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族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族。其祖先可追溯到炎帝时期（见《辽会要》）。其形成原始部落八部，向外扩张，约在公元四世纪的西晋、南北朝时期。在北魏、隋唐时期，曾屡与中原发生战争。一个时期，曾依附唐朝（见《中国通史》）。阿保机建立辽朝，正式与中原抗衡是在
契丹族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族。其祖先可追溯到炎帝时期（见《辽会要》）。其形成原始部落八部，向外扩张，约在公元四世纪的西晋、南北朝时期。在北魏、隋唐时期，曾屡与中原发生战争。一个时期，曾依附唐朝（见《中国通史》）。阿保机建立辽朝，正式与中原抗衡是在公元916年。其最后灭亡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攻占西辽之后，也就是公元1218年。这就是说，契丹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存在了一千余年，时间不可谓短。
再从其活动的地域看，契丹族虽产生于中国的潢河与土河流域，但自建立辽国后，先后占据了中国内长城以北，包括今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的全部、河北、山西、陕西的北部，更广大区域是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中国西部的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两个国家的全部（西辽时期）。还有南辽时占据的中亚部分地区，地域范围约一千余万平方公里。这就是说，契丹这个民族在世界史上占据“两个一千”：时间跨度一千余年，地域跨度一千余万平方公里。但契丹族现在在哪里呢？没有了，消亡了，已融合于世界各个民族中了。其遗存下来的只是它的文化。
山西北部的同朔地区，自公元937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入辽后，直到公元1125年天祚皇帝在应州被俘，在契丹族统治下达188年。由于其特殊的人物渊源，与契丹族建立了难以割舍的关系。因而其文化遗存也相当多，也很突出。本文仅以朔同地区的文化遗存为例予以说明。
一、建筑遗存：最典型的代表是建于辽清宁二年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还有建于辽清宁八年的大同市华严寺，以及朔城区的崇福寺。此外河北省蓟县的观音阁也是辽代建筑（但无论规模，还是建筑艺术都不能与释迦塔等在朔同地区的三处相比）。释迦塔无疑是契丹族文化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二、宗教遗存：契丹族最崇奉的宗教是佛教，曾有“僧有正拜三师三公者”“日饭僧三万人”的记载（见《契丹国志》）。而应县至今仍是佛教大县。县境佛寺林立，信佛群众约占总人口的1/3。这方面例证很多，恕不枚举。
三、风俗遗存：契丹族最崇奉的“燔柴告天”仪式，至今应县人依然尊奉，每年正月初一垒旺火，就是燔柴告天习俗的继承。
四、语言遗存：这方面例证最多。如契丹人名字称“奴”的很多。“奴”在契丹词里是个褒义词，是漂亮、夸奖的意思。没有汉语“奴役”“奴仆”的意思。如辽景宗两个儿子，小名就叫普贤奴、药师奴。辽圣宗有五个儿子，小名中都有叫奴：佛宝奴、宝信奴、和鲁奴、耶鲁奴等（见《辽会要》）。皇帝的儿子叫奴，老百姓叫奴的更多，仅《辽史》立传者叫奴的即有十三人之多（见《辽史》列传）。应县人至今小名叫奴的人仍然很多，如“小奴”“三奴”“二奴”等。
另外，契丹人女子称“哥”，如辽圣宗14个女儿，称哥者即有8人。应县的青年女子至今仍有自称为“哥”者。这也是契丹族语言遗存的表现。
五、民间歌舞的遗存：这方面表现在广场表演歌舞的秧歌队里的领队是胡人打扮的“老王八”，押后的也是胡人打扮。
六、姓氏遗存：萧姓是契丹族的第二国姓，是后族之姓。因为辽兴宗皇后萧挞里是应州人，因而应县姓萧的人很多。应县过去有“萧、马、刘”三大姓，萧姓为首。
七、服饰遗存：契丹人由于生活在苦寒之地，因而服饰以皮毛为主，尤其是用牛、羊毛擀的毡子。应县人过去戴毡帽、穿毡靴的很普遍。只是到了近年才逐渐消失。
八、发式遗存：从近年出土的契丹墓葬中可以看出，契丹人的发式是前、后、中及左右均留有一缕头发。应县的小孩子从古及今就有留这种发式的习俗，谓之马鬃、燕翅、救命毛等。
如果认真仔细地挖掘寻找，还可以从民间找出许多契丹文化的遗存来。应县可以说是契丹文化遗存的典型地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契丹文化遗存？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应州在五代、辽、金、元时期的重要地位说起。
我们知道应州是唐末沙陀人的居住地，是由他们建设起来的。唐朝末年，沙陀人以应州为基地，纵横天下几十年，出了那么多的皇帝、皇后，宰相、重臣，其繁荣可想而知。辽占据应州后，继承了五代的做法，仍把应州作为政治、经济、军事要地，不仅将这里作为节度使驻地，还设立了转运使等诸多衙门。其地位最低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况且，辽朝时应州是皇后的家乡，还出了两个宰相。相当多的彰国军节度使是皇亲国戚。辽朝后期，应州还是国宝收藏地（见《契丹国志》）。我们从《辽会要》中可以看到应州当时的繁荣，辽时，西京大同府（管辖今之同朔二市及河北省张家口市，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等地），共有丁32.27万人，应州即有丁3.2万人。从这组数字可看出辽时应州的繁荣和地位的重要。因而契丹文化遗存在应县最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摘自《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文集》，作者马良）
来源：卫旭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