，字新之，和父亲是北洋公学同学。以后父亲去美国哈佛读书，钱新之则去了日本学商科。1910年，父亲和钱新之同在南京两个不同学校任教，异地相逢，倍感亲切。钱把他妹妹介绍给父亲，两人1912年1月11日在上海结婚，仅在市政府登个记，仪式非常简单。

母亲曾在上海务本女塾读书，谨慎诚恳，成绩优异，还表现了较强的办事能力。毕业后校长聘她留校处理校务，总管一切，直到结婚时才辞职。婚后住在上海，主持家务，并帮助父亲写教科书，1912年底，生子宝鹤，因为躲避战乱，各处奔走，婴儿不幸夭折。1914年又生女儿大华、儿子宝同，一个在年初，一个在年底，因生产过频，母亲体质渐渐虚弱。

1915年父亲先去北京，随后母亲带了两个孩子，从上海搬家去了北京住了六年。因屡次内战变乱，她独自带小孩和行李，上海、北京往返五次，那时要乘火车，在南京乘轮渡过长江，是非常辛苦的事。1916年女儿舜华在上海出生；1917年我在北京出生。不幸女儿大华感染流行病也在那年去世。1919年母亲生了弟弟宝通，又得失眠症，几个月不能入睡，后来每天发烧，咳嗽吐血，经常高烧。父亲每天给她量体温几次，用钢笔记在纸上，画成图表，又把这些纸粘连起来，成了很长的一条。

看了这些体温记录，西医诊断是肺痨病，建议病人放弃一切，到西郊香山疗养院去静养，或可复元。但是她要主持家务，不能离开。中医有另外一种说法，让她吃了很多煎熬的苦药，都没有效。又试用了各种偏方，也没有效果。母亲知道自己得的是传染病，就避免和我们接触，继续主持家务，一直到病倒在床为止。1926年6月17日伯母徐湘华从南方来，母亲私下和父亲说：“她来得太早了，应该再迟一两个月来，可以帮你办事。”只过了五天，母亲病情突然转变，父亲问她有何遗言，她说：“我生病很久，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又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我现在心安，也很舒适。”就在沉睡中，离开了这痛苦的世界。

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是我和她的一次对话。大概是在1921年春天，我三岁多，有一天她坐在床上我站在房门口。她用上海话问我：“老雄，我要走了，侬哪能办法？”我也用上海话回答：“姆妈，侬去哪里，我特（和）侬一道去。”今天笔者写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母亲走了已经九十一年了，我没有跟她一道去，没有时常怀念她，没有法子回报母爱，真是对不起她！

我的继母

我的继母陈群之（1900—1993）是上海近郊松江人。她的母亲陈迪新（？—1973），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大脚，一直在南方的一个女子学校做学监，很早就和丈夫分离了，独自教养独生女。女儿要进大学时，她就把女儿带到北京，让她在女子师范大学读书。

1921年6月我生母去世，陈老太太经同乡友人介绍，将她正在大学读化学的女儿嫁给我父亲。

父亲和继母结婚，是在1922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在我家。姐姐那时住在上海舅舅家，只有还不到五岁的我和哥哥、弟弟三人，穿了新衣，乖乖地坐在一间厢房里。有很多客人，到这个房间来观望。我听见她们用上海话说：“这俩个（意思是几个）小囡（孩儿），真是苦恼（可怜）。”

其实，她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后来我上了小学，同学聊天时，有的常说自己的继母“如何如何”。我却从来不议论继母。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母亲。现在回想，她结婚时只有二十一岁，就要照管一个家庭和几个孩子，一定很不容易。结婚以后不久，姐姐就从上海被接回北京。

1923年继母生了一个儿子，宝隆，因为她产后生病，婴儿由外祖母照管，喂他吃奶粉，只活了几天就死去。1924年继母生了一个女儿，舜英。所以我就有兄、弟、姐、妹各一人。直到1932年，才又有一个妹妹，舜芹。父母对子女的照顾，会有不同，那是因为本人的心态，对子女不同的期望，和与子女交接的反应等，多种复杂的因素而造成。继母对自己生的大妹妹舜英最关心，我可以理解。她对我也非常不错，有时单独带我出去看电影、购物和在饭馆吃饭。她常在人前夸奖我，使我高兴，也使我增加了自信心。她对我的鼓励和关怀，一直维持了七十年。继母晚年住在台湾，两眼失明，而且重听，收到了我给她寄去我学作的诗，就请人念给她听。我回台湾时，她把记得的我作的几首诗，背给我听，让我感动。今天写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母爱是伟大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神秘的力量，而且不只限于对亲生的儿女！

至于继母和我的兄、姐、弟三人关系，我一直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只知道继母和他们有过矛盾，但不应该是太严重的，详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我的兄弟姐妹

我生母在结婚的十年里，生了六个儿女。生存的只有四个，就是我，比我大三岁的宝同，大一岁的姐姐舜华，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宝通。1927年宝同小学毕业时，我们四人有一张合影。宝同手里拿了毕业文凭站在前面。其他三人依年岁大小排在后面。

1927年宝同得了肺痨，去香山疗养院住了一年多，回来后好像变了个人，在家里专心读书，练习写字，又看很多杂志。1930年入南京金陵中学，立刻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1935年春季在金陵中学毕业后，去金陵大学读了半年，就在那年夏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

以后来美国，他和我在同一个学校读过书（都得了硕士学位），同在一个工厂做过事，又同想在美国创办企业。1949年我接受现实，转回做工程的事，他仍继续进行创办企业。可惜事与愿违，几次功败垂成。最后开了一个电磁实验室，渐有成绩，不幸1969年一个雪夜，因车祸陨命。我帮助他夫人凌佩芬结束了他的公司，并帮助她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

姐姐舜华，生在上海舅舅家，三岁时又被舅舅从北京带去上海住了一年多，所以她会说流利的上海话，和舅舅家的表亲姐妹，亲若家人。我还记得1920年，有一天晚上舅舅坐了汽车来北京我家，接她去上海，黑夜里汽车灯把胡同前面照得雪亮，非常耀眼。我看见姐姐抱了一张小板凳，高高兴兴地上了汽车。等她再被接回来，已经是一年以后，母亲已去世了。

我和姐姐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童年时我们相当疏远。1936年秋天，她在燕京已读了三年，我才去清华上学。我小学毕业后，在南京住了六年，再回北京上大学，人地生疏，幸亏有她照顾我，在各方面帮我很多的忙。1938年，我去上海准备出国，她已结婚住在上海，后来又去香港。这一次分手，直到1956年，她和丈夫贾德怀来美国和欧洲旅行，才又见面。1958年，他们全家搬来美国定居，丈夫在纽约负责轮船公司事务，她在联合国做事。那时期，我和前妻颜彬生每两三个星期，必和他们见面一次，相互了解两家情况，一直到他们两人退休。姐姐舜华是笔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最长时期的伴侣，我们对一般事情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

她是燕京家政系毕业的，精于烹任、刺绣、缝纫等家务。她的两个女儿，培新和培乐，也学到了这些本领。儿子贾培元，是继蒋介石做台湾“总统”的严家淦的女婿，东海大学毕业后，来美国读完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在银行界服务，成绩斐然，升迁极快，最后在美国最大的花旗银行副总裁任上退休。

姐姐舜华，在丈夫去世后，搬到吴斯特城（Wooster，Ohio），在女儿住宅旁边，买了一栋房子居住，已有十三年了。因为两地距离相当远，我和姐姐现在每年顶多见面一次。她的女婿是美国人，哈佛大学远东历史系博士，在吴斯特学院教授中国历史。

写到这里，月份牌显示今天是2012年3月23日。掐指一算，笔者已经活了九十四年六个月又十八天。我姐姐比我更多活了十一个月三十天。我们姐弟和两个妹妹，是秦氏第十九世唯一生存的人了，不知道是应该感叹，还是庆贺？

弟弟宝通，因为生的最晚，总是觉得没有人爱护他，这也许是事实。他自小就脾气很大，跟哥哥姐姐都不太亲热，不高兴时，就气愤说要自杀。1930年去南京进小学，后来进金陵中学，还是独来独往，自以为是，不接受兄长的教导。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在汉口一个教会学校读了几个月，就单身去四川万县，继续在迁到那里的金陵中学读书。1943年在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办了一个化学工厂，成绩还不错。又结婚生子女。

抗战胜利后，他受四川人委托，去上海办银行，因为经济混乱，进行得非常困难，但生活还是不错。新制建国时，他以为生长在四川的妻家，认识新政权的元帅，安全不会有问题，所以他全家五口，是父亲和舅舅两家唯一留在大陆的一家。以后大动乱时期，四川的靠山被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宝通也因家庭背景及海外关系，备受压迫。最后跳楼企图自尽，虽未送命，却终身残废。

1976年，我已出国三十八年后，第一次回国，在上海和宝通家人见面，看见他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工作，闲住在家，不胜唏嘘。以后我和姐姐资助他的大儿子元成来美国读书，他对待我们，好像是对待党的干部，对我们给他的劝告，只是唯唯应诺，并不遵同，所以也产生了些问题，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了。我和前夫人颜彬生每次回上海，必定去看宝通。1992年，我和姐姐、姐夫一同回国旅游，并去上海探望他，聚谈甚欢。那年冬天，他就因心脏病谢世了。

我的大妹妹舜英，一直是父母亲最宠爱的，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她非常聪明活泼，主意大，有很强的办事能力。结婚以前，一直在母亲身边。抗战时期，住在上海法国租界，抗战末期去重庆。胜利后回南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1947年4月18日她没有毕业就结婚了。以后去台湾，在最高层社会中，有适当的地位：她丈夫陈勉修，是台湾“副总统”陈诚（字辞修）的胞弟；她的外甥是继蒋介石做台湾“总统”的严家淦的女婿。她本人也多年在蒋介石、宋美龄做礼拜的教堂弹琴办事，和他们有非常友善的关系。

她在社会各方面非常活跃。兴办学校、管理教会的事、热心帮助亲戚朋友，为他们介绍医生、接洽住院、解决家庭问题，各方面都兜得转。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她是父母晚年唯一在台湾的儿女，尽心照顾两老，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她个性很强，但是做事周到，为父母在海外其他的儿女代劳，鞠躬尽瘁，我们实在积欠她很多很多，应该感谢她。

小妹妹舜芹，1933年出生在南京。继母在生产后，生了一场大病，所以对小妹妹有偏见。不幸这样的感觉，持续了继母的一生。舜芹本来在台北大学念法律，又学宗教，和也是学宗教的同学黄岐结婚。以后两人来美国，各有专业，并在华人社区做布道工作，求仁得仁，有很愉快美满的生活。2009年，丈夫去世后，她和未婚的女儿黄君佩住在纽约市郊区，离我家不远，生活稳定。她养了一只小狗，给她们添了很多麻烦，也给她们添了很多乐趣。

我的童年教育

我六岁时开始进小学，中间有两年因病休学，所以十四岁才从小学毕业，比我姐姐晚了两年。一年级第一课的教材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两跳。”我把这本书带回家，给父母看了，父亲觉得有点奇怪。母亲对父亲说：“你是教育部的司长，学生念这样的书，你怎么会不知道？”二年级第一课是：“喇叭哗嗒嗒，起来吧，起来吧！”

我小学一、二年级是在西城北师附小（俗称红庙）念的。三年级，是在京师第一蒙养园念的。那时红庙的校长张铎民，日本留学生，声誉很好，在丰盛胡同开了“铎民小学”，离我家只有咫尺之隔。我四年级就转到那里，读了三年，直到1930年，小学六年级毕业。我在小学时，就喜欢写作，常代老师给同班同学改作文。

五年级开学那天，我早晨去学校，看见级任王老师，面色苍白，在后院散步。又过了一会儿，看见有两个校工，把王老师放在一扇门板上，抬出校门。到中午时校长艾华（师大教授，继已故的张铎民校长），和我们说王老师因心脏病死了，叫我们和教音乐的许老师，练习唱一个纪念歌。歌词是：

绛帐开日喜相逢，忽传先生病怔忡，

只望针药能起死，顷刻星陨赴长空。

娟娟言笑今何在，循循诱导永难蒙，

秋风时雨凄凉夜，哪堪回首忆音容。

我很佩服艾华校长的才华，可那时就觉得“秋风时雨凄凉夜”，里的“时雨”用得不妥，应该用“苦雨”。我六十年后学习作诗，回想小时的吹毛求疵，还是不错的。

我童年时代，因病辍学两年，发现家里有很多小说，包括《三国志》、《水浒传》、《列国志》、《封神榜》、《镜花缘》等旧小说，还有林琴南翻译的很多西洋小说。这些书让我消磨了很多时间，也让我增加了国学常识和写作能力。那时不知道用字典，见了生字看不懂也不管，只是硬读，渐渐地也就读通了。现在回想，那也是我童年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以后在中学和大学，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不同。但是已不在本文该说的范围之内了。只有一件事，还值得一提：我去年4月开始用中文写作，最大的困难是电脑打字。经过了一年多练习，现在已经可以操作自如。美国人有一句话：“你不能教老狗玩新花样。”看来这句话，也未必准确。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