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事 | 走出“文化冲突”的怪圈（下）

摘要：1982年，上海市府外办主任李储文（前排左1）会见美国研究学者大卫、夏蕾夫妇。前排中为作者，右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前身）外办主任任鹿。（图源：作者提供）

《外国人唱中国歌》：不同文化沟通相融的可贵探索

有一天，我的美国朋友夏蕾打来电话，提出要同我见面。

1982年，上海市府外办主任李储文（前排左1）会见美国研究学者大卫、夏蕾夫妇。前排中为作者，右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前身）外办主任任鹿。（图源：作者提供）

夏蕾和她的丈夫大卫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前身）的研究学者，我赶到他们的住处时夏蕾正在打字，大卫为我冲了咖啡。

“我正在写一份有关外国留学生的材料，是应《中国日报》郑德芳之约整理的”，夏蕾放下手头的工作对我说。郑德芳是《中国日报》副总编，她同大卫夫妇之间的关系此前我并不了解，但对她索要的这份涉及外国留学生的材料我是感兴趣的。

大卫和夏蕾在沪工作期间，先后到过北京、杭州、无锡、南京等五个城市，在同外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了解到，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留学生在社会上受一些人侮辱甚至歧视的现象在各地时有发生，致使留学生“对中国公民是否赞成其政府所提倡的国际主义友谊产生了怀疑”，这使他们感到很难过。“我们认为有必要让中国政府了解这些问题，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同你商讨此事。”大卫补充说。

夏蕾和大卫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不只是出于对留学生的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更是出于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爱护。他们知道，在当时国家尚不很富裕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向外国留学生提供了最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一政策是众所周知和受人尊敬的”，但是如果留学生因为自身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而迁怒于中国政府，其后果将是可悲的。

夏蕾对我说：

留学生是有影响的信使。第三世界留学生大多来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有权势的家族，他们常有机会直接接近他们的大使及其他制定政策的人物。这样，留学生的负面体验及消极看法就会传到他们国家的统治集团中去，其影响所及远比其人数所能表明的要大得多。

大卫接着夏蕾的话说：

同时也要看到，这些留学生属于他们国家极少数懂中国话或熟悉中国情况的同胞中的一部分。经过在这里四到五年的学习之后，可能比其国内几乎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中国。因此，作为来自显赫家庭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今后二十年内他们之中许多人很可能被起用，直接参与制定他们国家的对华政策。我们之所以要先同你交换一下意见，目的只有一个，设法把这一页不愉快的经历尽快翻过去，让留学生尽早恢复正常生活，感受友谊带给他们的快乐。

坦白说，若非面对朋友，是很难听到这样一番肺腑之言的。我承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夏蕾和大卫远比我更深刻、更长远。

我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政府对这一问题所持立场及相应措施，同时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

这其中相当部分是教育的问题，对于那些不尊重外国留学生的人和事我们要加以批评和教育，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已在着手处理；此外，可能还要多做一些有关外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宣传，以增进不同国家人民间的文化理解和认同，文化需要尊重也需要包容，在这方面，年轻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和认知尤为重要。

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同济大学一位非洲留学生曾给我讲过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有一天他登上公共汽车，车厢里的座位已被占满，他靠着一对母子的座席站着。热心的中年妇女见状抱起只有三四岁的孩子放到自己腿上，把另一个座位让给了留学生。

留学生坐定后，含笑逗着小朋友玩。小朋友也大方地拉住他的手看了看，随后就用另一只手用力地在留学生的手背上反复搓擦。起初他有些诧异，后来又很快领悟过来：“他是想帮我把手背上的‘黑颜色’擦掉！”

我对大卫和夏蕾说：

这个留学生是含着泪花笑着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可是我的心却感到一阵悲凉。虽说这只是一个幼童的故事，可放大来讲确实反映了中国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增进人民间互相了解的重要性。友谊要靠人来促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则是友谊的基础，忽视这一点是要受到惩罚的。

他们点头表示了对我的赞同。夏蕾说：

你提出要寻求‘多种文化间的互融’，这一点很重要。我也认为年轻人之间发生的问题，多数由‘文化冲突’所致，要设法排除这个障碍。

大卫则建议说：

是否可以打开全民教育渠道，比如借助电视与电影，不要只限于歌曲、舞蹈或野生动物保护之类的宣传，也要有一些社情知识的介绍。有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让留学生亲自向他们的同学讲讲他们的国家，讲讲他们的风土人情。总之要通过多种渠道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第三世界留学生。

谈话很投机，这似乎令双方都受到了鼓舞。末了，夏蕾面带笑容地来了一番“总结”：

中国人的善良和朴实，及其对亲情的眷顾、对友谊的忠诚等品质构建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我相信只要想做，你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为了增进年轻一代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和认知，我同上海电视台等有关宣传机构谈过这个想法，我特别希望电视台能利用他们的宣传优势，围绕这个主题做做文章。电视台的反应很积极，不久便组织拍摄了新闻专题片《外国留学生在上海》。

后来又进一步从文化娱乐角度作了探索，先是由文艺部编排了一台有驻沪外国人参与的文艺节目。由于是初步尝试，主题不太鲜明，形式也较单一。虽然社会反响有限，但毕竟是迈开了洋人进入市民文化生活的第一步。

之后又由国际部主任李海林组织人员前往各有关院校为非洲留学生拍摄、编制了一台由他们就地取景演出的“非洲歌舞”。节目播出后，各方反应不错，市民对非洲朋友人人能歌善舞的民族特性予以好评；非洲驻华使团则向上海非洲留学生组织“非统”发来了祝贺信，鼓励他们继续向中国老百姓介绍非洲文化。

1986年，上海电视台文艺部王宗琦、刘文国和郑大里等几个年轻人找到我，建议联合主办一台“外国人唱中国歌”电视大奖赛。相比前几档有外国人参与的文艺节目，这台节目动员面广，时间跨度大，表现形式也很投合观众心理，因而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和欢迎。没过多久，这档节目通过电波传遍全国，反响十分强烈。

以“外国人唱中国歌”的形式举办电视大奖赛，让在沪外国人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这在当时国内此类电视节目中是领风气之先的。各地外办的同行纷纷来电祝贺，称赞上海外办“为在华外国人融入中国社会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则告诉他们：“这要归功于电视台的同志们，是他们想出了这么个好点子，帮助我们在沟通外国驻沪人员与上海百姓的感情交流方面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大奖赛的主力军依然是外国留学生。大奖赛冠军、来自非洲贝宁的同济大学留学生德格贝演唱的电视剧《济公》主题歌声情并茂，形象体态惟妙惟肖，在参加评选的3万张市民投票中，他的得票独超2万。从此，上海市民记住了这位“黑济公”，记住了非洲留学生德格贝。有位81岁的老人还专程赶往电视台，送了一份礼物为之庆贺。“黑济公”一炮走红。在上海百姓的口碑中，非洲留学生从来没有如此荣耀、如此风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