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下毒，弟弟抢喝！卧冰孝子背后，竟藏如此惊心动魄的兄弟情！

摘要：汉代，在今天山东省临沂市的地域范围内，曾有一个名为琅邪（也称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的封国。琅邪国有一个王姓人家，自西汉起，王氏子孙便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又出了一个名扬后世的大孝子——王祥。

汉代，在今天山东省临沂市的地域范围内，曾有一个名为琅邪（也称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的封国。琅邪国有一个王姓人家，自西汉起，王氏子孙便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又出了一个名扬后世的大孝子——王祥。

王祥的生母早逝，继母朱氏疼爱亲子王览，对王祥则百般虐待，但王祥不以为意，仍以至孝侍奉朱氏。有一天朱氏生病，想吃鲜鱼，王祥不顾天寒地冻，脱下衣服，准备砸冰捕鱼。正好他砸冰的地方冰块融化，两条鲤鱼可能因为缺氧，从冰窟窿里跳了出来，遂成全了王祥的孝母鱼汤。古代劝孝书籍《二十四孝》将此事迹收入，并加以夸张附会，这就是著名的“卧冰求鲤”。

后来王祥的父亲去世了，王祥的孝行也渐为四邻所知，慢慢地在当地有了声誉。朱氏对此颇为嫉恨，竟然暗地里弄来鸩酒，想找机会毒死王祥。王祥不幸有这样的继母，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非常敬爱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王览。王览看不惯朱氏的做法，时时暗中保护王祥，发现鸩酒的秘密后，便在吃饭前抢先把酒壶拿在了手上。朱氏见状，害怕自己儿子中毒，便趁王览不备，赶紧将酒壶夺了过去。

自此，王览多了个心眼，每次母亲留给王祥的饭菜，他都要先尝一下，最终迫使朱氏断了下毒的念头，并有所悔悟，开始正确对待王祥。民国时有人仿照《二十四孝》，将古人敬爱兄长的故事汇集起来，编成“二十四悌”，王览的事迹亦被选入其中，谓之“王览争鸩”。

必须指出的是，琅邪王氏出现“卧冰求鲤”“王览争鸩”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这一家族世居于琅邪，深受本土鲁文化的影响，极为崇儒守礼，他们中的每一代人也都会以儒家经典教育下一代子孙，要求学习前贤，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王祥、王览身上的孝悌品质正是其家族传统的完美体现。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王祥扶持着继母朱氏，带着弟弟王览，举家逃往庐江（今安徽省庐江县）避难。汉代以“察举制”任官，“举孝廉”是其核心，平民只要对父母足够孝顺，就有机会被举为孝廉，踏上仕途，更何况王祥还出自世家大族，故而庐江当地州郡多次征召王祥，但他为了照顾继母和家庭，始终不肯出来做官。

王祥在庐江隐居了二十余年。这一年，继母朱氏辞世，王祥因为过分悲痛，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初拄着拐杖方能站起。徐州刺史吕虔闻讯，特地下公文召他担任州别驾。

别驾乃州牧佐官，地位很高，王祥起先仍坚辞不就，最后经不住王览劝说，又为之准备了赴任的牛车，这才以年近六十的高龄应召出山。

王祥到任后，吕虔将州里的民政事务全都委托给他处理。其时徐州境内盗寇横行，治安非常混乱，确非能人高士不能治理。王祥不负所托，率领并激励兵卒，逐一击破盗寇，恢复了一方安宁，同时他那早已远播海内的品德及声名，又使其政令教化得以推行无阻。老百姓对王祥非常崇敬，编歌称颂道：“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吕虔欣喜之余，将自己贴身佩带的一把宝刀赠给了王祥，宝刀上刻有文字：“佩带此刀者，可官至三公。”吕虔自认没有做三公的能力和运气，所以将它送给了王祥。

接受宝刀后的王祥，果然官运亨通，他历仕魏晋两朝，直至晋武帝时官拜太保，荣登三公高位（此处“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王览在王祥出山后，也应琅邪地方的征召入仕，最后亦做到了拥有爵位的高官，只是没像哥哥那样官至三公而已。似乎预感到弟弟一脉中终将有人会问鼎“三公”，王祥在临终前将“三公宝刀”转赠王览，说：“你的后代一定兴盛，足配此刀。”

于是宝刀又带着它那神奇的祝语，护佑起了王览一家，并最终将预示落在了王览的孙子、琅邪王氏第十代子弟——王导的身上。

王导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禀赋，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一位高士看到他后称奇不已，对王导的堂兄王敦说：“你这个弟弟容貌气度不凡，志向高远，将来必是将相之才！”

少有重名，再加上父辈提供的资源，家族给予的荫庇，王导入仕乃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但他长大后，仅仅是承袭了祖父王览的爵位，对于其他等同于送到嘴边的官职，都一一予以谢绝。

这个时期，令王导醉心并忙碌其中的，是“清谈玄学”。

东汉有一种“清议”，相当于对朝廷人物进行评议的民间舆论，它甚至曾一度影响了官员的任用，当年连曹操未当权，都要想方设法找名士为他点评。到了东汉末年，发生党锢之祸，名士横遭迫害，对人物的具体评议，也逐渐变成对政治实际问题的讨论，这就是所谓“清谈”。

魏末西晋时代，清谈大行其道，朝中士大夫或是有志从政的人，若是要表明本人的政治态度，以及为自身的政治立场进行辩护，清谈是必不可少的，也因此，它与人们在仕途上的出路进退，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王导其实对政治很感兴趣，他没有贸然入仕，只是尚未做好准备，而清谈对于他积累人脉，观察和选择政治站队，可以说相当重要。王导自己对此也很清楚，故而直到多年之后，已身在南方的他，仍以曾参与那时的清谈为荣。

至于“玄学”，则是手执麈尾（麈在古书上指鹿一类的动物，麈尾系用麈的尾毛制成，有些类似于道家的拂尘），夸夸其谈，此为形式，内容上则是对老、庄、《周易》等道家思想的研究与解释。

参与玄学活动者，多为儒士，为什么却热衷于谈论道家的学说呢？原因是汉末以来，儒学受到巨大冲击，一些基本价值观已摇摇欲坠。当年魏主曹髦被司马氏派人杀害，群臣都不敢哀悼，唯有王祥不顾得罪司马氏，当场涕泗横流，大声嚎啕，说：“这是老臣的罪过啊！”然而王祥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晋武帝司马炎上位后，他也不得不跟着捧场。

王祥临终前留下《训子令》，诫子孙后代以“五者”为立身之本，此“五者”分别是“信礼孝悌让”，里面并没有提到“忠”字。这绝非无意遗漏，可以想见，王祥终其一生，所目睹亲历的一切变故，都让他觉得已无“忠”可言——作为皇帝的司马炎首先不忠，还怎么要求别人“忠”？缺少了“忠”，儒士又怎么摆出正经面孔示人？

光是儒学已没啥好谈的了，只有援道入儒，才能增加谈资。此其一，其二，曹氏篡汉，政治道德已然站不住脚，等到司马氏学曹氏篡政，其本性之残忍，手腕之毒辣，更是令人侧目，以至于魏晋鼎革之际，名士已很少能够自全。儒士们长期处于这种肃杀氛围之中，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只能选择避开政治旋涡，玄学遂成一时风气。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次年，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帝。晋惠帝改年号为元康，此阶段的玄风也因此被称为“元康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