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习研究四渡赤水，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毛主席非常的不容易。一方面他要与蒋介石斗法，另一方面他还要与党内错误斗争。这“两斗”，无论毛主席哪一个失败，共产党和红军都会万劫不复。

学习研究四渡赤水，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毛主席非常的不容易。一方面他要与蒋介石斗法，另一方面他还要与党内错误斗争。这“两斗”，无论毛主席哪一个失败，共产党和红军都会万劫不复。

在三渡赤水战役中，这“两斗”展现的同样惊心动魄，尤其是与党内错误的斗争，表现的更为典型。

与蒋介石斗法。1935年3月1日，毛主席第二次进入遵义；3月2日，蒋介石亦由武昌移至重庆。

蒋介石为“雪遵义失败之耻”，3月3日发出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电令，不得擅自进退。”蒋介石遂对会攻遵义，消灭“赤匪”，做出了新的部署。

以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的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以支援川军进攻遵义；以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以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红军向滇黔进击；以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中央红军向西发展；以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以53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实行南北夹击，压迫红军于遵义、鸭溪的狭小地区，尔后围而歼之。

这个敌情，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是极其严峻的，十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形成了铁桶般的合围。

3月5日，毛主席移出遵义前往鸭溪，力图通过机动创造战机，消灭敌周浑元纵队的肖致平师、谢溥福师。此日，蒋介石派飞机查得红军向鸭溪西南移动，判断红军或是西进渡江北上，或是先找周浑元纵队决战，遂对部队进行了调整，惧怕被歼的肖、谢两师始终不敢脱离自己的阵地，致使毛主席歼灭肖、谢两师的计划未能实现。

3月5日后，毛主席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中央红军主力则由遵义地区西进鸭溪、白腊坎、长干山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对此，蒋介石判断“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认为此地“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遂命令各路大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

期间，红军由于是否打打鼓新场之争而延时，导致诸敌军步步逼近红军，使红军的活动范围日益狭小，为争取最后战机，毛主席毅然决定发起鲁班场战役。

3月15日10时，鲁班场战役展开，红军在“消灭周浑元纵队、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胜利”的口号下，奋勇杀敌，至下午3时，攻下白家坳碉堡，在董家坡歼敌一营，俘敌400余人，在团标也亦有斩获。但由于敌3个师挤在一起，据险而守，又有飞机参战，红军虽多次攻入敌方阵地，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双方形成对峙，于此，毛主席当即决定晚20时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拂晓，红军占领茅台，控制了赤水河东西两岸渡口。当日晚，毛主席决定中央红军向西三渡赤水河，于17日中午全部渡完。此次渡河，红军不仅是夜间渡，白天也公开渡，故意向敌人展示其渡河行动，以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

这样，红军渡河后，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境内，公开摆出了北渡长江的假象，以吸引敌军，为下步四渡赤水，完全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条件。

从这个简要的叙述中，我们看毛主席与蒋介石的斗法：其一，毛主席走活了一盘无步可走的“死棋”，即通过机动调动蒋介石，掌握战场主动权，成功地将被动局面转化为主动局面；其二，在敌重兵围困的绝境中，通过三渡赤水，化解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的图谋；其三，成功地将国民党军主力调往了川南，为下步彻底摆脱敌重兵围堵打开了通路。

与党内错误斗争。遵义大捷，毛主席威信陡增。1931年3月4日，中央军委在遵义县鸭溪镇汪家屋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由毛、朱统一指挥军事行动。

这也就是说，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被剥夺了的军事指挥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上。

这个过程，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军事思想，由被反对到被认识的过程，当然，这主要是错误路线的失败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胜利，所形成的一个自然结果。但问题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仍然在核心决策层里，他们仍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这种错误路线，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就自然再会点燃起来。

事实就是这样。

就在毛主席消灭肖、谢两师未得手，通过徘徊调动敌人之际，10日凌晨，林彪沉不住气了，与聂荣臻一起向军委发火急电报，要求打打鼓新场。对此，张闻天召集20人开会，而毛主席以充分的理由反对，但19人均同意打，且以表决的方式，表决掉了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

这件事非常耐人寻味，可以分析：以毛主席建党和创建红军、开辟根据地的资历和功勋，且在大的作战指挥上没有失误的超人智慧，例如井冈山的反进剿、反“围剿”等，刚又有遵义大捷，毛主席反对打打鼓新场的理由不可能不充分。以笔者的经历看，在纯作战方案的讨论上如此的一致，并不是正常的，况且张闻天、博古、何克全等，在作战上可算的上是白丁。这说明，与张闻天主持会议，与过去错误路线代表依旧在决策层是分不开的，这无疑不带有两条路线的斗争。

正如人们所认为的，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而当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说，会理会议吵得很凶，搞得很僵。

我的老首长肖锋将军（肖锋日记的作者，1928年的井冈山红军）曾对我说过，遵义会议是有人抱着看笑话心理的，你毛泽东不是能吗?看你有多大本事？所以土城之战未达歼敌目的时，他们就公开刁难毛主席。

不得不说，伟大的毛主席，有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自觉，他以最大的诚意和负责，在漆黑的雨夜，手提马灯，独自踏着泥泞，艰难跋涉多时，先说服周恩来，再说服朱德，平劫难于降临。

设想，如不是毛主席胜出，还有后来吗？进一步说，还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吗？因为，这之后还有数不清的灾难啊！没有毛主席，又有谁能堪当此任呢？

2025年3月10日晚于北京。

来源：刘振起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