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洛夫的自杀神学：论陀氏《群魔》中虚无主义的救赎悖论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基里洛夫通过解构其“疼痛-地狱”二元阻遏论与“自杀成神”的存在主义宣言，揭示19世纪俄国虚无主义思潮中神学命题的异化逻辑。基里洛夫将基督教“地狱”概念转化为心理恐惧的世俗化符号，又以存在主义式的自由意志重构“人神”关系，其理论本质是对传

“历史分为从大猩猩到消灭上帝，以及从消灭上帝到大猩猩两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基里洛夫通过解构其“疼痛-地狱”二元阻遏论与“自杀成神”的存在主义宣言，揭示19世纪俄国虚无主义思潮中神学命题的异化逻辑。基里洛夫将基督教“地狱”概念转化为心理恐惧的世俗化符号，又以存在主义式的自由意志重构“人神”关系，其理论本质是对传统神学救赎论的倒置模仿。这种悖论性思考既反映了东正教信仰危机下的精神困境，也预示了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中“自杀作为自由证明”的荒诞逻辑，为理解现代性语境下的信仰解构提供了经典范本。#哼伯#

基里洛夫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命题：“有两个成见，两样东西阻止人们自杀；只有两样；一样很小，一样很大。不过很小的也很大。”（《群魔》）这一表述将传统神学中的道德禁忌转化为心理学层面的恐惧机制，完成了对宗教诫命的世俗化解构。在他看来，阻止自杀的首要因素是“疼”，这种生理本能的恐惧被提升至本体论高度：“试想有一块巨石，跟一座大厦那么大；它高悬在您的头顶……任何人都知道它不会伤人，可是任何人又非常害怕，怕它掉下来伤人。”（《群魔》）基里洛夫以夸张的比喻将疼痛从生理感受抽象为存在焦虑的象征——即便明知“巨石”不会造成实质伤害，人类仍被想象中的痛苦所束缚，这种恐惧构成了“很小的也很大”的生存悖论。

而“地狱”作为阻止自杀的“大的原因”，则暴露了基里洛夫对基督教神学的扭曲理解。当对话者追问“难道就没有根本不相信地狱的无神论者吗”，他避而不答，实则将“地狱”从宗教惩罚转化为心理威慑的符号。在传统东正教语境中，地狱是对背离上帝者的永恒审判，而基里洛夫却将其简化为“因怕死而引起的疼痛”（《群魔》），这种解读彻底剥离了地狱的道德维度，使其成为纯粹的恐惧投射。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指出的：“基里洛夫的自杀逻辑是对基督教神学的倒置模仿，他试图通过毁灭自身来超越上帝的权威，却陷入更深的精神困境。”这种将宗教概念降维为心理机制的思维，正是虚无主义消解神圣性的典型路径。

基里洛夫的核心命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群魔》），构建了一套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救赎逻辑。他宣称：“谁能战胜疼痛与恐惧，谁就将成为神。而那个上帝还成不了神。”（《群魔》）这种表述暗含对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反叛——传统神学中基督通过受难救赎人类，而基里洛夫则将自杀重新定义为“战胜恐惧”的成神之路。他刻意混淆“上帝”与“神”的概念：“没有上帝，但神是有的。石头中并不存在疼痛，但在因石头而产生的恐惧中却存在疼痛。上帝就是因怕死而引起的疼痛。”（《群魔》）此处“上帝”被等同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投射，而“神”则成为超越这种恐惧的存在主义主体。

这种“自杀成神论”的荒诞性在于其循环论证：基里洛夫既承认“人将成为神”需要“把生与死都置之度外”（《群魔》），又不得不依赖自杀这一物理行为来证明自由意志。当对话者质疑“如果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那所有的人就会自杀”，他坦然回应“谁也不想活了”（《群魔》），暴露了其理论的自我毁灭本质。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所批判的：“逻辑自杀者的推理看似严密，实则是用理性构建的自我毁灭陷阱。”基里洛夫将自由意志推向极端，却陷入“自由即虚无”的悖论——当人通过自杀证明自己超越上帝时，也彻底消解了生命的意义根基。

基里洛夫的思想中隐含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历史哲学：“历史就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大猩猩到消灭上帝，以及从消灭上帝到……到尘世和人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群魔》）这种将人类发展简化为“消灭上帝”前后的线性叙事，本质上是启蒙理性主义的极端演绎。他所谓的“新人”是“幸福而又自豪的人”，能够“把生与死都置之度外”（《群魔》），这种想象完全剥离了基督教“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救赎内涵，将人性神化建立在否定神圣性的基础上。

值得注意的是，基里洛夫对“疼痛”的态度呈现出矛盾性：他既承认疼痛是阻止自杀的首要障碍，又将其视为成神的必经之路——“谁若能战胜疼痛和恐惧，谁就可以成为上帝”（《群魔》）。这种矛盾揭示了虚无主义的根本困境：当人试图以理性解构宗教禁忌时，却无法摆脱生理本能与心理恐惧的制约。正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强调的：“自杀并非自由的证明，而是对上帝赋予生命的背叛。”基里洛夫的“人神”理想最终沦为自欺欺人的精神幻景，其自杀行为也从“自由证明”异化为对虚无的屈服。

基里洛夫的自杀理论本质上是东正教神学的一幅颠倒镜像——他以存在主义的自由意志取代上帝的救赎恩典，以生理疼痛解构地狱的道德审判，以自杀行为模仿基督的受难牺牲。这种理论建构既反映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在信仰崩塌后的精神求索，也暴露了虚无主义试图以人的主体性填补神圣性空缺的根本困境。正如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指出的：“基里洛夫的悲剧在于，他试图成为神，却最终证明了人的有限性。”

从神学维度审视，基里洛夫的思想为理解现代性语境下的信仰危机提供了典型案例：当人类试图通过理性否定上帝时，往往陷入更深的精神奴役；当自杀被美化成“自由证明”时，实则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彻底背弃。这种悖论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并非对上帝的僭越，而是在信仰中接受生命的有限性，并在爱与责任中实现超越。基里洛夫的悲剧结局——“他的自杀本为证明‘人神’的存在，却沦为彼得掩盖罪行的工具”（加缪《西西弗神话》）——恰恰印证了脱离神圣根基的自由意志终将导向自我毁灭。

参考文献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2. 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3. 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雷永生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4.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