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师沿长城“五口”的战略布局与边疆治理

摘要：清朝康熙三十年年末（1691年），为应对准噶尔部威胁及巩固北疆统治，清廷在京师周边长城沿线自东向西确立五处关键通道（“口”），形成“北控草原、南屏京师”的战略布局。这五处“口”均选址于长城险要关隘，兼具军事防御与交通枢纽功能，具体为：

——以归化城为枢纽的交通、军事与经济网络

作者/孙树恒

一、“五口”定位：长城沿线的军政交通枢纽

清朝康熙三十年年末（1691年），为应对准噶尔部威胁及巩固北疆统治，清廷在京师周边长城沿线自东向西确立五处关键通道（“口”），形成“北控草原、南屏京师”的战略布局。这五处“口”均选址于长城险要关隘，兼具军事防御与交通枢纽功能，具体为：

1、喜峰口（河北迁西）：控守滦河河谷，连接华北与东北、蒙古东部，为清代前期抵御察哈尔部的前沿据点。喜峰口路线走向：北经科尔沁、昭乌达盟（今赤峰），达呼伦贝尔扎赉特旗，全程2000余里，设18站（16处蒙古站）。是清初用于震慑喀尔喀部东进，后成为科尔沁等部朝贡通道，沿途驿站由蒙古兵戍守为主，体现“以蒙治蒙”策略。

2、古北口（北京密云）：扼守潮河峡谷，直通热河与锡林郭勒，是康熙北巡、承德避暑山庄的必经之路。古北口路线走向：经热河（承德）、昭乌达盟，至锡林郭勒乌珠穆沁旗，全程1600余里，设16站（10处蒙古站）。是皇家北巡专线，康熙、乾隆经此往返京师与承德，沿途驿站规格较高，兼具政治象征与军事用途。

3、独石口（河北赤城）：位于白河上游，连接察哈尔与锡林郭勒，明代曾设卫所屯兵，清代为蒙汉互市节点。独石口路线走向：经察哈尔左翼、多伦诺尔，至浩齐特部，全程1800里，设15站（6处蒙古站）。是连接察哈尔牧场与京师，主要用于军马运输及监视喀尔喀部动态，驿站间距因水草丰美而延长。

4、张家口（河北张家口）：“京师锁钥”，北出大境门直通库伦（今乌兰巴托），西连归化城，是官方军政主干道。张家口路线走向：西线经10站直达归化城，东北线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全程1500里，设18站。唯一兼具“官道”与“商道”双重属性的路线。官道专供军事传递，限制商队通行；商道（张库大道）分驼道、马道等，由晋商勘测开辟，穿越浑善达克沙漠与噶尔拜瀚海戈壁。

5、杀虎口（山西右玉）：俗称“西口”，衔接晋北与内蒙古，因“走西口”移民潮及晋商贸易闻名，兼具民间与军事功能。杀虎口路线走向：北经归化城，分抵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乌兰察布，至伊克昭盟全程2200里，设12站（11处蒙古站）。与张家口的官方属性不同，杀虎口是“走西口”的民间通道，210里直达归化城，商队无需绕行，成为中小商户首选。

五口的设立标志着清朝突破明代“长城防御”的保守策略，以交通线为纽带构建边疆治理体系。其选址逻辑基于三点：

一是军事控扼要冲。如喜峰口、古北口均位于燕山山脉孔道，可快速调兵至蒙古东部。二是经济辐射需求。张家口、杀虎口连通晋商与草原，独石口衔接多伦诺尔商贸中心。三是政治象征意义。古北口为清帝北巡通道，凸显“天子戍边”的统治理念。

二、张家口与杀虎口，归化城崛起的双引擎。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作为清朝在内蒙古西部的核心据点，其繁荣直接依赖张家口、杀虎口两条通道的驱动，形成“军政-民用”双轨发展模式。

（一）张家口：官道带动的边疆枢纽

1、军事补给与城市奠基

张家口至归化城的驿道是清军西征的“生命线”。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战中，费扬古率军从归化城出击噶尔丹，其粮草、兵器均通过张家口—归化城路线运输。为保障补给，清廷在沿途驿站升级为“军台”，如赛汉塔拉军台驻兵300人，备马千匹，兼具屯粮与防御功能。归化城因此成为“塞外粮仓”，城内设立八旗兵站与草料场，奠定城市军事基调。

2、张库大道的商业延伸与万里茶道的中枢

张家口的官道向北延伸为“张库大道”，使归化城成为中原与漠北贸易的中转节点，是万里茶道的中枢。晋商从张家口运输茶叶、丝绸至归化城，再换乘骆驼运往库伦、恰克图。据《归化城厅志》记载，乾隆年间归化城年中转茶叶超50万斤，其中70%经张家口输入。同时，蒙古皮毛、俄国呢绒经此道南下，形成“旱码头”效应，城内出现专营绒毛的“皮庄”、加工砖茶的“茶庄”等专业商号。

3、官商协同的制度创新

清廷在张家口设理藩院分署，为商队发放“龙票”（跨境贸易许可证），归化城则设税关，对张家口运来的货物减免重复征税。这种“前店后厂”模式刺激晋商扩大规模，如大盛魁在张家口设分号“裕盛公”，专门收购江南绸缎，经归化城转销蒙古贵族。

（二）杀虎口：民间力量塑造的塞上重镇

1、走西口移民与城市人口结构

杀虎口作为“西口”，是山西移民的主要通道。康熙至乾隆年间，每年经杀虎口进入归化城的移民达数万人，至清末，归化城汉族中60%为山西后裔。这些移民带来农耕技术，将大青山南麓变为“塞上粮仓”，同时引入晋剧、面塑等文化，与蒙古族长调融合形成“二人台”艺术。城内街巷如“大南街”“通顺街”均由晋商出资修建，民居采用“四合院+蒙古包”混合形制，体现文化交融。

2、军需经济与商业网络

杀虎口—归化城路线的早期繁荣依赖清军后勤需求。费扬古西征时，晋商王相卿在杀虎口创立“吉盛堂”，为清军提供马掌、炒米，后迁至归化城更名“大盛魁”，垄断漠北贸易。此类“赶大营”商号形成独特的“军商一体”模式：战时随军供货，平时经营民贸。至乾隆中期，归化城有军需商号200余家，涵盖铁器、药材、被服等领域，如范家号从打马掌起家，最终成为漠北最大的铁器供应商。

3、边疆治理的民间样本

清廷对杀虎口—归化城的民间活动采取“默许开放”策略。例如，归化城附近的八旗庄地名义上属皇家牧场，实则招纳山西农民耕种，形成“皇庄经济”。这种灵活政策催生了“雁行客”（季节性移民）群体，他们春种秋归，既规避“禁垦令”，又促进农业开发。至嘉庆年间，归化城周边耕地达百万亩，粮食除供应驻军外，还通过杀虎口返销山西，缓解内地粮荒。

三、驿台体系，军事控制与经济渗透的双重逻辑。

清朝在“五口”官道上构建的“驿站-军台”体系，本质是将军事控制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的边疆治理模式。

（一）驿站的弹性布局与民族分治

一是间距调整。水草丰美处驿站间距可达120里（如古北口至乌珠穆沁旗），荒漠地带缩短至50里（如张家口西北段），体现“生存优先”原则。

二是管理分野。长城以北200里内由八旗/绿营驻守（汉站），以外则由蒙古兵戍守（蒙古站），既防范汉民深入，又利用蒙古部落维持边疆稳定。

（二）军台，从防御工事到商业据点

随着清军深入漠北，张家口、杀虎口沿线27处驿站升级为军台，如伊林（今二连浩特）军台驻兵千人，兼具仓储、 telegraph（后期）功能。这些军台逐渐形成聚落，如赛汉塔拉军台周边出现“买卖城”，晋商设货栈、驼队休整点，使军事要塞转化为商业节点。大盛魁甚至在部分军台设立“票号分庄”，为商队提供信贷服务，实现“军事堡垒-经济据点”的功能转换。

（三）晋商的“站”“台”生存智慧

旅蒙晋商根据驿站等级调整贸易策略。

走站（驿站区）：在内蒙古各旗盟从事短途贸易，以日用品换取皮毛，使用暗语如“后包脑子”（包头以西）规避竞争；

走台（军台区）：深入外蒙古，需持有理藩院“乌拉票”（官方运输许可），商队规模需百人以上，配备护卫。

这种“官商默契”使晋商既能依托清军保障安全，又能借军台网络拓展市场，形成“以战养商、以商固边”的独特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