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24-2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召开了“重建全球：观念的全球流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的历史学者齐聚复旦校园，就全球思想史展开讨论。在会议议程最后，特设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圆桌论坛，中外代表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整理

5月24-2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召开了“重建全球：观念的全球流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的历史学者齐聚复旦校园，就全球思想史展开讨论。在会议议程最后，特设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圆桌论坛，中外代表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Gregory Claeys教授（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当我受邀来参加这次关于“全球思想史”这一主题会议时，为了准备发言，于是我查阅了《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期刊的网站，发现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是“人类历史上，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换句话说，涵盖了世界各个地方的一切思想。第二种定义是“思考全球观念的产生、传播和流通的不同方式”。这当然与第一种完全不同。第一种是包罗万象的、关于所有被思考过的一切的普遍性概览，第二种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近乎规范性的要求，即分离、定位、识别“全球观念”。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指对发展、对历史最重要的观念吗？还是仅仅指那些传播最广的观念，比如迈克尔·杰克逊、滚石乐队这类流行文化中的全球现象？或者这只是“思想史”的另一种说法？思想史似乎在其他形式的历史中拥有某种优先权，而全球观念则是研究整个历史学科的切入点。这让人一开始就感到困惑。但从这次简短的讨论以及过去几天的交流中，我得出了三点结论：

首先，我们需要从许多不同的维度来审视。“全球思想史”的理念所带来的挑战意味着，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看到的，“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国际的”以及“全球的”，都需要彼此区分开来。国际（international）是指国家间的相互接触，而全球（global）似乎是更高一个层次。这是我从该期刊提供的第二个定义中得出的理解。

第二点是，这显然是一种比较性研究。这会将我们引向许多不同的方向，不再仅仅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进行比较，而是一种比较性的挑战，关于我们应该给予“不同价值观以及评估这些价值观的不同方法”的相对权重。这也是该期刊提出的第二个定义的一部分。

第三点，也是我自己的症结所在，我们生活在过去30到50年间，正面临着第一次全球性的危险局面。全人类，也就是说，所有人类共享的共同利益，这无疑超越了国际范畴，即不仅是环境退化，而是地球可能被完全毁灭，甚至所有人类生命都可能消亡的威胁。因此，我们面临着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在我看来，从现在回溯20到30年，我们必须将此视为“全球思想史”的切入点。当世界在我们周围崩塌时，我们会意识到这才是我们必须一直讨论的主题。它将成为一种目的论的、近乎“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的方式来回顾过去，思考我们做了什么？“全球思想史”最终将归结为：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种灾难性境地的？谢谢。

刘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学术盛宴，与旧雨新知相聚。这次会议的主题“观念的全球流动”非常棒。我一直做中国近代东北史方面的研究，最近也在写一篇文章，是关于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原来中国史研究普遍都是把东北作为一个中国的边疆地区来展开研究，那么我也在思考应该将其放到东北亚的枢纽位置上。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也是一种全球史的视角。因此，这一次的会议主题也给了我很多的思考灵感。同时，会议期间，作为一位刊物的编辑，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从期刊的视角来思考全球思想流动这一主题，期刊如何成为全球思想流动以及思想性知识生产的一个节点。

从综合期刊的这种历史来讲，大概也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这些沿海地区创办了一些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和地理历史知识的一些中文报刊。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自办的综合性中文期刊不断增加。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综合性的中文学术期刊不断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数百种了。虽然《社会科学战线》（以下简称《战线》）不是创刊最早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但它是国内第一本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也刊发了大量的中国世界史优秀学者的文章。《战线》创刊于1978年，英文刊名是“Social Science Front”。在2015年参加中国历史科学大会时，我曾向许多国外学者介绍我们刊物，就有国外学者问我为什么要叫“front”。这正是因为《战线》创刊于改革初起的特殊时期，为了迎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局面的到来，《社会科学战线》（Social Science Front）这一颇具时代性的名称就此诞生。

自创刊开始，因为地缘关系的原因，我们刊发了关于日俄历史的文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开始以学科分类来定义栏目的名称。从1991年开始，我们专设了世界史栏目，当时还是季刊，每年大概都有一期世界史栏目，刊发2到4篇文章。到2008年我们改成月刊之后，世界史栏目也正式固定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除了刊发中国学者的原创性文章，同时眼光向外，很注重引进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成果，以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在《战线》创刊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我们就刊登了一整版的征稿启事，欢迎港澳台学者和国外学人向我们投稿，推动国际间的这种学术交流，后来还有了专门的国外社会科学栏目的建设。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我们曾经刊发过英国李约瑟教授，美国的克莱因教授，还有法国和欧美的一些学者的文章。我们最近也刊发了很多国外学者的文章，比如说英国的动物史学者希尔达·基恩，澳大利亚情感史学家查尔斯·奇卡，还有美国唐纳德·沃斯特，英国艾丽卡·富奇等很多国外学者的优秀文章。同时，看过我们纸刊的老师会发现，杂志的封面是中国的国画，但封底是西方的油画。可以看到，刊物的装帧设计就体现了我们办刊的愿景之一，就是通过刊发国内外优秀作品，为推动中外学术交流贡献学术期刊的力量。

凭借“厚重”这一特色和文史哲起家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中，我们刊发的历史文章数量较多，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开世界史栏目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我们刊发的世界史文章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得到了较好的学术反响。当下，《战线》史学栏目在全球思想交流和全球性知识生产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参与到这一全球性的网络之中。当然对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也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支持与关注。

马建强（《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很高兴来参加这次会议，这一会议也是契合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因为我主要是做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这次会议的主题特别好，也是想要发掘我们中外思想史的学者共同的研究旨趣或研究目的。

通过阅读和聆听各位老师的报告，感受当代年轻的中国学者（主要是中国做西方思想史的学者）的问题关怀和学术研究的方法。我觉得本次会议是一个“思想密度”很高、“思想含量”很大的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的学术讨论氛围，尤其是会议中的思想碰撞，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也触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会议的主题概念“重建全球”非常值得重视和思考，在会议的一些文章和报告里，“全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理空间，更多的是我们去理解思想或者进行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指向。现在“全球史”的视野，既在形成之中，也在不断反思，思想史领域应该塑造一个怎样的“全球”？我觉得“重建全球”既是一个关于思想在全球的命题，也是一种研究思想的“全球”的方法。

会议中，我特别感到共鸣的是“流动”。如果说过去中国的思想研究更多呈现的可能是专注于在一个特殊的学术传统里去看思想的起源、变迁和发展，前代对后代的影响和束缚等等，无论是所谓的“我注六经”或是“六经注我”，都强调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的内在传承，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表现出的一个特质。那么在越来越开放，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全球的公共性越来越得到体现的时候，探讨思想跨“传统”、跨“人群”、跨“时空”的流动就非常重要。我觉得除了用“流动”这一概念论说外，我们今天对思想的研究也应该看到一种“弥散”的效果。就“流动”而言，它相对来说暗含给予一个限制的轨迹或者是渠道（思想流动凭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然而，当今时代中思想的彼此影响很难去明确这种“轨迹”。各种思想抑或是“传统”——无论是一百年前的、两百年前的、五百年前的，在今天这个世界都有可能被重新再激活，再进入我们当代的思想领域里，所以我觉得“流动”这一概念特别值得我们进行学理性思考和相关议题的延伸。

回到中国思想史学界，大家经常会讨论什么是思想史？它跟所谓的哲学史、学术史、概念史，还有心态史、观念史，到底有多大的差异，以及彼此的边界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但是我们的思考可能不一定要局限于到底我做的是思想史还是其他什么，而是应该彼此分享研究方法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细读文本的研究，能看到思想比较和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成果，也能看到思想如何去驱动、影响社会的成果。我觉得这些文章应该引起我们去思考除了学科边界以外的，这种方法论可以共享的空间。另外，就是思想史研究它最终要达到什么效果？大家有很多讨论，我们究竟是去阐释，还是去理解或者是注解，还是要做“起死人、肉白骨”的事情，要去做到重现并完整描述，或者说“我注六经”的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以一个今天的头脑、今天的思想去跟不可能重现的过去的思想人物进行灵魂对话。因此，思想史研究必须要体现思想性，如果成果无法体现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活力，那么这样的成果是没有太大生命力的。有时候即使我们的阐释路径是错的，但是如果它能够充分展现研究者自身或者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活力，那么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思想史研究有难度，研究者不可能跨越时空，跟研究对象共享、共情同样的时代背景，更难以理解研究对象“隐秘书写”或者没有表达（书写、记录）的想法和观点。但是去和思想人物进行对话、进行以心印心的“玄想”仍然是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实现独与天地相往来的一种方式。

関口 佐紀（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的邀请，使我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一个可以思考很多主题的好机会。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促使我思考如何评估和书写历史，以及如何将历史和历史经验传递给未来。如今，我们目睹了一些破坏过去的例子，这些既有的秩序是人类为维护和平而努力构建的。例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在摧毁旧秩序以建立新秩序。世界上一些地区的入侵性战争也在摧毁我们为维护人类和平而建立的框架，这些经验和建立的框架源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灾难。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但如何书写我们的经验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却异常困难。如何将我们的过去书写给其他国家，则更是难上加难。正如会议中所提到的，一些源自西方的概念在解释亚洲或非洲的经验时存在一些困难。因此，对我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思考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概念的关联性以及差异性。的确，我发现西方概念和东方概念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其实如果仔细探究，我还发现中文概念和日文概念之间也存在差异，要克服这些差异非常困难。我认为这导致了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差异。然而，我认为“全球思想史”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克服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差异。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让我们共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Timothy Baycroft（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首先，我要感谢组织者，并祝贺他们提交了如此丰富的高质量论文。显然，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出，全球思想史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并且该领域正在开展令人振奋的高质量工作。会上，我们听到了关于美洲、欧洲、非洲、南亚和东亚的思想研究，这非常令人振奋。此外，会议还涉及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从古典政治思想家，到社会主义思想家，从单一的国家再到全球性本身，以及思考真正的全球性思想的意义。

我不确定自己对这个话题有何看法，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全球性思想究竟是什么？它可能起源于某个地方，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就像许多社会和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它或许是人们缺乏对其理念的意识，就像“民族”一样，它无处不在，尽管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它或许意味着某种自发地在多个地方兴起并逐渐传播开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将许多围绕伦理道德的理念归类于此。虽然无法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提出和反思的好问题。

在我看来，本次会议上讨论的所有思想或理念，即使我们讨论的是全球历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本质上都是西方理念。我们可以考察它们的传播、传播或影响，或者例如不同作者之间的差异，或者这些理念在其他地方被改编的方式，但最终这些理念本身总是源于西方。我特别想讨论李宏图教授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论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本质上源自西方的概念被联合国采纳和改编的典型例子。李教授提出了许多方法，可以将其背后的思想进行调整，以便纳入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并尝试真正反映我们能够达成某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宣言，以反映世界的方式，或具有真正的全球性。我的思考是，或许我们需要从其他地方的思想开始，比如中国、非洲或南亚的思想，然后从头再来，而不是简单地继续调整西方思想，并试图使其适应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不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但在我看来，不仅在这个特定主题上，而且对于其他主题，一部真正的全球思想史或许值得我们真正从其他视角来思考，而并简单地将非西方思想纳入我们探索的范围。

章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全球思想史”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是“全球”与“思想”。对“全球”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较刚性的理解要求学者从地理和文化上都将地球的各个部分全都纳入叙述范围，这对研究者的视野、语言能力、知识储备都有极高的要求，即使有少数研究者能掌握足够多的素材，以何种方式来叙述全球范围内思想观念的“分”与“合”，以何种框架来描述人类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这都是很费思量的问题。而较软性的理解则更多地考量有关思想流动的研究能否超越既有的民族国家叙述框架，这一理解看似要求较低，其实也并非轻易能够达到，目前国内外大量此类研究其实只是“跨国”而非“全球”，尤其是一些有关翻译、比较的研究，从客观上不但没有“超越民族国家”，反而是更强化了既有的民族国家界线，使不同民族国家“思想类型”更加趋于固化。

其次是“思想”。通常所说的“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其中的“intellectual history”不同于“history of ideas”（观念史），它包含更广阔的内容，既可以研究极少数精英思想家——有时可能完全超越其时代——的精妙高言，也可以研究主宰广大社会民众的一般思想、知识和信仰体系。我们或许可以按照传统思想史研究的不同进路，把“全球思想史”研究也分为“外部”和“内在”两种取向：“外部”取向关注思想家个人和群体、学术思想机构和组织、书籍出版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流动，这些与“全球史”常见的对人与物之流动的研究更为接近；而“内在”取向则更关注思想观念等更为抽象的内容，它需要建基于大量的概念史、翻译史、知识史、比较哲学、宗教学、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叙述方式。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全球思想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较为专门的领域。一方面，它与“全球史”研究共享一些视野和旨趣，从史学发展整体历程而言，两者在历史学中“异军突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另一方面，我以为“全球思想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全球史”的一个分支，它的包容性还在不断增强，未来亦有可能为人类智识的整体提升做出贡献。

Richard Reid（牛津大学历史系）：

参加会议的同事们已经提到了很多观点，所以我将重复一些他们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我自己也有一些思考。在此，表达一点我对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首先是“可见性”（visibility）问题。我曾对非洲在全球史中的地位进行过一些研究，不仅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广泛考察，也包括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地的田野调查。我采访过的人们感到自己与“全球史”这个概念格格不入。他们不认同这个概念，有自己的关注点，并且觉得他们被忽视了。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去包容各种人群。

第二，这次会议非常精彩，但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全球思想史”似乎更为强调“文本”。拥有可以借鉴和阅读的经典著作，或者有作品被翻译等等，都是一个先决条件。我想知道，这是否应该被视为纳入这项研究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没有，或者在更远的过去没有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大型文本的社会，我们该怎么办？我可以想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的意思是，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清楚，非洲是一个文化异常丰富的大陆，但它的文化并非总是以书面形式呈现，那里有大量的“口头传统”。我们能否将这些纳入其中呢？例如，当我们展望“全球思想史”的未来时，“本地化且本地表达但未传播的思想”是否同样可以被纳入进去？某种思想是否必须被书写和传播才能成为“全球思想史”的一部分？在一些我工作过的东非地区，它有自己的文化生产形式，即使这些材料对我在西欧的同事来说不那么显眼，它也能为“全球思想史”做出巨大贡献。我在牛津大学的学院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院，如果以英国标准衡量的话。学院大约有130到140名常任教职员工，其中只有一个人研究非洲，那就是我。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位置。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不是非洲人，这同样令人尴尬，但我必须不断地为将非洲纳入某些类型的辩论中而争辩。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我注意到在印度、西欧和北美地区，近年来一直在争论“全球史”本身是否只是“帝国史”的一种新形式。“全球史”无疑在许多方面都源于对“帝国”的研究。这当然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了，因为它可能很容易被边缘化。但“全球思想史”也确实表明，如果它与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包含了彻底毁灭的种子，因为思想的传播最终是适应本地的，用我昨天在我的报告中使用的词来说，它们被当作武器对抗殖民者。因此，这种思想的流通并不是完全无力的，我认为它可以自己的方式将非洲和其他地方带入平等的辩论中。

我要说的第四点是，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我不想陷入过多的存在主义危机，但这种辩论只能在某些环境中发生，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坐下来以特定的方式思考过去。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历史思想随着全球参与，包括“殖民主义”，而随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换句话说，思考过去及其作用、功用的方式，因全球参与而改变。因此，这可能又是承认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方式，思考世界其他地区是如何被启发（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以特定方式思考自己的历史的，但我们需要记住，这只在特定情况下发生。当第一代非洲知识分子在欧洲和北美接受培训后，他们回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了历史系，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历史学家使用西方方法培养的。

最后要说的一点：我希望“全球思想史”的未来能够与“情感史”有所融合，因为我注意到过去几天有好几篇论文提到了这一点。显然，正如我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到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推动力，它们推动思想前进。我对此没有答案，但这确实是我刚刚写下的一个问题：情感是否也像思想的表达和形成一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记得 “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对自己的研究做过这样的反思，以往对国家、自由等概念的探讨都是局限在英语世界里，不免有些褊狭，因而需要扩展到其他“文化空间”。正是在这一反思中，“全球思想史”研究应运而生。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民族”、“革命”等概念的讨论也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仅仅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很难把握其内在旨意，需要在“全球思想史”的框架下展开探讨。当然，对“全球思想史”，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思想史应在全球史之内，而非是作为全球的思想史。但学者史茹提·卡皮拉（Shruti Kapila）仍然坚持“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其意指全球思想史不属于全球史的一部分，而是思想史的有机组成。

全球思想史研究内容涉及很多，其中之一即为研究思想的全球流动，对此，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此，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对思想的流动持有单一的乐观，其实，从历史来看，思想观念的流动并非都是那么顺畅与“自然”，常常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阻隔，传播到了一定空间之后就会停滞不前，由此也塑造了一个个文化区域空间。同样，全球性的思想观念的认同也异常困难。因此，思想流动的速度，内容，频率、强度，接受的样式等就值得讨论，而思想的流动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影响流动背后的社会结构，与运转逻辑等则更为值得探讨。

在全球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将既定的思想观念与思想家，特别是经典思想家联系在一起，探讨其思想观念的如何在全球流动。其实，除此之外，还可以拓展视野，将思想观念的创造者从思想家那里移向一系列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正是在这些机构里，展现出了思想的全球性纠缠和互动，也生产出了具有全球性和影响人类的思想观念，确立起了“全球性”和“普遍性”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价值和规范。例如1948年诞生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被明确视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标准”。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形成了反对种族灭绝，维护人类尊严的基本思想原则。

今天，全球思想史研究亟需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认识到任何民族性不再仅是自身内生的结果，也都是全球性流动，特别是多种思想观念流动以及互动而形塑的结果，而非历史本质论的单一。由此，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融通，和互动中的彼此形塑，一种多重与多源性的形成。这样，全球思想史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本质主义的。

刚才日本学者说，概念内涵在不同空间中存在差异，这表明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紧迫和重要，也提示我们需要一起合作和努力，这也是本次“全球思想史研究”会议的主旨。我想思想史家约翰·邓恩在“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政治思想史”（Why We Need a Glob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ought）一文中所说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忠告，学习并撰写全球思想史，这只能是一项庞大的协作工程，需要探究者的劳动和智慧，当然也包括合作。

（圆桌论坛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姚聪翻译、整理。）

姚聪/整理

来源：米西说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