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8年，我读研究生时上第一节英文课，老师用英语说了一句话，然后翻译说：“费尔巴哈说：‘在历史的转轨时期，得益的总是小人，吃亏的总是君子。’因为君子做事有原则，而小人做事没有底线。”20余年过去了，我常常后悔当时没有询问老师这句话的出处，但我常常引用这句话，

转自语文学习

作者赵志伟

文 | 赵志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语文教育方向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许倬云（1930年9月2日—2025年8月4日）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等。学术代表作有“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另有“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

入世、淑世、济世的一生

——读《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

1988年，我读研究生时上第一节英文课，老师用英语说了一句话，然后翻译说：“费尔巴哈说：‘在历史的转轨时期，得益的总是小人，吃亏的总是君子。’因为君子做事有原则，而小人做事没有底线。”20余年过去了，我常常后悔当时没有询问老师这句话的出处，但我常常引用这句话，因为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可以为这句话作注脚。其实，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转轨时期，恰恰需要不怕吃亏的君子，需要一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尤其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更应以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为己任。近读陈永发等人访问许倬云的传记《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始觉费尔巴哈的话有修正的必要，因为一个人如果总是拘泥于是“吃亏”还是“得益”，总嫌格局过小，真正的君子只为自己的信念而努力，正所谓只管耕耘莫问收获。全书共十三卷。卷一至卷四叙述许倬云的家世及求学经历；卷五至卷七叙述他在台湾教书工作的经历；卷八叙述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工作的三十年；卷九回顾其学术；卷十介绍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相关工作；卷十一至卷十二叙述他为促成两岸交流、培养两岸精英所做的事；最后一卷论其家庭与退休生活。有一位美国作家说：“一个灵魂能走多远，取决于你的决心有多大。”此言可与本书互证。跟随许倬云先生曲折的人生经历，我也经历了一次“受教育的过程”。许倬云先生生于1930年，江苏无锡人。他出生时只有三磅，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平时父亲去上班，哥哥姐姐去读书，许倬云没有办法走崎岖的山路去上学，就在家里看书刊。周末，父亲给他讲数学、讲历史，“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教我有关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与语文训练等”，“先父非常有学问，可惜做了官，他当教授的话，一定很了不起”。（原书第49页）考台大时许倬云报考外文系，数学考了100分，因为中文和历史考得好，王叔岷和劳幹把他推荐给校长傅斯年，傅劝他转读历史系。他按规定读了一年外文系后，第二年才到历史系读书。当时历史系有不少从大陆过去的名教授，如劳幹、李宗侗、李济、凌纯声、严耕望、董作宾、芮逸夫等名家。大学四年，许倬云克服种种困难，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1953年顺利毕业，入“文科研究所”读书。在研究所期间，他跟董作宾读年历学，跟芮逸夫做《左传》人名谱系，跟高平子学习天文理论。最有意思的是与李济“聊天”，他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聊天聊出来的，比上课的效果还好。”（第82页）同时，他借史语所藏书读。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上古史，选完了历史学的课，宋以后的不选。有一件事值得一说，他在研究所第二年时，入围了“李国钦奖学金”，而且是第一名，孰知这位李先生生前立遗嘱规定：获奖者必须身体健全。而许倬云是残疾人。当时他一定有些委屈，但在本书里似乎没说到。研究所毕业以后，他就留在“史语所”工作了一年。许倬云在本书的卷一至卷三里，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台湾大学的一个整体图像：教师教书尽心尽力，学生学习刻苦勤勉。留学美国是许倬云的人生转折。因为李国钦奖学金的事，台大校长钱思亮很为他抱不平，向胡适报告这件事，胡适为此曾四次到纽约郊区找到华侨徐铭信，让他捐赠奖学金给许。这位徐先生一向主张科学救国，认为文科没有用，从不捐钱给文科，因为胡适的面子，破例捐了1500美元，且声明下不为例。钱、胡的爱才惜才和徐铭信有偏见而又终于破例，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佳话。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受到中文图书馆主任钱存训的照顾。因为脚不方便，他弄来一部高尔夫车，需要经常充电。学校当局、警察一路绿灯。在芝大的五年（1957—1962），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也对生命有更深的领悟。他说：“我自己经历过开刀的痛苦，看见无数小孩子的悲痛，对他们产生同情；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所以这五年的洗礼是洗涤心肝，转换性情，让我整个变了一个人。”（第125页）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者，除了历史以外，他还上了很多课，如跟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读西方汉学名作、读动植物相关著作。他还深入观察美国，参加黑人民权运动，目睹了芝加哥选举的舞弊，并深入华人社区，这也使他坚定了要以学问为国家民族服务的那种决心。“入世、淑世、济世”精神就是他要回报社会的一种誓言，这就注定他的学问不仅仅是在象牙塔里的供人把玩的古董。读了许先生的这些求学经历后再看看他的著述，感悟颇深。海明威有个“冰山理论”：“冰山露出水面的是一部分，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其实，许倬云广泛求学，也是在铸造他的那座“冰山”，以便实现他作为一个学人的梦想。他在总结五年留学经历时说：“在我来说，我的终极关怀就是要完全拿自己完成一个‘仁’，完成元神那个凝结起来的小胎，完成自己的责任。”（第126页）阅读本书，不难感受到许倬云先生学术视野的开阔。他做学问不仅仅局限于史学，故自有不同于前辈处。他的专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从历史看领导》等五部。我只粗读过《西周史》，由于专业关系，水平有限，无力评论，但他在叙述写作过程中的态度却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他有着世界视野，却有着中国的立场；他谈历史总是能够与现实结合起来，或者说，常常为中国强大寻找历史可以借鉴的东西。例如他在北大讲演的集子《从历史看领导》，就是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并且又能为现实服务，而这种服务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那种“古为今用”“以史观带史论”。在谈到中国古代一些管理思想时，他特别提到“文官制度”及其连带的考核制度，他说：“考核制度，抡才（recruitment）和考试（examination），西方企业管理从来没有过这两个玩意儿，孙中山聪明，老老早早就抓住了，在三权鼎立之外，另外搞出考试权和监察权，但是没有充分发挥两权的功能。今天我们一味学西方，急着要把这两个权丢掉，是矫枉过正，昧于历史。”（255页）想到现在常常有各种各样质疑高考的杂音，我不禁感到“心有戚戚焉”。学术之外，许倬云先生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始终以“入世、淑世、济世”为己任。他积极地为促进两岸的交往而奔走：向国家石油部长唐克提议试点训练人才，训练干部；在美国加州筹办“浩然营”，培育两岸三地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的领导人才（至2000年，浩然营已办六期）；积极到两岸三地讲学，与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台湾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结成合作关系。他对中国科学兴国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批评科学主义的缺陷，对中国知识精英提出了自尊自律的期望。他说：“新的时代是一个分散的时代，不是集中的时代，不太令人振奋，哲学会萎缩，除非我们有所需求，至于科学或是数学，只是工具而已，不是目的，不能安身立命。人们在集体生产下，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对生命的意义既没有探索，也没有答案，是精神的贫乏。”（第338页）在本书结尾时，许倬云先生说：“自己反省，八十之年，够用是富，不求是贵，少病是寿，淡泊是福，知足是乐，有这种生活，夫复何求！”（第348页）这样的话，谁都会说，但真要体会到，是很难的。一位中国读书人的苦难史、奋斗史，足可为年轻一代做教材，因为老马识途，你可以从中学到智慧。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