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的一天晚上，正在北大荒农场改造的作家聂绀弩准备睡觉，指导员忽然下达指令，上级要求：“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个鲁迅、郭沫若。”此时，世界诗歌史上规模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的“新民歌运动”已持续一年时间。这位闻名
“发给每个人一张纸”
——中国新民歌运动始末
李 瑾
1959年的一天晚上，正在北大荒农场改造的作家聂绀弩准备睡觉，指导员忽然下达指令，上级要求：“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个鲁迅、郭沫若。”此时，世界诗歌史上规模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的“新民歌运动”已持续一年时间。这位闻名遐迩的旧体诗人还不知道，“指令”中的一代文豪郭沫若被“全国生产‘大跃进’的东风”一吹，10天之内拿出101首诗，成为这一运动最著名的鼓手之一。
“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
新中国成立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费正清由衷地赞叹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从其牵扯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党和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生产的热情空前高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会议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同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
“大跃进”酝酿、发动初期，毛泽东虽也保持一定程度冷静，告诫搞计划指标时要压缩空气，但总的方针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劲头开展生产。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反“反冒进”，3月在成都会议上批判“反冒进”，由此，“敢想敢干”的声音压倒一切。毛泽东对承担教育、教化职责的知识分子并不信任，他认为：“这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狼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自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特别是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以后，知识分子处于被改造的局面，整个文艺界死气沉沉，战斗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历史地承担起宣传动员的重任。
文艺评论家洪子诚说：“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功能），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这就揭示了毛泽东为什么会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将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视作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号召作家放下架子，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借助西方诗歌创制新诗不同，毛泽东非常重视民歌这一本土化的、群众性的文体类型：1925年在韶山休养期间曾用当地民谣编写识字课本；1926年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曾专门收集民歌；1933年在江西瑞金将搜集来的民歌写进报告；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民歌中有很多好诗。而且从1938年春到1942年春，延安兴起了一个诗歌运动，一些诗人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大众风格的作品，为群众所喜爱。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见诗人袁水拍、臧克家时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当时绝大多数诗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仅停留在文艺层面考量，并未深思其深层政治意蕴。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亲自编辑了一本唐宋和一本明代关于四川的诗词，供与会人员学习。他略带不满地说：“印了一些诗，尽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并提议道：“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旧民歌，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毛泽东还延伸了和袁、臧二人的谈话内容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合能产生出第三个新东西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4月初，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1958年3月，中国作协讨论制定了《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明确了文学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个“大跃进”。4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才能够创造出为群众服务的作品来。”社论发表当日，《民间文学》编辑部就搜集民歌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4月21日，该访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好事一定要有计划地来做，大规模地来做。我们要做促进派。谁在踌躇不肯收集，那就表明他走的道路有问题……我们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26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民歌座谈会上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5月，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说：“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精神浸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这个发言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昨天，周扬同志在发言中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他如果说不会写，就请柯庆施写，因为他是提倡办文化的。”
“县县要有郭沫若”
“新民歌”是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文学样式。基本特点是：一、口语创作；二、工整押韵；三、可吟可唱；四、贴近群众。总的说来，是一种兼具旧体“诗歌”和“民歌”特点的口头文学类型。今天看来，属于群众即兴创作传唱的顺口溜。毛泽东提倡这样的新民歌非是一时即兴之念，而是隐含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对自己的意图作了说明：“‘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么，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么，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显然，新民歌被当作激发人民群众革命豪情，引领人民群众突破障碍，“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实现总路线这个既定目标的“革命武器”。
最先领会毛泽东政治意图的，是奋战在一线的领导干部及相关部门。1958年4月3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立即组织收集民歌》的通知：“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云南各族人民中出现了很多歌颂跃进和当前生产斗争的民歌、山歌、民谣和小调。特别是在具有歌唱传统的侗族、白族、彝族、苗族、傈僳族、哈尼族、纳西族等民族中，也涌现出了很多歌唱斗争的新作品。它不但丰富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利于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增长。因此，应该十分地注意把它们搜集起来。”9日，《人民日报》对这一做法进行了报道。14日，该报刊发的《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社论，才正式对接毛泽东新民歌“思想”：“这些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经由《人民日报》倡导，各地陆续下发通知征集新民歌：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各地4月底前完成第一批民歌收集，并由各县宣传部主持出版专集，县报出版专页，广播站和文化馆组织演唱和展览；江西省委宣传部要求各地做出经常工作计划，做到乡乡有专人负责；福建省委通知要求对收集整理有成绩的给予表扬和鼓励；上海市委宣传部通知要求各县应该指定下放干部做民歌收集工作；湖北省委宣传部要求全省所有党组织都能做到书记动手，全党动手，“有风必采，随采随报，月月汇集，月月编选，能出书的出书，该上报的上报，并且有计划的每年都编出几本书来，作为政治任务，把它经常制度化起来，长期地坚持下去”。为帮助理解新民歌收集整理的重大意义，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卡尔·马克思就是民间诗歌创作的最卓越的鉴赏家之一。当他还在大学上学时期，就已在搜集、研究、选择各族民歌中的优秀作品”，提出“马克思搜集民歌的事例，正是我们今天的好榜样。我国民歌非常丰富，各地近来已经陆续收编成小册子。今后还应该更普遍地更多地创造民歌，搜集民歌，编印民歌”。
各地各部门依据抓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抓新民歌生产，即通过指标／量化式管理推动新民歌的整理创作。安徽肥东一个县半年创作民歌51万首；南京市50天创作130万余篇；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创作量是上千万篇，许昌一个专区在几个月中就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发起的一个1000万篇的群众创作运动结果被保定一个地区全包了。新民歌风刮到内蒙古自治区，（区）文化局群众艺术馆在5个月间编印出33万份“大跃进”新歌片以后，要各地发动各族人民搜集民歌，5年内在全区搜集1000万首。为了完成既定指标，自七八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要动嘴动手，甚至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
如何鼓励没有接触过诗歌的人创作呢？有人总结说：“开始战士们也有些顾虑，什么诗呀歌的，从来没有碰过，不敢动笔，指导员就对大家说：‘把总路线的精神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联成句，合上辙，这就是诗歌；咱们的快板，顺口溜，大鼓书……就是诗歌，没有什么可迷信的！’指导员的通俗解释给战士开了窍，促进了诗歌创作，迅速形成了群众写诗的热潮，出现了‘鲜花满地诗满墙，东风得意，纵情歌唱’的生动活泼局面。”《文艺报》也开出了“方子”：“起初，有一些劳动群众对民歌创作有自卑感，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能写，有一些人对于民歌的政治作用还估计不足，因而进展不快。我们就选择了工厂、农村、街道各一个点，首先通过一些普通劳动人民创作民歌的事例，向广大群众作典型介绍，用演唱、展览等方式，大张旗鼓破除迷信，克服自卑感，使大家明白自己也可以创作民歌，这一关冲破了，群众劲头就大了。如清平街开始搞时只有十来篇稿，后来抓住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欧富女创作民歌歌颂毛主席的事例，召开全街群众大会宣传，并演唱了她的作品，第三天全街居民就写了2300多件作品，又通过这些作品街头展览，居委会普遍举行民歌演唱晚会，7天便写了1万多件，使这条街道处处是民歌。”
一些地方还别出心裁地搞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诗歌展览会、诗歌擂台、诗街会等丰富多彩的诗歌竞赛和展览。内蒙古自治区从300多万首民歌中挑选出140多万首，自1958年11月22日起举行“千人唱，万人和”“百万民歌展览歌唱运动月”活动。因活动非常成功，12月移至北京开展。老舍对这种形式非常感兴趣，撰文说：“每介绍、解说一类展览品之后，即由歌手表演。它叫我们既看到群众的创作成绩，又听到那些作品该怎么歌唱与朗诵。有的节目还载歌载舞。从作品的本身里，我们可以看到内蒙古人民在全民大跃进中的生活面貌；通过歌唱与朗诵，我们又看到他们的文艺活动的实况与文艺形式的丰富多彩。这样，看了展览会就仿佛到内蒙古走了一趟，亲眼看见各族人民怎样如兄如弟地在一起翻地修渠，炼钢牧畜，并且听到看到了他们在劳动与休息中的歌声舞态，亲切动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连进行劳动改造的农场也卷入新民歌大潮中，聂绀弩花大半夜时间创作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领导非说4句为一首，算成了32首。
全国各地还涌现了诗集出版热潮。据有关单位初步统计，1958年全国各地出版社和机关团体共出版工农兵著作1485种，其中民歌、民谣1000种。1958年全国出版书籍28000种，工农兵著作约占5.2%。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新收到和买到的民歌图书统计，由1958年全国省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跃进”歌谣集771种；省以上（包括北京、上海）的新民歌选集约有40种；县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0种。另外，各省、市寄给他们的新民歌资料本（未公开发行的）1232种。还有项数据显示，1958年10月，仅四川省就出版诗集3733种。
“社会主义时代的三百篇”
知识分子较早地觉察到新民歌代表了某种政治风向。1958年2月1日到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少年好友萧三发表文章《最好的诗》。该文引用了24首民歌，并记述了黑龙江省肇源县全县4级干部大会以民歌形式作出的决议。同月，徐迟在《人民的歌声多嘹亮》中引用了河南、湖北、江西和陕西4个省的4首民歌说：“我们不再在这里引用这些歌谣了。迟早，它们会编印成书，更广泛地流传。随着生活的前进，新的歌谣还会不断地唱出来。这已经愈来愈明显了，我们的文化高潮正在涌来！”《人民日报》发表搜集民歌的社论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4月15日前完成《农村大跃进歌谣选》选编工作，选编说明指出：“社会主义大跃进开始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难以计数的新歌谣。”该书收录民歌301首，由郭沫若题写书名，交付作家出版社印刷。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全文刊发于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上，他还把编选的《新民歌百首》（收录民歌110首）作为发言附件散发。
上述表明，尽管新民歌运动是由毛泽东正式拉开帷幕的，但民间一直存有孕育新民歌的肥沃土壤，基于翻身做主的喜悦之情，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已开始采用朗朗上口、丰富多彩的民歌形式颂扬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她的领导者。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说：“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特别是从生产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大量的群众诗歌创作，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图景，反映了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意识成长的过程。”正因这一文体符合毛泽东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投身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文艺想象”，兼之“民心可用”，毛泽东即指出：“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最高领袖才决定引入“新国风”（臧克家语）这股民间力量参与到政治/社会动员中来。
按毛泽东的说法：“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反右运动结束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言论权利，“噤若寒蝉”，能在文艺界鼓与呼的只有郭沫若、周扬等极少数人。除在会议和报刊上呼吁并躬身践行新民歌创作，郭、周二人还主持编辑《红旗歌谣》一书，精选民歌300首，交付红旗杂志社出版。在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文艺界迅速动员起来，积极赞美和创作新民歌。恰如史星宇指出的：“作家艺术家赞美和研究新民歌的艺术价值，拔高新民歌的价值，积极收集、整理民歌，‘身体力行’地参与新民歌的创作。”袁水拍说《红旗歌谣》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三百篇’，是中国革命诗歌的瑰宝，中国革命文学的骄傲……许多优秀的民歌肯定是不朽之作”。这些来自群众和生产一线的诗歌，“在创作上比作家走前了一步，同当前政治运动结合得非常紧密，许多优秀作品，值得作家拜倒在他们面前”。柯仲平赞颂说：“新民歌是革命劳动群众的智慧、热情和诗歌才能的结晶，是群众共产主义精神高涨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伟大动力，它们能使帝国主义丧魂落魄。”除郭沫若外，其他诗人也纷纷加入新民歌创作队伍。
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努力让自己跟上时代步伐是有一个过程的。“1951年，诗人（指卞之琳—引者注）发表了‘天安门四重奏’，因晦涩难懂，受过批评；诗人接受了批评，保证以后的作品能让大家懂得。1954年，诗人又发表了一组农村诗歌，但有时奇句充篇，难读难讲，读者又向诗人提出过意见。现在是五八年了，而这组诗又具有以往那些诗歌的缺点。看来，要不是诗人喜爱这种特殊的语言和风格，就是诗人难于改变自己的习惯。”一旦转不过弯来，就要被批评。刘开扬评论艾青说：“艾青的理论虽然很肤浅，但他懂得诗是宣传，也懂得他的《诗论》是宣传，这一点他倒是没有忽略的。在《诗论》中，他宣传着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宣传着他的‘拥抱世界’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着他的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也宣传着他在艺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观点。他的宣传是以传道士的姿态来进行的，我们要揭穿他的这本《诗论》不过是横溅着毒液的说教。”在这种批评下，1958年4月，反右运动中成为“漏网之鱼”的艾青被打成“右派”。
在基层写作者包括战斗在一线的劳动者面前，诗人们自愧不如，无所适从，不得不“上山下乡”，虚心学习新的创作和表达手法—“没有划成‘右派分子’的作家、诗人，虽然还保留有创作的权利，但由于不能尽快适应大跃进的创作形势，又加之来自农民业余作家新民歌创作既多又快的压力，已经无法展现原来的创作天赋，只得虚心向农民学习，向农民学习新民歌的创作。”臧克家、袁水拍在全国文联墙上贴上了诗作；徐迟、田间分别在河北省怀来县暖泉乡创作街头诗和搞“诗传单”活动；老舍在北京王府井人行道的“街头说唱”牌上写诗；沙鸥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写快板诗。田间在“深入生活座谈会”上表示已写了约130首墙头诗，计划下半年写作《赶车传》续篇，共5部计1万到1.5万行。臧克家在“创作跃进大会”上说自己学习运用民歌形式写了一些风味不同的东西，全年要完成短诗25篇、长诗一首和评论若干。
评论界对诗人们的转变给予了高度肯定。陈骢说：“唱惯了‘洋腔’的诗人蔡其矫，这一次到大跃进的农村中生活了不多一些日子以后，就改唱起山歌来了。近几个月来，我读到的有《襄阳歌》（1月14日《人民日报》）、《会议地》（3月20日《人民日报》）和《水利建设山歌十首》（四月号《人民文学》）。从这十多首山歌里，可以看出诗人在努力改变自己的诗的风格，想使他的作品从内容到语言、格式，都能够接近劳动群众。”茅盾有针对性地指出：“例如号称已有国际声誉的右派分子艾青，我看他诗集中装腔作势的东西就很多。然而因为他有这么一点虚名，而且他又骄傲自负，他从没对自己的作品来一次自我批评，反而时时以导师面目出现。于是有些青年有意模仿他。或者无形中受他影响。因此，我以为富于生活斗争经验的工人同志们要发挥创造性，尽量不要继承诗人们的那一套腔调。”这意味着，接近群众的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反动的。按照邵荃麟的说法：“一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体力劳动者同时又是歌手、诗人和画家身份加持的创作活动及成果，才代表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龙王出了水晶殿”
新民歌创作的主要目的，是群众在建设热潮中用他们熟悉的民间歌谣形式咏志抒情。这时产生的作品，生动而真切地表达了他们那种改造大自然的宏伟意志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农民群众热情地歌颂集体的劳动和劳动的集体，歌颂党和领袖，并以民歌的形式，抒写出自己的激情。
“新民歌”最早不称“民歌”，而是叫“诗”或“歌谣”—“请读读这些描写劳动热情、鼓舞革命干劲的优美的诗句。”“这样的歌谣，成千首、成万首地不断地创作出来，又到处在传唱。”毛泽东呼吁收集这类文艺形式时称作“民歌”，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的通知已将“民歌”与“山歌、民谣和小调”等形式并列，这表明“民歌”即指群众创作的“诗”或“歌谣”。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最早确立“新民歌”这个称呼，认为这类诗作是“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尽管当时全国并不统一，但叫作“新民歌”已是主流。
人们高兴地发现，“人人是诗人”的时代的确到来了。一本集子的编后记总结说：“原来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群众，确实是‘连一封普通信都写不明’的，因为旧制度把他们压榨得只剩了一口气。可是社会主义社会却使他们恢复了青春，给予了他们在文艺的太空中飞翔的翅膀。他们用拿锄头的手、开动机器的手，握起了文艺的笔，高歌猛唱，描绘祖国的大好春天，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诗人。”这表明，新民歌代表了一种话语权的转变，亦即“新身份”的获得。以前被欺压剥削的劳苦大众，现在“是排长，还是全市妇女积极分子，跟首长平起平坐，好多领导、有学问的人，都来访问咱，称咱是农民诗人”，他们“在车间或田头”创作的“政治鼓动诗”，“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从最高层“鼓励写”到最基层“敢于写”“主动写”，从诗歌创作这类精英式知识生产到大众化常识生产，表现出实实在在的“文化翻身”和“价值翻身”，可谓政治翻身和社会翻身的一种文化性表达：“我们那会儿的土文化今天政府要让它翻身。”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创作的新民歌主要赞颂党的政治路线。如郭沫若模仿李清照《声声慢》写的《声声快》，标题即突出当时“多快好省”的社会主题，内容更是声声呼吁：“轰轰烈烈，欢欢喜喜，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或歌颂建设中热火朝天的局面，如沙鸥《龙王偷看拦河坝》：“龙王出了水晶殿，急急忙忙奔，脚步乱。拨开玄头向下瞧，大吃一惊直冒汗。十三陵，景色变，东西山头看不见，拦河大坝挡着路，好比大山被腰斩，只听机器轰隆响，只见人马千千万。”
普通群众创作的新民歌主题除涉及政治路线外，还拿出满腔热情歌唱党和她的领导人。如《社会主义像春风》：“社会主义像春风，吹得草绿花又红，合作鲜花开满地，朵朵香来朵朵红。”又如《人民公社是金桥》：“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红旗歌谣》第一部分“党的颂歌”48首作品中，近一半歌颂领导人民群众翻身的伟大领袖；《河南大跃进民歌选》第一部分“歌唱党的好领导”中最突出的是歌颂毛主席。比如《毛主席指方向》：“毛主席指方向，总路线处处放光芒，多快好省是灯塔，鼓足干劲震四方，力争上游是健将，建设祖国志气昂，大胆地干大胆地想，改革工具数万张，发明创造数不尽，件件制的精又良，同心协力大生产，定把祖国变富强。毛主席，共产党，全为人民出主张，别看英国工业老，十五年我们要赶上。”又比如《我们幸福了》：“我们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因为有了救星毛主席。太阳挂在天上，最黑暗的地方都照亮了。毛主席的道理传来了，我们山上也得到幸福了。”
群众创作的民歌非常接地气，内容不离自己的生活和劳动生产。比如涉及当时农业深耕密植运动的《打破常规搞密植》：“高山岭上打一望，望见社员正插秧，有的搞的棋盘格，有的插的梅花桩，打破陈规搞密植，一年要收两年粮。”比如涉及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山洪暴发咱不怕》：“老汉活了七十三，历经山洪多少关，山洪暴发没法拦，眼看良田变河滩。今日造座拦水坝，山洪暴发咱不怕，保证田地收庄稼，丰衣足食笑哈哈。”比如描写“大跃进”炼钢铁运动的《铁水滚滚似火龙》：“钢铁要登云梦山，云梦山上把家安。白云深处搭帐篷，铁路建在高山巅，拉起风箱火焰高，炼出铁水像山泉。别看俺的锅炉小，产品堆起撑破天，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绕三圈。英帝看见心发慌，美帝气得干瞪眼。”比如描写“除四害”运动的《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比如驳斥阻碍“大跃进”思想的作品：“栀子花开心里青，乡党委号召大跃进，只要大家下决心，一定能收一千五百斤。”
还有不少诗歌是基层干部用来动员普通群众践行政治路线和投身劳动生产的。1958年10月28日，中共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时，赋诗一首：“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新民歌的语言生动，节奏明快，形象精炼，情感饱满。显然，它的“新”系指以新语言—群众自己的日常运用的口语描写新的政治力量领导下的新时代及其新生活，表达的可谓全新的体验和全新的情感，体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恰如贺敬之呼吁的：“必须有理想，向无限的未来阔步前进，必须有共产主义者的无限广阔的胸怀，必须是集体英雄主义，不满足于一般所谓‘写真实’，需要群众的色彩，更响亮的声音，要更多运用‘不平凡’的情节，运用夸张、想象、幻想。”
“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新民歌甫一诞生就面临道路之分。最早将新民歌称作“最好的诗”的萧三是传统诗、民间诗的坚定支持者。早在1939年11月，他发表文章讨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时，就反感欧化、洋化的形式，主张向传统文学取经，向民间歌谣、民间韵文形式看齐。这和毛泽东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的观点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发动新民歌运动的初衷无非是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非民歌、非古典形式的特别是洋化、欧化、含蓄的诗歌则是逆流，同“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和远大理想，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工人阶级无穷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幻想力在文学上的反映”的主流认识相悖，是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和劳动人民逐渐疏远了，终日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生活，忘了自己的作品首先应该让谁读让谁听，‘为工农兵服务’慢慢地就变成为知识分子服务了。”故邵荃麟批评胡风、穆旦等人的诗脱离群众、仇恨革命，他提出要“开一代诗风”。李季在思想改造中说的话代表了当时“跟不上形势”者的总体认识：“过去我写的《王贵与李香香》，在不识字的人中间都很流传，这几年写的却有人看不懂。后来，我检查了一下，感到的确太洋气了，自己下决心要改，要恢复我原来的风格。”“像我这样以民歌起家的人，简直已经忘了本。”
新民歌的“政治正确”无疑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每个诗人头上不容置疑。在讨论《星星》诗刊提出的“诗歌下放”口号时，雁翼肯定了新民歌“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明确的，发展也是基本上健康的”，但只因说“街头诗不是唯一能够下放的诗”，就被认为是大错特错的，不仅仅是表现在这些比较笼统含糊的说法上，而更严重的是他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明显地表现出了“脱离生活，脱离群众，顽强地追求名利，掇拾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破烂的倾向……他对学习民歌，改革诗风有抵触，其实质是反对诗歌下放。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诗人的作品稍微进行艺术探索，就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高缨出版了《大凉山之歌》，一位评论家发表文章说：“高缨同志既然拼命追求资产阶级的美学趣味和艺术，那么他必然要在作品中丢掉无产阶级的政治，丢掉阶级斗争，丢掉党的政策思想。”
整个1958年，中国成为诗的国度、诗的海洋。诗歌创作不但声势浩大，影响了劳动生产，且越来越口号化、形式主义。作为一个大国的掌舵人兼诗词大家，一贯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的毛泽东，不可能认识不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能对诗歌界的一些反思无动于衷。何其芳就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
解铃还须系铃人。据周扬回忆，他们编选的“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得逊色了”，“把我们的文艺引向新的高峰”的《红旗歌谣》并没有引起毛泽东多大兴趣，“他（指毛泽东）在和别人谈话时说过《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他对我也说过‘还是旧的民歌好’的话”。1959年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对各行各业要做调查，要了解，有人民公社，有文化教育，又有写诗的问题。现在这个诗是什么形式，发生了争论，也得与闻一下。”两天后，他接着这个话题讲：“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辩证法是一步步地发展，质变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会有今年内每人要写多少诗呢？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1959年4月初，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舞台艺术要给观众留余地，不要把话说尽了，把一切动作做尽了……作诗也是这样。作诗不留余地，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文章和诗都是讲完的，他不能割爱。”
此时，距离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仅仅过了一年时间，从“主张”到“放弃”，说明他对新民歌运动艺术性的认识是逐步的，对弊端的看法是清醒的，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毛泽东的介入下，新民歌运动逐渐落幕，虽然当时还有一些新民歌不时见报登刊，甚至到“文革”时期也未曾绝迹，但完全没有1958年那么狂热了。也正是因为及时“刹车”，新民歌运动才没有越走越远。当然，对新民歌的评价是不一致的。谢冕说，新民歌是“在所谓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目标下，用民歌形式以不加节制的形容表现极其夸张的内容的一种随意性的小诗。因为它有很强的显示的政治含义，所以得到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它的空想的狂热，以及无限膨胀的夸张的形式，是后来‘文革’中的诗歌‘假、大、空’倾向的滥觞”。也有人提出，新民歌运动“偏重民歌资源本身没有错误，但独尊民歌则有偏移；恢复古典诗歌的形态并不现实，但继承与发扬古典诗歌的传统则不容置疑，不能等待”。
随着毛泽东对新民歌的“放弃”，曾被提倡“县县都要有”的明星诗人郭沫若，分别于1959年1月9日、11月8日在给陈明远的两封信中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做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民歌固然是财富，然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