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1岁的王樟土普通话里夹杂着江浙一带的方言，他边说边比划，正在回忆一场浩劫。1942年，日军占领浙江义乌。那年他8岁，日军进村时，摸着谁的淋巴结肿了，就拉走，拉走的人再也见不到了。王樟土继续用手在自己脖子下比划，“也摸我了，我没肿，就成‘幸存者’了。”

1997年8月11日上午9点30分在土屋公献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

崇山村1994年10月崇山村村民发起的联合诉状（细菌战诉讼日本律师团提供/图）

眼前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身体前倾，两个手肘撑在轮椅两侧，靠这借来的力气，他得以花费一个多小时，向围坐四周的记者讲述往事。

91岁的王樟土普通话里夹杂着江浙一带的方言，他边说边比划，正在回忆一场浩劫。1942年，日军占领浙江义乌。那年他8岁，日军进村时，摸着谁的淋巴结肿了，就拉走，拉走的人再也见不到了。王樟土继续用手在自己脖子下比划，“也摸我了，我没肿，就成‘幸存者’了。”

2025年5月12日，在南香红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赠书仪式上，王樟土作为幸存者来到现场。孩童成老翁，像王樟土这样的老人的口述成为多年后揭开被遮蔽的历史的重要证据。

不只有义乌，还有常德、衢县、宁波、江山等更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伪满推进研究开发，在中国战场上散布了鼠疫菌。2002年，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认定，旧日本军731部队在以上等地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并由此使居民感染鼠疫、霍乱，造成多人死亡，被告日本具有国家责任。时隔一甲子，受害事实虽被日本法庭认定，赔偿却分毫没有。

从施暴者的极恶，到一代人的得病、死亡，再到遗留给另一代人的创伤，死者已矣，幸存者正在老去，连同过去的回忆。

从做记者时接到的任务到个人的调查研究，南香红花费数年，试图理清当年的细菌战内幕。2025年5月11日，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发布，用六十余万字讲述一群人如何寻找这段历史的蛛丝马迹。书封的醒目位置用大一号的字体标注着，“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

王樟土——正在老去的幸存者

8岁的小男孩牵着头牛，晃晃悠悠来到村口，两个日本兵正在站岗。这是赠书仪式开始前白发老人王樟土关于童年回忆的开头。1942年秋日的寻常一天，浙江义乌崇山村。那时的崇山村，盖着黑瓦的白墙遮挡视线，外人无法看到村中的情形。在村路上行走，可以看到高墙像要塞般耸立着，威吓着外来觊觎者。

穿过村口的牌坊就进了村，那是崇山村的“正门”。村里的小路大多很窄，有些甚至要肩擦着肩才能通过。路两旁排列着墙上涂了白色颜料的砖瓦房。

“只准进，不准出。”王樟土概括当时日本人的封锁政策，村里的每个路口都有两个日本兵把守。

穿过日军的看守点，古老的村庄保持着原有的生活秩序。一幢房子里住着几个家庭，甚至十几个家庭。从外街的出入口看过去，时不时传来小孩子嬉笑奔跑的声音。有天窗射进的光线明亮处，妇女们忙着手工活；稍暗一点的屋子里，老人家坐在藤椅上休息。到了饭点，加热的油烟气味会笼罩整片街巷。

回到村子以后，王樟土出不去了。他继续回忆，过了一段时间，家家户户死老鼠，人们害怕了，就去田里住，秋天的水稻田已经干了。自家死了两个人，大哥王基成（音），29岁，二嫂赵彩华（音），26岁。王樟土能准确说出他们的姓名、去世时的年龄。他补充更多的细节：死前，大哥看到老鼠害怕，挑着草从小路逃到他的岳母家，发现自己发烧，想着不能害人，又逃回村。

浩劫之中，恐慌代替了准确描述，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成了时间里的谜。人们只看到老鼠越来越多，死人越来越多。在王樟土的记忆中，最惨的一家13人，绝户，全死光了。

不久，日本兵放火烧村，上午点火，当天傍晚他们就撤走了。村民竞相出来救火，没有水，斧头、锯子、锄头，都成了灭火工具。村里的房子大多是木头结构，一户连着一户，哪家房子烧着，人们就隔着一户，锯断橼梁、木头，阻止火势蔓延。

“牺牲了，也保住了。”王樟土这样概括结尾。听到这里，一旁的王选再次坐不住了，“碑塘（音），一口很大的塘，全是种藕的，今天才知道，以前那里有房子的，只是烧掉了。”

王选的音量更大，普通话更标准，她坐在王樟土一边，倾听着也补充着。这样的路，她已经走了几十年，从崇山村走到日本法庭。作为细菌战受害者原告代理人，调查、取证、翻译、联络、组织、发声，她总是被推到最前，也走在最前。

牵牛进村的那天，“还没死老鼠”。王选是第一次听说这场“封锁”的细节。她打断记者的问题，转而自己变成采访者的身份，生怕漏了哪一条信息。“王老住的地方死老鼠还没出现，就封锁了，说明日本人知道接下来有什么发生？”王选希望从逻辑上找到历史的铁证。旁边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补充，“老鼠死了，跳蚤咬它的血，再去咬人，好人就变坏了。”

王樟土继续讲述，开始封锁时，还没老鼠出来，很快，家里老鼠死了一片。关于“不久”是多久，王选反复追问，普通话不行，就换崇山村的方言。尽管大半生奔波于此，“很多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王选向周围记者介绍，“这很重要”，她再次补充。

转过头来，王选又问，地里稻子长得怎么样，割掉了没有，试图以此做更准确的计算。

到农历12月为止，鼠疫持续肆虐了3个月，夺去了400条人命，这相当于崇山村总人口1200人的三分之一。

王樟土的父亲得了“烂脚病”，疑似细菌武器炭疽造成，1954年去世，“很痛苦”，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感受已经模糊，幸存者依然能准确描述的是真实的细节。比如讲到日本“鬼子”来的时候，王樟土回忆，对方全副武装。他边说边比划，“全身穿白，戴很薄的白手套，脸上是防毒面具，眼镜也戴起来了。”这时，他颤巍巍用双手做了个戴眼镜的动作，仿佛一切刚刚过去。

记者南香红了解到这段历史后，花费约5年时间调研、采写，2005年在《南方周末》发布近六万字长文的该报“史上最长报道”《极罪：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同年，她出版《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着重记录王选带领受害者家属等人发起的对日细菌战诉讼。

2025年5月12日，91岁的细菌战受害者王樟土老人向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王选等人讲述自己和家人的受害经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王选把这句话说给南香红，南香红也说给很多人。以1995年为节点，这一年，通过王选，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与日本爱好和平的律师正式联系，决定起诉日本国，进行细菌战诉讼。此后，经历一审到终审，败诉，无赔偿，但细菌战作为历史事实被日本法庭认定。如今历时30年，更详细的历史资料不断被披露，细菌战作为历史事实逐渐清晰。南香红把那段战争事实和正在成为历史的新进展，记录在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中。

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王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王选——走在前面的人

新书发布会现场，王选坐在中间位置。一双黑色高帮运动鞋踩在脚下，白色的宽松长裤挽了几下，坐着的时候露出脚踝，显出一种干练。最吸引人的是她的一双眼睛，看人像盯人，黑白分明，目光坚定。

2002年，因执行《南方周末》的采访任务，记者南香红见到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她在书中这样描述，“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很漂亮，但眼神里却有一种极度的疲劳和忧郁。”

这三个形容词没有出现在发布会的现场，谨慎与强势是王选表现出来的特点。又是一次诸多记者在场的小型对谈，这意味着传播，王选太熟悉这样的场面。她语速很快，配合着偶尔的手势，有打断、有纠正，尽力把每个人都往那段历史拉近，生怕迟了一步。

知道中国对细菌战发起诉讼的人，第一个听说的名字往往是“王选”。在取证、调查、诉讼的过程中，王选作为原告团团长，是话事人，对接大小事宜，首先，她是“自己人”。

11岁那年，王选第一次到崇山村，那是父亲的家乡。父亲17岁到上海读书、工作，安家上海后，1952年，他的第一个孩子王选出生。从大城市上海到义乌的崇山村，王选感受到的是“富足”。水泊鸡蛋是那时候的味蕾记忆，在崇山村，每天都有亲戚请吃饭，村民拿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出来招待。一进门，王选就能吃到水泊鸡蛋，香葱、猪油和酱油调出来的香味，王选记了很多年。

再次停留在崇山村是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王选离开上海“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母亲劝王选，去崇山村吧，村子里的人会对你好，会保护你。16岁的王选到了崇山村，住进自家祖屋。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村里的人照常对王选好，叫她来家吃饭，每次都把锅底给她。到下地劳动的时候，王选力气小，挑起担子来摇摇晃晃。一位堂叔叔说，看着王选干活就觉得可怜。生产队总是把最轻的活分给王选，比如去晒场“看”麻雀。

这些与家乡有关的细节，促成了王选的数载奔波。南香红记录了王选的述说，“是崇山村人把我‘拖’进去的。”这是故事的主线人物王选的开端。此后，她带着一群百姓，从中国的不同村落、乡镇，把官司打到日本法庭。

青少年时期与乡亲们连接的味道，在日本变成了方便面的香。2001年12月26日，是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中国原告团23名代表来到日本，每人的行李箱都装着袋装方便面，还有一个泡面的搪瓷缸——便携、便宜、可重复利用。9名原告出庭作证，来自义乌的原告有4人，他们给王选也带了方便面。

王选没搪瓷缸，随行报道的《金华日报》记者带的是桶装方便面，王选吃了她一碗面，留下那个碗，洗干净，下次接着用。

从诉讼的第一次开庭起，方便面就成了中国原告的必备行李。当时，日本一碗面要八九百日元，换算成人民币要几十块。20世纪90年代，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人均旅费至少两万元人民币左右；后来机票便宜了，也需要一万多元人民币。那时原告们的收入有限，城镇的月均收入千元，农民更加无力，一边要筹钱，一边要省钱，这是摆在王选面前的事。

40次开庭，150人次的受害者，还有声援团队，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原告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带着这些人到日本法庭出庭作证，谈何容易？

“没有领导，没有老板，没有约束性强制框架制约，”在新书发布活动现场，王选连用三个“没有”概括这些年组织方面的难处。就是“volunteer（志愿者）”，最终她用一个外文词描述这样的处境，难也难在这里，今天这个人任性了，明天那个人不干了，怎么办？

王选曾把她喜欢的一句话写在记者的采访本上，那是《简爱》作者形容她妹妹、《呼啸山庄》作者的性格：

As strong as a man

As simple as a child

强壮如一个男人

简单如一个孩子

南香红评价，这是王选内心的真实写照——不能调和的东西放在一起，意味着激烈的冲撞和冲突。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能把打击变成淬火。

“记录下来了，他们就活过了。”这是王选认为的价值所在，那些活生生的人，经历那么多苦难，如果不记录下来，就白白死去了，她想把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

1998年2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就细菌战案第一次开庭，王选和日本律师土屋公献带领细菌战原告准备步入法庭（受访者提供/图）

王焕斌——接力者的决心

“选，我们要告日本人。”崇山村的王焕斌是第一个找上王选的。王焕斌早年被王选父亲带出村，到上海读书、参加工作，退休后回到了义乌。

此时，对面的王选已不再是“看”麻雀的孩子。1994年年底，王选打工的日本公司派她到中国出差，借这个机会，她回到崇山村看望亲戚。对斌叔叔，王选记得很多。插队的时候，王焕斌曾特意带着女儿从邳县到崇山村看王选，并要他在村里的哥哥照顾王选的生活。用平锅烤的豆腐馅饼，包的馄饨，做的手切面，仰仗斌叔叔的照拂，王选都能吃到。

告日本人，要他们对当年放鼠疫作出赔偿。斌叔叔的话不容拒绝，“村子里只有你在日本，又懂日本话，必须参与这件事情。”

“中国政府不是已经放弃赔偿了吗？”王选知道，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国家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与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王焕斌说道，这是他从报纸文章中看到的希望。

也是在王焕斌的讲述中，王选知道有两个日本人已经来过村里调查。他们带来的消息说，当年崇山村的鼠疫是日军的细菌战，他们说访问了很多当事人，还说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告日本政府。

王焕斌找不到那两个日本人，他向王选求助，“你在日本，一定要找到他们，就说我们准备好了，请他们支持我们状告日本政府。”

1995年8月，王选在订阅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哈尔滨召开首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日本的两位市民、和平活动家发表了赴崇山村调查鼠疫的报告。里面还提到，1994年10月，义乌崇山村村民提交了“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就这场战争灾难予以赔偿。这两个人，一个是教师森正孝，一个是医生松井英介。经多番辗转，王选联系上了二人。

三人的第一次会面，就在王选在日本的家中，那是个租来的两居室房子，只有三十几平米，一张餐桌、几张小沙发、几个书架填满了狭小空间。三个人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聊起了细菌战。这是王选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的细节，“我怎么会在四十多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

从那时起，王选的人生就与细菌战的诉讼绑在了一起。为什么坚持去告？“实在是太苦太苦了，人就像蝼蚁一样，死了就死了，一点尊严都没有。”南香红在《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中记录王选的感受。苦没地方说，说了也没人关心，这也是日后细菌战诉讼宗旨提出“让每个死亡者都留下姓名，让他们找回生命尊严”的原因。

王焕斌读到报纸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可以向日本政府索赔，就开始找作者的通信地址，一遍遍地给他写信。

平时不说的话，王焕斌在信中写满细节：夫妻二人都是苦命人。妻子楼月华出身义乌县城的大户人家。1941年，义乌鼠疫，年仅45岁的母亲感染4天后离世；这年盛夏，日军投下燃烧弹，楼家两名帮工被当场炸死，10间砖瓦屋烧毁，楼家的日子一落千丈。楼月华的父亲不久离世，哥哥本是富家公子，流落到外地谋生，她和妹妹也流落漂泊。楼月华得了眼疾，右眼失明，终身残疾。

1942年11月，隆冬，王焕斌身穿单衣、单裤，光着脚逃出村，他家中的6间房屋全被烧毁。“求乞也得自备碗筷，可我一身全无。”

王选一直记得，1995年12月末，最初森正孝带着日本民间调查团来调查的时候，崇山村的祠堂围满了人。“日本政府十有八九是不会赔偿的，官司打不打？”他也许是要确定这群老百姓的决心。

“打！”这个字震天响。

时隔多年，王选向《南方人物周刊》讲述这个细节时仍然动容，“我想起来就要流眼泪。”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她在这里看到了崇山村人的志气，“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是大家的决心。”

1995年12月，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右）和鬼束忠则在崇山村调查（受访者提供/图）

南香红——后来的记录者

旧砖砌成的炉子有三座，立在常德城西门外、千佛寺边上。上世纪40年代的常德城，坐落在洞庭湖西南一隅，这个云贵高原脚下的小城，长不过3公里，宽不过1公里，弯成月牙状，沿河堤绵延，靠水路连通世界。

炉子大约高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上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烧两个小时。

死者感染于鼠疫，为了阻断传播链，规定必须火化，并且烧尸用的柴火要家属自备。

小城陷入恐慌，那是1942年的常德，细菌战攻击过后的战场。南香红采访幸存老人张礼忠等，口述历史和资料披露，共同构成了还原历史现场的证据。

“对我来讲，这是另一种看见，是在历史事实之上的看见。这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持续写作细菌战的原因，也是启动写作本书的一个枢纽。”南香红说。

2002年开始第一次采访的时候，南香红对细菌战全然不知，她称自己脑子里只有一点关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印象。后来在采访中她问过许多人，是否知道细菌战，只有少数人大约知道一点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她新书的书封上印着，“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

细菌战诉讼在2007年迎来终审判决。日本最高裁判所认定中国180名原告举证的细菌战全部事实，但驳回了赔偿请求。这是日本的最高司法机关第一次认定日军细菌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伤害。在此案之前，日本是否在中国进行过细菌战，一直处于非确定状态；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一直没有历史定论。

打开南香红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本，上面是采访对象向道仁留下的痕迹。向道仁，1933年生，2015年接受采访时82岁，世代居住在常德周家店镇。2015年5月的一个春日上午，南香红在向道仁家里见到“两眼放光”的他，他语速很快，好像急着把一切都说出来。一激动，就上不来气，要跑进卧室去吸氧，吸一会儿出来，再继续说。一个月后，她再去常德采访，向道仁已经去世。

“八百里洞庭湖啊，我的家乡是真正的鱼米之乡，‘白银上面插竹竿’，是说稻米好得像白银一样。他们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撒细菌？”向道仁始终想不明白。

南香红当时听不明白向道仁的常德方言，索性就让他写了下来。2002年，向道仁听到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消息，写下一首词：

东亚共荣圈，换日偷天。日军空投细菌弹，杀我同胞千百万，苦不堪言；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世界风云多变幻，同仇敌忾审恶魔，历史公鉴。

如向道仁一样等不到结果的人还有很多。南香红在书中写道：“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核爆被害者的声音再次被世界听到，在诺奖的领奖台上，他们警示世界，今天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锦悌，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8月6日——与日本广岛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为同一天。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体的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沉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终审判决后，王选的调查又持续了近6年，其中约有400名学生接力，记录了三千多名老人的口述，一些学生毕业离开了，一些新人又加入进来，王选一直在。2011年，田野调查环节告一段落，与学生们一起整理这些资料又用了王选5年。

南香红的时间也这样流过，2002年开始写第一篇相关报道，2005年发表《极罪》并出版《王选的八年抗战》，2015年开始写作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原计划3年完成，最后却用了9年。

在新书的后记中，南香红写到一个场景，那是2009年，王选带她去了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家。近藤昭二，前东京电视台记者，为制作《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1997年8月日本朝日电视台播放）这部总长近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他积累了近20年的素材。近藤的家是一幢三层小楼，三楼和阁楼间做成书房。整个书房四壁皆是顶到天花板的书，阁楼里的每一个缝隙里也都是书，门框边是薄书架。每本书都摆放整齐，包着一种白色的半透明的书皮，书脊上整齐写着书名，八成以上与细菌战有关。

“我看到了近藤走过的路，明白了自己要走的路有多长。”在南香红的新书中，“细菌战”前冠以“没有结束的”。新书出版后，她和王选又踏上了老路，她们去了义乌，这次是做一些遗址文物的保护工作。

出差途中，南香红保持着多年来的记录习惯，她发来几张王选的照片。照片中王选站在崇山村的家门口，背景是灰白色的墙，几级台阶通向院门，门两侧毛笔写的春联已经被风吹得皱巴巴。王选一身藏蓝色休闲装，还是那副轻便干练的样子，她的头发在脑后挽着，白头发更多了些，不同于23年前的第一印象。南香红再也没办法把“漂亮”当成对王选的第一印象，让她们在乎的，是别的事。

（参考资料：上田信《危机状况下的同族团体——以浙江省同姓村中的细菌战受难者为例》，韩晓《关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的研究》，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聂莉莉《土屋公献和荒井信一：历史的守护者——《律师之魂》中文版序》。）

南香红（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讲这件事，为什么要再写一本书？——对话南香红

“越做越多，越了解越深入”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细菌战，你曾在《南方周末》发表近六万字的《极罪》，后来出版《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与之前发表作品的区别是什么？

南香红：《王选的八年抗战》主题集中在诉讼方面，涉及了一部分“烂脚病”，但是不多。这些年，关于“烂脚病”经过不断调查，有了受害者名单，以及救助的过程，都是在持续进行的。新书包括了这些进展的内容。

另一方面，细菌战作为一段历史，这些年不断有新的资料被披露，比如2011年记录当时详情的相关论文被发布。相关研究也更加丰富，比如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细菌战变得更清晰。

在写作方面，《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作为一部非虚构长篇，有很多注，相对比较严谨。而上一本书《王选的八年抗战》的写作还不够成熟。这些年，我一直在持续不断学习非虚构怎么操作。这本书的完整度、丰富度和深入度，都比上一本好得多。

比如，这本书的“恶疫与战争”部分，我写了当时的人在细菌战中的亲身经历，去描摹那段历史。《王选的八年抗战》那本书不是没写到，但是没那么深入，没有完整呈现细菌战的影响。原子弹和细菌都是非常规武器，是人类的新战争手段。写这一章时，我参考了很多非虚构作品，包括对投放广岛的原子武器的研究。原子武器的冲击性好像更强，“咣”一下，爆炸、得病、死亡随之而来。细菌武器的特点是隐秘与传染性，影响深远。当时的国民政府一边作战，一边忙于防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在继续防疫。

很多人写过原子武器的伤害，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的展现，人们了解得比较多；对细菌战则少得多，即便有了解，也停留在苦难、死亡的影响面，不会有对战争本身的深入印象。我在写的时候，想着要像个纪录片一样，让读者能深刻看到、体会到。

中国细菌战原告怀抱着亲人的遗像在日本东京街头游行抗议（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决定“再写一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南香红：写作新书的想法，不是突然就有的。我在2013年左右就有这样的想法，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披露，我对细菌战的认识与理解更深入，到了一个“再写一本书”的程度。

有写新书的想法后，我列了计划，重新采访一些内容，义乌的崇山村和湖南常德等地，我重走了一遍，接触了更多的受害者。在日本方面，我想着把资料补齐，比如日本律师、民间和平组织的工作、日本方面的证人等等，搜集得越来越多，能采访的就去采访。

一开始想的不复杂，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用非虚构方式对“细菌战”作一个更完整的呈现。过程中，越做越多，越了解越深入，最后成了现在的60万字。

“知道它的面貌，才能知道它的恶劣”

南方人物周刊：在大家的认识中，好像对731部队的了解多一些，对细菌战的了解少一些？

南香红：731部队是用人体实验做细菌武器的开发研究，做了干什么？就是用来实战。731太深渊了，了解到的人容易被吸进去。当时，日方知道凭钢铁等自然资源不可能取胜，认为细菌武器是在未来战争中决胜的武器，在微生物界的研究非常领先。

细菌武器研制好后，就投放到战场，比如1940年在东北的两地进行实验性的投放，很快引起鼠疫，传到了“新京”（长春）。第一次流行中死亡多少人，第二次流行中死亡多少人，这些都有详细记录。日方认为这个武器成熟后，又把它投到了衢州、宁波、常德等地。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学习，细菌战的过程都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了，我可以清晰讲出来。有时候我会脑子短路，一时想不起来具体的人名、地名；有时我会陷入到局部。但我对整个概貌的总结、复述没有问题。要让人们看到面貌，知道它如何发生，才能知道它的恶劣性。

2025年5月11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从左至右）作者南香红、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王选、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晓强出席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南方人物周刊：从关注细菌战到现在，在这件事上，你感受到的外部世界的变化是什么？

南香红：最近我去义乌崇山村，遇到了之前采访过的村民王基旭，他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之一，曾在日本集会上作证。记得在一次日本证言会上，王基旭突然泣不成声，讲到自己的奶奶曾被日军解剖，之前他从没提过这件事，“觉得非常屈辱，说不出口。”

后来我去过几次崇山村，都与王基旭有交流。那里的祠堂设了个细菌战展览馆，这些年王基旭一直在那里打理展览馆，每天到点去开门、关门，接待到访者。

印象中他很勤劳，在自家院子里养蜜蜂、种蔬菜，他的儿子在旁边盖了楼房，但他不去住，他就要这么生活，一个人生活。

知道我这次去崇山村，王基旭骑了个电动车就来了。他身体挺硬朗，跟几年前相比，只是行动迟缓了一些，变化不大。他带着我们在村里转，指给我们看哪个房子是谁家的，那些人的姓名他都能一一道来。

像王基旭一样的受害者家属，书里我写到了不少，很多人这几年陆续去世了。随着受害者家属们的去世，一些人认为细菌战这个事可以翻篇。经过这些年，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的律师们也在逐渐老去。

但同时，这些年我们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把相关的口述历史做出来了。常德的原告们立了纪念碑，义乌设了细菌战陈列馆。

因为很多人的努力，从细菌战诉讼的结果来看，日本的国家责任被认定。日本的一些教科书把细菌战的内容写进去了，模糊的历史成为了确定的历史。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过去了80年，更多的资料也被披露出来，细菌战的相关事实在清晰化。王选的相关调查、研究等行动在媒体上的报道逐渐多起来，更多国人会知道这段历史，这是国家层面的重视，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在写作记录之外，你还做了哪些相关事情？

南香红：与细菌战相关，我和王选等人发起烂脚病的调查与救治，烂脚病被视为一种战争创伤。

在诉讼报道之外，我陪同受害者到日本参加过几次相关活动。日本有一些民间和平人士找到议员，希望发起议案引起更多重视，我和一些研究学者、律师会在过程中介绍相关情况。

另外，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关注崇山村遗址的保护工作。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保存了历史遗迹，到今天都在用“遗迹”讲述轰炸的故事。

崇山村是经过日本法庭认定的细菌战战场。崇山村是有中日双方资料支撑的、证据链条非常完整的细菌战场，这是历史的现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责编 周建平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