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地处边疆的呼和浩特的读书人是怎么参与科举考试的

摘要：清朝时，呼和浩特地区的归化城与绥远城作为边疆重镇，其科举参与情况在历史语境中颇具特殊意义。归化城自雍正年间设立官学，推动蒙汉满文教育，至光绪年间口外七厅教育纳入科举体系，标志着边疆教育与中原科举制度的衔接；绥远城则于乾隆朝起构建旗人教育体系，设满汉翻译学等，为

作者/孙树恒

清朝时，呼和浩特地区的归化城与绥远城作为边疆重镇，其科举参与情况在历史语境中颇具特殊意义。归化城自雍正年间设立官学，推动蒙汉满文教育，至光绪年间口外七厅教育纳入科举体系，标志着边疆教育与中原科举制度的衔接；绥远城则于乾隆朝起构建旗人教育体系，设满汉翻译学等，为八旗子弟提供科举进阶路径。尽管具体参考与中举人数因资料散佚难以确考，但这一过程反映了清廷通过科举制度强化边疆认同的治理逻辑。这种文化渗透与制度整合，相较于具体数字，更彰显了科举作为国家治理工具，在促进边疆社会“中原化”及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中的深层意义，也让呼和浩特成为清代边疆科举制度实践的典型样本。

一、科举制度的边疆植入与教育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举实践并非孤立的选官制度，而是深度塑造了边疆教育的发展轨迹。顺治年间，随着漠南蒙古归附，归化城与绥远城形成“军政双轨制”：归化城厅隶属山西省，绥远城由将军管辖，这种行政格局直接催生了“民籍科举”与“八旗科举”并行的教育体系。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为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子弟设立“蒙古官学”，隶属理藩院，教授蒙古文、满文及骑射，这是呼和浩特最早的官办学校，也是科举教育的雏形。《归化城厅志》记载，该官学“设教习二员，选土默特俊秀子弟四十名入学，月给廪饩，三年一考，优等者补笔帖式”，这种“教育—科举—入仕”的闭环设计，标志着边疆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初步结合。

雍正二年（1724年）是教育制度化的关键节点。清廷批准归化城厅设立“民籍学额”，定“廪膳生员十二名，增广生员十二名，岁科取进文武童各十二名”（《绥远通志稿·教育志》），并建“归化城厅儒学”，其学宫“正殿五间，东西庑各五间，戟门、棂星门如制，附设明伦堂、敬一亭”（《归绥道志》），规制与内地州县学宫一致。儒学的设立使汉地教育体系在漠南边疆制度化落地，为汉民子弟参加科举提供了教育基础。乾隆二年（1737年），绥远城建城后增设“八旗官学”，分设满、蒙、汉三房，教授“清语、骑射及经史”（《绥远城驻防志》），形成了“满蒙教育—八旗科举”与“汉学教育—民籍科举”双轨并行的教育格局。

科举制度对教育内容的影响尤为显著。官学与儒学推行“满汉合璧”教育：八旗官学中，满文、蒙古文为必修，兼习汉文；儒学则以汉文经典为主，但土默特蒙古子弟需加试蒙古文。绥远城官学教材包括《圣谕广训》《满蒙文鉴》《四书集注》等，既体现清廷“因俗而治”的政策，又通过科举导向强化了多元文化融合。这种教育内容的设计，使呼和浩特成为漠南蒙古地区最早实现“科举—教育”一体化的区域，为边疆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科举实践催生的教育机构与办学形态

（一）文庙与书院：科举教育的物质载体

1、土默特文庙与官学的教育革新

雍正元年（1723年），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将商贾为其建造的生祠改建为文庙，雍正四年（1726年）附设土默特旗官学，这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区最早的文庙与官学。官学位于文庙西侧，设讲堂3间、斋舍6间、箭亭1座，体现“文韬武略”并重的教育理念。建学伊始，从土默特两翼60佐中各选2名儿童入学，共120名，从旗佐领以下官员中选4名教习，形成严密的教育管理体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土默特文庙新设汉官学，允许汉民子弟入学，促进了汉、蒙、满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光绪十二年（1886年），官学改名为“启运书院”，寓“启边疆文运”之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改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课程涵盖经学、国文、算学、格致等，虽脱离科举范畴，但其办学基础源自科举教育的积累。20世纪20年代，内蒙古早期共产党员乌兰夫、奎璧等均在此就读，可见科举时代的教育积淀对近代人才培养的深远影响。

2、长白书院与启秀书院：八旗教育的转型

同治七年（1868年），绥远城将军定安将将军衙署内的官学迁至新城东南，改建为“长白书院”，并建文庙。书院告示称“不论蒙汉人等，愿来应考者均准一体入考”（《启秀书院碑记》），打破民族界限，开放招生。经费来自建院剩余的5000两银子“发商生息”，保障了办学稳定。光绪四年（1878年），将军瑞联认为“长白”二字有旗人专属性，遂改名“启秀书院”，取“启育优秀人才”之意，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光绪三十年（1904年），书院改为绥远中学堂，设满文、蒙古文、汉文、外文四科，引入西方学制，标志着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将军贻谷在书院内创办武备学堂，将科举时代的“文武兼修”传统与军事教育结合，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体现了科举教育理念的延续与革新。

3、古丰义学与汉文庙：汉文化教育的拓展

道光年间，归化城创办“古丰义学”，后迁至杨家巷，俗称“杨家巷义学”，是汉民子弟的启蒙场所。光绪二年（1876年），归绥道台阿克达春以“崇尚儒学”为由，将义学所在地改建为汉文庙，因规模小于蒙满文庙，故称“汉文庙”。庙内仅正殿3间、东西庑各3间，但每年春秋仲月，归绥道台仍率属致祭，彰显对儒学的尊崇。光绪十一年（1885年），古丰义学更名为“古丰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归绥中学，成为当地最高学府。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归绥中学附设师范班与模范高等小学堂，前者为归绥地区师范教育之始，后者则为各厅小学树立表率。1954年，学校扩建为呼和浩特第一中学，其发展脉络清晰展现了从科举义学到现代教育的完整链条。

（二）私塾与义学：民间科举教育的补充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汉民移民增加，归化城出现大量私塾与义学，形成官学之外的科举教育网络。据《古丰识略》记载，归化城富商常出资设立“家塾”，聘请山西秀才授课，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专为家族子弟参加科举做准备。如乾隆朝归化城巨商“大盛魁”家族设立的私塾，延请名师，其子侄中3人考取举人，成为边疆商帮通过科举提升社会地位的典型。在清代末年，归化城的私塾逐渐增多，声望较高的教书先生包括杨子伟、郑锡钰、狄晋穉等。他们为当地的文化发展贡献了力量。其中，杨子伟、郑锡钰等人曾任归化厅教谕，他们的门生也颇有名气。

官府与士绅创办的义学则面向贫寒子弟。乾隆十年（1745年），归化城同知李廷玉捐建“养正义学”，“收养孤寒子弟，教以识字算数”，并特别设置“科举启蒙班”，为贫困学生提供科举基础训练。至光绪年间，归化城、绥远城共有义学8所，分布于各街坊（《绥远通志稿·教育志》）。其中，“启智义学”颇具特色，其章程规定：“凡蒙古、汉民子弟，无论贫富，愿习举业者，皆可入学，蒙古生员加授蒙文，汉民生员加授算术。”这种因材施教的方式，既适应了科举考试的要求，又兼顾了边疆多民族社会的实际需求。

三、科举人才对教育发展的反哺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自嘉庆年间至光绪末年。期间，归化城和绥远城共有六十四人中进士、武举与武秀才，为塞外地区的教育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科举士人主导的教育实践革新

1、李桂林与边疆儒学体系化建设

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李桂林（1840—1901）作为呼和浩特首位汉籍进士，对本地教育的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归化城养正义学授课期间，将中原学术传统与边疆文化结合，编纂《蒙汉四书合解》，以蒙古文注释儒家经典，使蒙古子弟能通过母语理解科举内容。该书序言中称：“边疆教育，非通蒙汉不足以启智，非习经史不足以应考。”此外，李桂林主持修订《归化城厅志》时，专设“教育志”一章，详细记载官学、书院、义学的沿革与学额变化，为后世研究边疆教育提供了系统史料。在他的推动下，归化城儒学于光绪十年（1884年）增设“时务策论”课程，将科举应试与边疆实务结合，培养出周晋昌等兼具经史功底与实务能力的士人，后者 later 成为清末绥远地区推行新政的重要力量。

2、荣祥与蒙汉教育融合实践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举人荣祥（1894—1978）作为蒙古镶蓝旗士人，其教育实践体现了科举传统与近代转型的结合。中举后，他拒绝入仕，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教育，回国后创办绥远蒙旗师范学校，提出“以科举策论之法，授现代教育之知”的办学理念。该校课程设置中，“经史策论”与“教育学”“心理学”并列，学生需同时掌握科举时代的思辨方法与现代教育理论。荣祥还编纂《蒙汉科举对策汇编》，收录清代蒙古、汉民士人科举答卷，作为教材引导学生理解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应试策略。在他的影响下，绥远地区的教育机构开始注重蒙汉双语教学，如归绥中学在民国初年增设蒙古文必修课程，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科举时代对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

（二）科举家族与教育传承网络

清代呼和浩特形成的“科举家族”通过血缘与地缘关系，构建了稳固的教育传承网络。以归化城王氏家族为例，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王培元中举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景仁中举，五代人中有7人考取举人，2人成为贡生。该家族设立“王氏义塾”，延请名师，不仅教授科举内容，还编纂《王氏家训》，强调“耕读传家”的传统。光绪年间，王氏家族联合其他科举家族，在归化城建立“文渊书社”，购置经史典籍万余册，向士人开放，形成了边疆地区少有的学术共同体。这种家族主导的教育模式，弥补了官学资源的不足，使科举教育在边疆社会扎根。

四、科举制度对教育理念与文化生态的深层塑造

（一）“文武兼修”与“因俗而教”的教育理念形成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举实践催生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其中“文武兼修”在土默特官学中表现尤为突出。雍正四年（1726年）设立的土默特旗官学，除教授经史外，专设箭亭作为习武场所，规定学生“每日辰时习文，未时习武”（《土默特旗志》）。这种教育安排既源于科举考试中“武童试”的要求，也反映了边疆地区对军事人才的需求。乾隆朝土默特生员巴图在此学习期间，曾以“骑射兼优、文策通达”中武举，其答卷中“以《孙子兵法》释《论语》‘足食足兵’章”的独特思路，被收录于《归绥科举文钞》，成为边疆教育中“文武互鉴”的典范。

“因俗而教”的理念则体现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绥远城八旗官学将学生分为满蒙班与汉班：满蒙班每日学习满文3小时、蒙古文2小时、汉文1小时；汉班则侧重汉文经史，但需必修蒙古语会话。这种分班教学法源自科举政策中“内属蒙古子弟需兼通满汉”的要求，却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文化融合。光绪朝官学教习阿拉坦瓦其尔编纂的《蒙汉正字鉴》，既规范蒙古文书写，又以蒙古文注释汉字音韵，成为科举教育中文化互译的重要教材，该书在归化城、绥远城各书院广泛使用，直至民国初年仍被视为蒙汉双语教育的基础读物。

（二）科举导向下的文化生态变迁

1、典籍流通与知识传播

科举需求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典籍流通。乾隆年间，归化城出现专门售卖科举教材的“文盛堂”书坊，其刊印的《四书备旨》《山西乡试墨卷》等书籍，除供应本地考生外，还远销至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地。光绪二年（1876年），汉民举人刘焕创办“漠南书局”，不仅翻刻内地科举用书，还组织蒙古士人翻译《孝经》《大学》等经典为蒙古文，形成“汉籍蒙译”的出版传统。据《归化城工商志》记载，至清末，归化城书坊已达12家，年刊印科举相关书籍约5000册，使边疆士人得以突破地理限制获取知识。

2、学术传统与文化认同

科举实践培育了边疆特有的学术传统。李桂林、荣祥等科举士人在治学中，既遵循中原学术规范，又注重边疆史地研究。李桂林的《归化城厅志·地理考》首次系统考证了大青山、黄河在科举文献中的文化象征意义；荣祥的《古丰州考》则通过对科举碑刻的考据，还原了唐代丰州与清代呼和浩特的教育脉络传承。这种学术取向影响了后世教育，如民国时期绥远省通志馆的学者多出自科举家族，他们延续了“以科举史料证边疆史”的研究方法，使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地区文献考据学的重要中心。

（三）科举制度的教育遗产与近代转型

清末科举制废除后，呼和浩特的科举教育遗产并未消亡，而是通过教育转型得以延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土默特启运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时，其课程表仍保留“经义”“策论”科目，仅将科举文体改为议论文；绥远启秀书院改为中学堂后，“满蒙文”仍为必修，与“国文”“算学”并列。这种过渡性安排，使科举时代的教育积累得以转化为近代教育资源。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人才储备。清代呼和浩特的科举士人及其后裔，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如李桂林的孙子李澍辰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学，回国后担任归绥中学校长，将科举时代的“经史研习法”与现代课程结合，设计出“国文—历史—地理”综合教学模块；荣祥的学生中，既有投身革命的乌兰夫，也有致力于教育的韩麟符，他们在不同领域延续了科举教育中“经世致用”的精神。

五、历史反思：科举教育的边疆特殊性与局限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举教育虽推动了边疆文化发展，但其特殊性与局限亦不容忽视。从地域看，相较于内地府县，呼和浩特的科举教育始终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据《山西通志》统计，同期太原府每县年均中举15人，而呼和浩特两城百年间仅17人考取举人，进士更仅有2人，这种差距既源于地理阻隔导致的师资短缺——归化城儒学教习多由山西内地调任，任期仅三年便轮换，难以形成稳定教育传统——也受限于边疆社会的经济结构。土默特蒙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传统与科举所需的定居教育存在矛盾，直至乾隆朝农耕化转型后，稳定的科举教育才具备条件，这比内地晚了近两百年。

在民族文化融合方面，科举教育虽倡导“满汉兼修”，但深层矛盾依然存在。蒙古子弟需同时掌握蒙、满、汉三种文字以应对科举，而汉民考生则需了解蒙古风俗以答“边疆时务”题，这种双重要求增加了学习难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乡试中，归化城汉民考生刘焕因“不知蒙古盟旗制度”落榜，促使其编纂《漠南蒙古志》，这一案例既体现文化互鉴的积极意义，也反映科举对边疆士人知识结构的苛刻要求。此外，八旗官学与民籍儒学的分轨制，客观上强化了民族教育壁垒，直至光绪朝启秀书院开放招生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科举教育的局限还体现在对实用人才的培养不足。尽管土默特官学设“箭亭”、绥远中学堂增“武备”课程，但整体教育内容仍以经史为主，与边疆开发所需的农业、水利、商业知识脱节。光绪初年，归化城同知在奏折中指出：“边地教育，若唯务科举，不习实务，则士人虽中举，犹难治河屯田。”这种批评促使李桂林等科举士人在晚年推动教育改革，如在养正义学增设“算术”“地理”课程，但因传统科举体系的束缚，成效有限。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举参与与教育发展，是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典型案例。从康熙朝蒙古官学的设立到光绪朝科举制度的终结，呼和浩特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文化节点的转变，其教育体系既体现了中原制度的边疆移植，也保留了蒙古、满族的民族特色。尽管科举成果有限，但李桂林、荣祥等文化名人的出现，证明了边疆地区通过教育实现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些历史实践为近代内蒙古的教育转型提供了经验，也为理解清代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如今，呼和浩特教育中多元包容的特质，正是历史赋予的文化使命在当代的延续。

参考资料：

陈贵明《寻觅历史的文脉》、《绥远通志稿》、《归绥道志》、《土默特旗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