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

仆固怀恩带吐蕃、回纥两次入侵，朝廷虽然挺了过来，但代价高昂。

这个代价，史书总结两个字：姑息。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这里讲到六个节度使，前面四个是投降的叛军，占据河北；后面两个一在湖北一在山东，本来是官军，因为司令梁崇义、李正己不是朝廷任命的，是部队兵变后内部产生的，所以对朝廷不放心，怕秋后算账，和前面四个结成一伙。

他们既不上交钱粮赋税，也不接受朝廷委派干部，互攀亲戚，搞成独立王国，朝廷对他们没办法，只好容忍姑息。

为什么没办法？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次入侵。

仆固怀恩是朔方军司令，朔方是朝廷主力，主力叛乱、强敌入侵，首都长安都保不住，哪里还有力气对付其他人？这时候就算有人不听招呼，也只好先忍忍。

范文澜《中国通史》说：“唐用主要兵力到京西防秋（防吐蕃秋季入侵），对藩镇不得不从姑息转为忍辱退让，对其他野心节度使的控制力也大为削弱，到处出现半独立的割据者。”

仆固怀恩叛乱，某种程度是个意外，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况会不会好点？

难讲。

这就涉及到姑息政策第二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形势。

形势是什么？是整个国家的军事化。

玄宗时设置十大军区，位置在边疆，任务是对外作战。安史之乱八年下来，不但军区数量扩张到二十几个，区域从边疆扩展到内地，任务也发生变化，除了对外还要对内——互相牵制。

为什么互相牵制？因为没有信得过的人。

不光投降的叛军不可信，自己人也不可信。

大的如李光弼、仆固怀恩，小一点如来瑱、刘展，再小的还有什么突击队长，有的不听指挥，有的擅杀主将，甚至有的勾引外敌，部队越打越多、山头也越打越多，地不分南北，功不分大小，有兵就有地盘，有地盘就想自己说了算，总之一句话：军阀遍天下。

面对这种形势，朝廷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拉拢分化。

拉一派打一派，是领导常用手段，力量大的时候，以打为主，谁敢不听招呼，立马收拾；力量小的时候，以拉为主，就算不听招呼，只要不威胁自己领导地位，都可以忍，这才是姑息政策最根本的原因。

姑息，叫姑且求得眼前的安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怎么办？

肯定要想办法改变，为此，李豫开动脑筋，做了不少的工作。

他的思路很简单：整不动的只好姑息，挑整得动的先整，整顿中央班子、整顿财政、整顿禁军，等等。这些整好了，朝廷实力增强，原来整不动的，也可以变成整得动。

这个思路，不光符合实际，也完全符合李豫隐忍的个性，贯穿了他接下来十几年的皇帝生涯。

这个过程中，有几个人、几个地方、几个事值得一说。

先说两个人：元载、刘晏。

元载是宰相，也是李豫整顿工作的头号执行人。他这个人的特点，一是能干二是灵活，身段灵活、手腕灵活，这个特点，很容易让人想到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宰相：姚崇。

姚崇号称唐朝四大贤相，同样能干，同样办事灵活，人称‘救时之相’。安禄山叛乱后，玄宗曾感叹：姚崇在的话，分分钟摆平叛贼。（“若姚元崇在，贼不足灭。”）李豫重用元载，和爷爷的思路差不多。

元载在肃宗李亨时崭露头角，提拔到中央负责财政，一来就拉上李辅国的关系，进了宰相班子，没几天肃宗驾崩，他又掉转枪口，替李豫出谋划策除掉李辅国，成了李豫跟前的红人。

元载虽然能干，在他的传记里却没什么体现，写的尽是些勾心斗角权术斗争的事。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因为他比较贪，历史名声不好；另一个功劳大了权力膨胀，皇上不高兴，把他除掉，历史结论不好。

他的功劳主要有两条，或者说两条半：一是帮助李豫清除宦官势力；二是具体执行姑息政策，帮助稳定局势、巩固中央；最后半条，是提拔支持人才，比如支持刘晏，整顿以漕运为核心的国家财政；又比如提拔杨炎，在德宗朝实施著名的‘两税制’改革。

来源：一分钟神思漫游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