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站在舆图前，把目光停留在豫东一线，一旦郑州、开封沦陷，通往武汉、长沙的门户将彻底洞开，政府的中枢命脉将岌岌可危。

蒋介石晚年曾说，自己在黄河上见到了蛟龙，是这条龙吸走了自己的气运，才会让国民党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弹丸之地”。

蒋介石多在南方待着，就算见蛟龙也是在长江见，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站在舆图前，把目光停留在豫东一线，一旦郑州、开封沦陷，通往武汉、长沙的门户将彻底洞开，政府的中枢命脉将岌岌可危。

淞沪会战虽投入重兵，却以惨败收场，京沪一线失而复得之间，中国军队的信心和资源早已耗损殆尽。

失去了海防重镇和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在战略布局上已无退路，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地理屏障和冀望中的抗日意志。

日军自徐州以北沿着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两翼夹击，意图形成钳形包围之势，将整个中原区域吞噬。

蒋介石命李宗仁死守徐州，再造台儿庄奇迹。但山东失守的速度远超预期，韩复榘的擅自撤军，使原本可借助泰山和黄河天险布防的计划土崩瓦解。

蒋介石坐卧难安，手中所能调用的兵力已不足以覆盖战线，只能将重兵部署于兰封、开封、郑州一线，试图以局部兵力遏制日军的整体推进。他寄望于豫东兵团的主帅薛岳能在兰封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理论上看，中国军队兵力超过日军数倍，若能形成合围之势，或可实现一次反转。但现实却一再打脸！

驻兰军队中，嫡系将领桂永清在未遭实质性打击的情况下擅自撤军，前线失去重心，数十万国军兵马如惊弓之鸟，一触即溃。

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他怒不可遏，却也无计可施。他并非不懂军事，只是手中能用之人太少，而能胜之兵更是寥寥。

在这个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考虑一系列非常规的军事措施，以试图延缓敌军的进攻速度，争取时间转移重要工业和政治机构，维持国家的基本运转。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的阶段。日军在占领徐州之后，势如破竹地向武汉方向挺进，国民政府所设立的各种战术防线相继失守，“以水代兵”的构想逐渐浮出水面。

之所以这个时候才想到这个办法，除了没有可用之人外。武汉的战略地位也很重要，他不仅是战时的临时首都，更是全国的交通与军事枢纽，其得失关系到整个抗战局势的走向。

蒋介石及其军事幕僚，开始考虑：通过人为破坏黄河堤坝、引水淹敌的方式阻挡日军继续南下。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自然地理障碍之一，黄河穿越中国北方腹地，自西向东奔腾数千公里，形成了天然的防线。

在中原地区，黄河两岸地势低洼、河道宽阔，一旦泛滥便极易造成水患和道路中断，阻滞军队行进。

关于是否决堤黄河，国民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部分将领和高级文官强烈反对此举，认为决堤不仅不能有效阻挡日军进攻，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人道与社会危机。

他们指出，黄河一旦决口，洪水必将淹没豫东、皖北、苏北等广阔平原地区，当地百姓将失去家园、田产，甚至可能大规模死亡。

更严重的是，黄河一旦改道，堤坝被毁，重回故道极其困难，其后果将延续数年乃至十数年，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长期威胁。

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后果虽惨烈，但在整体抗战战略中属于“可以承受的代价”。他始终坚信，“大敌当前，不择手段”，而“以水遏敌”作为一种非常规战术，在战史中有先例可循，也具备可行性。

他顶住党内外压力，多次批示军政机关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指派亲信协调工程人员、调集炸药，寻找适宜的爆破地点。

最终，花园口被选定为决堤实施点。这里是黄河中下游的关键节点，堤坝老旧、地势开阔，一旦决口，洪水将迅速蔓延至广袤的平原地区，涵盖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交界地带。

这一带正是日军西进武汉的必经之路，破坏这一通道，便可能使其后勤线受阻，前线推进受阻，从而迫使其调整战略，延缓攻势。

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却远比设想中复杂。由于黄河水位居高不下，加之堤坝修筑坚实，工程人员数次尝试爆破未果。

从1938年6月4日开始，国民政府组织工兵队在花园口一带秘密作业，连续几天动用大量炸药和人力，但都因河水湍急与技术受限未能如愿。直到6月9日，炸药被直接安置在堤坝内侧并引爆，才最终打开决口。

黄河在花园口被人为炸开后，从原来的河南开封以北流路转而南侵，直入豫皖苏大平原。滚滚洪水奔腾而出，冲毁堤岸、淹没村落、毁坏农田，带来了空前的水患灾难。

更悲惨的是那些毫无准备的百姓——他们在睡梦中被惊醒，还来不及穿鞋拿衣，家门口的街巷便已变成翻涌的河道。呼救声、哭喊声与牲畜嘶鸣交织在一起，响彻整片夜空，却无人回应。

“水来了！跑啊！”这是数以万计村民在洪水面前的最后一声嘶吼。

在洪水最迅猛的几个时辰里，许多村子甚至连一个警示钟声都未能响起，便已被淹没。泥浆混着血水，尸体漂浮在激流中，街道上不时能看见孩子的衣服、母亲的鞋子、老人拄过的拐杖，在水面打着旋儿，被卷入不知名的漩涡。

那些来不及奔逃的人，只能在阁楼、树梢、房顶暂避，饥饿、寒冷、绝望，很快便将他们推入更深的黑暗。

原本的行政系统迅速瓦解，村长、乡绅、大户人家在生死面前不再是主心骨，反而成了带头逃命的头一批人。而底层百姓，失去了依靠，只能四散流亡，形成浩浩荡荡的难民潮。

大批灾民拖家带口，踏上通往豫西、陕南、皖北的流亡之路。他们沿着铁路走、踩着泥浆走、走断草鞋、走烂双足。他们乞讨为生，靠野草、树皮、甚至马粪充饥。

洪水未退，尸体腐烂，瘴气弥漫，霍乱与疟疾蔓延开来。

大水过后本应尽快开展赈济与重建，但国民政府的应对却迟缓而混乱。粮食调配迟滞，赈灾银两层层剥削，最终能落入灾民手中的微乎其微。

一些官员竟借机中饱私囊，将救济物资转卖高价，从中牟利。灾民既无食，也无住所，只能露宿街头，沿路乞讨。在河南开封以南的中牟一带，曾出现过上千名灾民为抢一锅粥而引发的踩踏事件，酿成数十人死亡的惨剧。

在这场人为制造的洪灾中，死亡不仅来自水，更来自冷漠、制度与决策。后人统计，从1938年6月至抗战胜利，这场洪水及其引发的连锁灾难共计造成近89万百姓直接或间接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

黄河，古来有“九曲黄龙”、“天怒水灾”之称，灾祸频仍。但从未像这一次，是人为之灾。

在浩渺的史料记载中，人们可以轻描淡写地称它为“战略布防”，称它为“抗战需要”，却唯独没有人为那被湮没的一百多个市县、两千多个村庄立一块碑、说一句对不起。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强调：“虽毁民田，然阻敌锋，终为大计所需。”可事实真的如他所说的这样吗？

最初设想中，洪水将迅速覆盖日军推进主轴——自开封南下之路，将其部队淹没于漳河、沙颍河交汇的低洼平原之中，令敌军陷入泥泞与水网，无法前进。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次惨痛的教训——日军并不是束手就擒的吴下阿蒙，他们拥有远超中国军队的工兵装备、后勤运输与应急适应能力。

决堤数日后，日军就派出大批工程部队，调集橡皮艇、机动舟桥及铺设钢轨的器械，迅速在黄泛区外围重建通路。他们避开了洪水的主流区，采取绕行方式，沿着高地推进，并在洪水消退的地区建立据点。

通过空投物资、临时码头运输的方式保障补给，在几周内迅速恢复了作战节奏。曾有人惊叹，“黄河水能阻民，不能阻敌。”

据战后统计，此次决堤最多造成日军七千余人伤亡，绝大多数是因交通中断和疫病，而非直接淹死。

相比之下，国军在决堤前线撤退混乱，不但失去了兰封、开封的防御线，还错失了部署于豫中地区的反击机会。战线拉长后，蒋介石反而被迫将兵力调至远离武汉的西南区域，为保存实力而主动放弃中原。

日军依旧在当年秋天兵临武汉三镇，花园口决堤不过是将沦陷时间从数周延后至三月而已。

百姓在流亡途中得知是“自家军队炸了堤坝”，群情激愤。各地谣言四起，有人谩骂“国民政府草菅人命”，有人在难民营高喊“宁愿当亡国奴，不愿做饿死鬼”。这些言论，虽然未能传至高层正式档案，却在民间迅速扩散开来。

原本愿意支持国军的地方绅士和商贾，在此次洪水后纷纷转向观望态度。他们不再捐款、不再提供粮草，甚至有部分人向日军表示中立或投靠。原本已艰难维系的国共合作，在这场决堤事件中再度遭遇震荡。

中国共产党对外痛批“蒋氏自毁长城，以民为祭”，加速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地下组织扩展工作，拯救了大量灾民。

黄河决堤不仅是一场水上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民心”的较量，而蒋介石失去的，远不止是几处堤坝和几万顷良田，更是民众对其政权正当性的信赖。

在出事后，蒋介石心虚的到灾区“体察民情”，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黄河水中的蛟龙，随后就大病一场。对外放出说法“染上了因果病”。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在告诉外界：我用大病一场，换因洪水而死之人的安息。他不想背上这个负担，就算背上，也要找一个借口堵住外界的嘴。

花园口决堤事件，是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沉重的一页。它既是一项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战略选择，又是一场波及深远的人道灾难。

来源：鉴史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