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于是，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文明的框架”里：尊老爱幼，与人友善，为人谦逊。
人性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担心自己不被人喜欢。
于是，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文明的框架”里：尊老爱幼，与人友善，为人谦逊。
当这些都成为理所当然时，我们可曾问问自己，你还是那个灵魂深处的你吗？
如果这些疑问也曾萦绕过你的心间，不妨读读这部永恒的经典——《月亮与六便士》。
“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到了月光。”
《月亮与六便士》一直是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
当时的《卫报》指责小说美化了背叛道德的行为，伦敦的主教更是公开焚烧书籍。
弗吉尼亚·伍尔夫却在日记中写道：“毛姆剖开了中产绅士礼服下的蛆虫，这是文学史上最诚实的刀。”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称其“用颜料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显得愈发珍贵。
人们慢慢发现，小说中主人公所做的事，是我们很多人想做（甚至不敢承认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在他40岁这一年，突然决定抛弃事业和家庭，去追求他的艺术梦想。
他给妻子留下一封信：
亲爱的艾米：
家中一切已安排妥当。你吩咐安妮的事我已转告，你们母子不会为生计所困。
我不再回来了。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
妻子称丈夫不可能无缘无故离开家庭，坚信这封信为“私奔者的遮羞布”。
而斯特里克兰德抛妻弃子，绝不是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和情妇私奔。而仅仅是为了他一直想做而未能去做的事——绘画。
然而，在世俗眼中，为了所谓的艺术抛妻弃子，比和情妇私奔更加可笑，也更没有德道。
就这样，他开始了穷困潦倒的艺术生涯。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在家庭中，他是无法实现梦想的，他必须将自己撕碎，打烂，才有可能触达艺术的巅峰。
要么过着安逸平凡的一生，要么抛弃一切，连同自己一起抛向深渊，去追求梦想。
孰是孰非，真的很难评价。
自学三年绘画后，斯特里克兰德的绘画已经展现出了原始的野性，却无人赏识。
后来，荷兰画家德克·斯特罗夫识破其艺术天赋，不顾妻子布兰奇反对执意接济斯特里克兰德。
再后来，斯特里克兰德病重，斯特罗夫又强行将他接入自家画室疗养。
本想接济一个天才画家的斯特罗夫，却给自己扣上了一顶“绿帽子”。
妻子布兰奇在照顾斯特里克兰德的过程中被后者的艺术天分深深折服，与其发生关系，后随其私奔。
斯特里克兰德为布兰奇画了一幅画，名为《裸体与几何体》，将她的身体解构称“一堆肉块和几何线条”。
当布兰奇发现自己在画布上沦为“被解剖的客体”时，意识到，这场关系本质上不过是艺术的暴力献祭。
万念俱灰的布兰奇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斯特里克兰德再一次沦为众矢之的，被媒体口诛笔伐，称其为“吞噬女性的撒旦艺术家”。
在斯特里克兰德的世界里，艺术高于一切，甚至高于道德，高于人性，也高于自我。
笔者无意歌颂这样的人，却也不得不钦佩这样的人。
有的时候，人性和道德是一把枷锁，它把人锁在了世俗定义的范围之内，于是人不得不在这范围之内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假装做了一辈子的好事，那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毕竟“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然而加缪在《局外人》中说：“我觉得，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假装。”
人到底是应该扮演社会角色，做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好人。还是遵循自我，做一个纯粹的，不顾他人看法人。
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是因为人类设定了一个名为“文明”的框架，让人们在这个框架内生活，好让社会井然有序。
可总有人试图解放自身的野性，试图突破文明的框架，完成自我的塑造。
孰是孰非，这依然很难界定。
晚年的毛姆在回忆录中说：
“斯特里克兰德是我未能成为的另一个自己。我羡慕他彻底砸碎道德枷锁的勇气，却也恐惧这种勇气带来的毁灭。每个嘲笑他的人都该摸摸自己的肋骨——那里是否还存着几块未被世俗驯化的骨头？”
03布兰奇死后，斯特里克兰德依然在巴黎街头进行他的艺术创作。
在此期间，他直言：“艺术追求高于道德伦理。”
后来，他随船员偷渡到了塔希提岛，过起了隐居生活。
在那里，他和一个17岁的土著少女爱塔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晚年时他换上麻风病，依然在竹屋内坚持巨型壁画的创作。
双目失明后，仍然靠触觉继续作画。
在他临终时，嘱咐爱塔焚毁他所有的作品。
他不求功成名就，也不求流芳百世。他不遵守道德，也不因此愧疚。
他的一生只有绘画，别无其他。
斯特里克兰德这一角色引发的争论是永恒的。
他无疑是道德上的魔鬼，对妻儿的冷漠，对情人的残忍，对社会伦理的无视，都让他的“纯粹”透着难以名状的恐怖。
然而，当我们审视内心深处的自己时，难道不曾渴望斩断一切枷锁，去追寻那个遥不可及的自我吗？
伟大的文学形象从来不是供人效仿的榜样，而是烧穿现实帷幕的炽热陨石——它带来的不是答案，而是灼伤灵魂的永恒质问。
现在，我们要问问自己，你还是你期待的那个你吗？
来源：黏黏书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