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生殖器”的离奇往事

摘要：鼻腔下鼻甲中含有类似阴茎海绵体的充血组织，情绪或性刺激会使之充血。有理论认为这种结构是“性反应的延伸”，虽然没有明确功能，但说明鼻子也能对性刺激“响应”。

利维坦按：

有不少影视剧和动漫中，当剧中人物看到自己心仪对象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流下……鼻血。这其实也是一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

看到喜欢的人（产生性幻想）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血压升高，鼻黏膜充血，血管可能破裂，从而引发鼻血。

还有人认为，

鼻腔下鼻甲中含有类似阴茎海绵体的充血组织，情绪或性刺激会使之充血。有理论认为这种结构是“性反应的延伸”，虽然没有明确功能，但说明鼻子也能对性刺激“响应”。

其实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文中提及的“蜜月性鼻炎”（Honeymoon rhinitis

），即指当事人在性事过程中或之后产生的鼻塞、喷嚏，甚至诱发哮喘等症状。

“蜜月性鼻炎”是一种未被充分报道的症状。其病因似乎是自主神经系统失衡。目前医学界在用药无效的情况下，会建议患者采取一种名为“

翼管神经切除术”的手术。

（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02612240153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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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下旬，在维也纳，一位30岁的女性艾玛·艾克斯坦（Emma Eckstein）即将接受一项手术。她最近抱怨自己有一些健康问题——主要是胃痛和不适，还有一些抑郁情绪，尤其是在月经期间。幸运的是，一位来自柏林的年轻医生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正好可以提供帮助。这位医生是艾克斯坦一家长期信赖的朋友所极力推荐的，而这位朋友本身也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们一致认为，艾克斯坦的经期胃痛问题可以通过对完全不同部位的简单手术来解决——弗利斯从她的鼻腔内部切除了一小块骨头。

19世纪末，“鼻生殖反射”理论大行其道——也就是说，鼻子与生殖器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生理联系。鼻生殖理论据称可以解释各种问题，不仅限于生殖系统，几乎涵盖全身。鼻子成了一种临床捷径，一种身体的地图。

对于较轻微的疾病，治疗方式可能是用可卡因刺激鼻黏膜的“问题区域”；如果情况稍微严重一点，就需要用酸或电烧灼鼻子里的“生殖点”；但在最棘手的病例中，治疗者所能采取的唯一手段就是外科手术，切除部分下鼻甲骨。这些下鼻甲骨，也称为鼻甲，是薄片状的贝壳状结构，对加温、湿润和过滤空气至关重要——绝非无关紧要之物。

如今，鼻生殖反射理论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个明显江湖骗子的异想天开之作——这个所谓的耳鼻喉专家就是威廉·弗利斯。著名的“理性主义”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称他为“德国怪诞学界的一位巨擘”。当代关于弗利斯的学术文献多半围绕他与弗洛伊德之间密切的关系，以及他对弗洛伊德深远的影响而展开。后人有的试图淡化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的则借此抹黑弗洛伊德的名声——毕竟，弗洛伊德曾称弗利斯为“生物学界的开普勒”。

19世纪90年代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弗利斯。© Wikipedia

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期间，弗洛伊德曾就弗利斯的“引人入胜的材料”进行讲授。在他写给弗利斯的近300封信中，两人曾讨论要合著一本书，综述他们的突破性成果——将焦虑和鼻反射性神经症交织在一起。弗洛伊德非常希望这一现象能够以“弗利斯病”命名，以纪念朋友的发现。与此同时，他还打算以弗利斯之名为自己两个年幼孩子中的一个命名。“幸运的是，”一位弗洛伊德传记作者评论道，“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

弗洛伊德对弗利斯的敬仰不仅是职业上的——它也体现在身体层面。他本人曾多次接受弗利斯对其鼻黏膜的治疗，虽然这似乎比艾克斯坦的情况要顺利得多。艾克斯坦在1895年手术之后，出现了新的健康问题——鼻痛、臭脓、严重出血。两周后，她的状况愈发恶化，焦急的弗洛伊德找来一位本地外科医生进行检查。这位外科医生立即发现鼻腔中残留有半米长的纱布——这是弗利斯遗留的——“鲜血如洪水般涌出”，弗洛伊德写信给弗利斯时说道。他差点晕倒，赶紧离开手术房，靠一杯白兰地稳定情绪。“这就是所谓的‘坚强的性别’吗？”艾克斯坦一边流血，一边面容扭曲地评论道。

艾玛·艾克斯坦（1865-1924），奥地利作家。她也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重要的病人之一。© Wikipedia

人们或许会以为，这样的事件应该为弗利斯的一切理论——鼻生殖反射理论或其他——画上句号，是一段荒唐闹剧的体面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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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代人看来荒谬可笑、已被彻底否定的鼻-生殖反射理论，在当时并未严重动摇人们对弗利斯的评价。

弗洛伊德与弗利斯之间的关系最终确实破裂了，但“艾克斯坦鼻子事件”并非其因。在弗洛伊德看来，弗利斯“已做到人力所及”，而纱布事故只是“一种即便最幸运、最谨慎的外科医生也可能遇上的意外”。相反地，或许正因二人之间带有一丝弗洛伊德所称的“难以控制的同性情愫”，他们充满激情的友谊最终因为抄袭指控而冷却。特别是弗利斯因弗洛伊德未能在其“人人皆为双性恋”这一开创性观点上给予应有的荣誉而感到不满。

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经历了那样的手术事故，艾克斯坦本人似乎并未对这两人心怀怨恨——她后来成了一名精神分析学家。而另一位弗洛伊德的评论者指出，“弗利斯作为神奇疗愈者的普遍声誉也依旧未受影响。”

“鼻子事件”并未扑灭人们对鼻-生殖问题的热情。也许，这是因为鼻-生殖现象并不只是弗利斯个体心理的怪癖，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19世纪末医学判断的某种合理性，甚至前瞻性。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在其《从瘫痪到疲劳》（From Paralysis to Fatigue，1992年）一书中写道：“鼻反射疗法……在世纪之交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实践中。”

在当时，即便是弗利斯的批评者，也常常对他所呈现的实证研究成果印象深刻。真正引起争议的是他提出的“鼻反射性神经症”的概念，尤其是他宣称的普遍性。对那个世纪末的时代而言，鼻生殖假说看上去完全合情合理，或者至少值得进一步研究。而研究也确实持续了下去——鼻生殖理论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叶。

以下几点考虑也许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即便是当时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也会被“鼻-生殖器”理论所吸引。

弗利斯本人在同行眼中就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与智慧的人”，在“几乎整个医学领域都博览群书”，并拥有“对当时生物学知识的全面而富于想象力的掌握”。他的鼻-生殖器理论也建立在一个古老观念的基础之上。

最早提出鼻与生殖器之间存在关联的言论之一，据说出自公元前6世纪活跃于今印度北部的先驱医生苏什鲁塔（Sushruta，中文亦称其为“妙闻仙人”）。他被誉为“整形外科之父”，擅长使用皮肤移植术重建鼻子等——那时候割掉面部部位是常见的惩罚方式。后来的“鼻-生殖器”片段也见于希波克拉底（被尊为“医学之父”）及其追随者盖伦的著述中。古人所依据的一系列观察，与1700年后鼻-生殖器理论者所受到的启发并无太大不同。

当时科学界的风潮，也能部分解释为何鼻-生殖器相关的一切引发了如此的兴奋。这一假说出现在所谓“反射理论”主导时期——这是1850至1900年间医学界的主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神经通路负责调控人体器官的运行——这一功能得以实现，是因为脊柱这条连接高速公路的存在。而且，很多行动可以绕开意识控制。对那些紧跟实证研究进展的人而言，实验揭示出通过脊柱实现的各种自动反射弧令人振奋。1875年，敲击肌腱引发"膝跳反射"的经典实验被正式描述。

当时人们很可能觉得反射弧遍布全身，不仅控制肌肉，也操控内脏，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功能。在许多人心中，这似乎给“器官之间存在共鸣”这一古老而模糊的观点提供了某种具体的生理机制支持——不再是简单的“共鸣”，而是反射作用。这一反射理论被理解为：相隔甚远的器官之间也能互相影响——无论是益处还是伤害。

有些理论家更强调生殖系统对大脑的影响——这与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印象颇为契合。也有一些人聚焦于胃与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可算是我们当下对“肠-脑轴”着迷的前传。

而弗利斯及其同僚，则关注起了鼻子——以及它在身体下方的“对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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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择其实并不像最初看上去那么偶然。

鼻腔里存在海绵体组织，血流增加时会充血膨胀。唯有一个地方也会出现这一现象，那就是——生殖器。例如，在性唤起时，鼻部组织往往会肿胀到一个显著程度，甚至还有专门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蜜月性鼻炎”（honeymoon rhinitis）。有些人会因此在性交时出现鼻塞、流涕，甚至无法控制地打喷嚏。有时，仅仅是一个情色幻想，就足以诱发反应。

约翰·诺兰德·麦肯齐（John Noland Mackenzie），一位杰出的美国医生，正是因在伦敦遇到一位患有蜜月性鼻炎的男子而对鼻-生殖器理论产生了兴趣。他首次见到此人是在1879年，随后深入研究，并于1884年以《性器官刺激在鼻部疾病成因中的作用》（Irritation of the Sexual Apparatus as an Etiological Factor in the Production of Nasal Disease）为题发表了初步成果[1]。

关键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弗利斯独立提出相关假说之前。如果这是某个著名科学理论的历史，我们肯定会力推麦肯齐被加冕为鼻-生殖器联系的真正发现者。但即便如此，弗洛伊德也许会感到满意——他的老友弗利斯最终得以永载史册。

继续看证据。在女性中，鼻黏膜似乎在月经期间也会变得充血。有些人报告称每月都会出现“代偿性鼻出血”，不仅在经期，甚至在怀孕期间也会出现[2]。正如麦肯齐指出的[3]，青春期男孩也常在“性能力全面发育”时出现鼻出血。如今我们将这些现象归因于激素变化。

而当时人们则认为，一组器官的过度兴奋可能会引发另一组器官的问题，因此鼻子可以成为诸多身体活动的直接信号，包括自慰、中断性交，或过度性生活等。让我们来看看麦肯齐1889年收治的一位病人——一位患有哮喘性“鼻塞”的23岁女性。由于这位受人尊敬的医生找不到任何异常，她“终于不情愿地承认，她和丈夫已持续五年每晚沉溺于无节制的性爱”。再健康的鼻子也受不了这一点。幸运的是，遵照医嘱，“节制性生活”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报告发表时，她的鼻子已九年未复发。

鼻内的充血组织。© Research Gate

鼻-生殖器联系似乎也契合当时的进化论思维。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50至70年代提出了自然选择与性选择理论。鼻-生殖器理论者指出，嗅觉在动物界的性唤起与繁殖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推测这些相关器官之间存在系统发育上的联系。事实上，今天我们依然在研究所谓“信息素”对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影响。

与鼻-生殖器理论中进化论推理相关的是，1912年，一组实验者将弗利斯提出的“鼻中生殖点”从幼兔鼻腔中切除，结果这些兔子的生殖器发育不完全——这简直是铁证如山。后续的类似研究接连不断，实验对象包括更多幼兔、豚鼠、大鼠、狗、猴子等等。美国医学会出版的耳鼻喉科期刊在1945年依然对这些实验进行综述——而且评价积极[4]。

归根结底，该理论的核心主张是一种鼻-生殖器在健康与疾病中的双向依存关系。如今，临床证据的黄金标准是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尽管这一方法也远非万无一失。在这一实践成为常规之前的20世纪中叶，人们会依赖各种暗示性但又模棱两可的线索。如果大量患者在治疗后似乎有所好转，那么这就可以被视为对假设的支持——尤其在更广泛理论考量的背景下。

人类阴茎海绵体充血组织横截面图。© StoryMD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患者们确实有所好转。1903年，一位美国医生写道，尽管他起初持怀疑态度，鼻-生殖器疗法却“使许多讥讽者变为信徒，很多本想借此揭穿骗局、揭露其荒谬的人，最终都变成了其门徒与布道者。无论在哪里进行公正的检验，这种方法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率”。

1914年，弗利斯本人总结了鼻-生殖器治疗的研究现状，指出已有300余篇独立科学论文表明其临床方法的成功率高达75%。

以下是一则典型案例：

病例2——AK，25岁，单身女性；1910年10月5日。经期总是疼痛，头两天必须卧床并服用足量可待因（codein，原文如此）。手术切除了鼻中隔的两个大型软骨瘤，并用电灼器处理了敏感区域。三年后回访患者称，从未再出现经期疼痛。

该病例被收录在1914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一篇论文中[5]，报道了纽约93位女性鼻-生殖器疗法的治疗结果。文章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喉科医生”，他对当时可能出现的方法论批评早有预见。面对“疗效只是因为药物带来欣快感”的质疑，他指出患者实际上“仅服用了极少量的可卡因（cocain，原文如此），而在她们原本感到疼痛的时刻并未使用可卡因”。对鼻-生殖器从业者来说，关键点在于：弗利斯此前曾设法证明，唯有针对其特定生殖点、辅以可卡因，才能产生疗效。如果是可卡因的普遍麻醉效应，那么刺激鼻腔的任一部位都应有效。为消解“安慰剂效应”的指控，作者强调“已尽最大努力排除心理暗示的可能性”，因为“从未许诺任何疗效。相反，我们只是简短地说明，部分人已受益，并希望她们也能得到缓解”——这堪称是避免安慰剂偏差的保险策略。

于是，包括动物实验在内的多种实证数据似乎都在为该假说背书。实际上，一些听起来离奇的19世纪鼻腔见解至今仍被验证。例如1895年一位德国医生报告称，两侧鼻道确实会轮流主导呼吸过程——一侧充血时另一侧就消退。单次“鼻周期”在不同个体间可持续半小时至六小时不等，由其自主神经系统所控制。

除了这些实验结果之外，鼻-生殖器反射的临床诉求在19世纪末期的医学方案中也显得颇为温和。其支持者常常强调这一点——特别是与当时某些妇科医生的极端操作相比。据纽约这位喉科医生称，患者“无需药物、手术或子宫治疗，仅通过几次鼻腔处理便可获得缓解，这显著提升了她们的舒适度与生活幸福感”。

更广义地说，许多关于该主题的著述，其语气听起来更像是对跨学科科学研究新领域的审慎兴奋，而非充满可疑气息的江湖术士之谈。比如1897年，麦肯齐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英国医学会会议上，曾长篇大论讲述鼻子与生殖器之间的生理联系。在发言中，他严厉批评了早期那些认为星象学支配鼻-生殖器现象的江湖骗子与伪科学家。与之相对，他希望展示的是：世纪之交的“鼻与性器官关系的研究，开启了一片风景宜人、几乎无边无际的全新研究领域，邀请生理学家、病理学家，乃至生物学家前来探索”。在他看来，这当中潜藏着“一道有趣的谜题，而它的意义，将是未来要去揭示的任务”。但未来已经到来，而且并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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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中最显而易见的一课是：相当合理地讲，我们今天所坚持的一些信念与傲慢，未来受过教育的人们很可能会视为荒唐可笑。此时此刻仍有大量激烈争论正在进行。举例而言，心理学家欧文·柯尔施（Irving Kirsch）正持续质疑人们对抗抑郁药物的广泛接受度[6]。他主张，这些药物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安慰剂效应，因此称其为“皇帝的新药”[7]。医学界对此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后人将如何评价这场纷争，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柯尔施可能最终默默无闻，也可能成为一位识破当代教条、洞见真理的异见先知。

作为今日的知识共同体一员，我也无从做出明确预测。只要一个假设满足我们当前的证据标准，我认为我们就无法彻底否定它，也不能全然确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驳斥那些经不起实证检验、证据薄弱的理论。我们确实不断检验、重复检验，伴随科学方法向前推进——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幸运的是，我们的标准与方法已经大大改进。也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一切顺利，我们的方法论能力今后还会继续进化。一个世纪后的世界，在方法论上可能比我们与鼻-生殖器理论的百年过去还要陌生得多。即便是我们如今珍视的医学与科学成就，其最终历史地位，也仍未定论。

实践中，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盖棺定论的问题。科学界实际上对“科学应有多少谦逊”存在着活跃的哲学讨论。1980年，哲学家巴斯·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9]。他认为，即便是最成功的科学理论，也可能存在符合相同证据、能做出相同预测的替代表述。由于无法判断哪一个是真的，科学探究的目标便应从雄心勃勃地“追求真理”，转向更谦逊地“满足经验充分性”。只要某个理论能够解释可观察的现象，我们就应该信之有度——不多不少，足够让我们合理使用它。对范·弗拉森提出的“极端谦逊”感到不满的人，往往选择反驳这种完美等价的科学替代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即便目前两种理论对所有数据的解释能力相同，它们日后很可能会逐渐分道扬镳，使得未来更有知识的科学家们能够彻底判定其真伪——或者二者皆废。

即便如此，这一挑战依旧存在。在一篇题为《未诞生的假说有权利吗？》（Do Unborn Hypotheses Have Rights?，1981年）的文章中，哲学家劳伦斯·斯克拉（Lawrence Sklar）提出了一种令人忧心的可能性：存在无尽的未被构想出的理论，它们并不只是与我们现有理论等价，而是更优越的。如果我们能够构想出这样一种假说，它将取代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佳方案，然而它仍未被想象出来。科学史似乎充斥着这样的例子：一些此前从未梦想过的理论可能性突然出现，取代了之前已有的一切[10]。正如斯克拉所言，如果“柏拉图天堂中的理论总是多于我们理论家迄今所构想出的那些”，那么我们的困境就将永远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在任何特定时刻，我们可以相当确信我们的科学理论比过去和当下的竞争对手更有证据支持，但并不比那些“未诞生”的理论更有优势——这是一种乐观但被迫谦逊的观点。

诚然，临床实践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无法容忍太多的不确定性。一位面对病人痛苦的医生必须基于现有的信息采取行动，哪怕不顾后人的评价。尽管如此，在科学事务中保持一定的谦逊仍是明智之举，即使是在面对我们最优秀、最有声望的信息来源时也是如此。哲学家阿瑟·朱克（Arthur Zucker）如此描述我们对鼻-生殖理论不屑一顾的根源：我们“会发笑，是因为大多数科学教育并不是真的为了理解科学的历史语境，而是为了学习当今的教义”。

如果说略微远离当代评判的历史素养的确是一剂谦逊的良方，我希望自己在此有所贡献。也许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开始建立一份集体的保险——在我们之后到来的人们，只会用朱克所谓的“友善的笑声”，而不是真正的嘲讽来看待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仍要继续前行——尽我们所能，并怀着既恐惧又希望的心情期待，我们的某些努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只是看起来有些可笑罢了。

至于弗利斯，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鼻-生殖反射的人，甚至也可能不是第一个为了治疗经期症状而给人烧灼鼻甲的人。但我们的主角如果能在安息中得到慰藉，那就是让我们在人类普遍的自然双性这一点上，给予他他自认为应得的认可。

参考文献：

[1]digirepo.nlm.nih.gov/ext/dw/101705715/PDF/101705715.pdf

[2]pubmed.ncbi.nlm.nih.gov/10654316/

[3]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laryngology-and-otology/article/abs/physiological-and-pathological-relations-between-the-nose-and-the-sexual-apparatus-of-man1/999E02CC42EC402F978C0D87E239D5DD

[4]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otolaryngology/article-abstract/578714

[5]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article-abstract/453023

[6]aeon.co/essays/the-evidence-in-favour-of-antidepressants-is-terribly-flawed

[7]pubmed.ncbi.nlm.nih.gov/25304538/

[8]aeon.co/essays/why-the-constant-trashing-of-antidepressants-is-absurd

[9]academic.oup.com/book/7116

[10]academic.oup.com/book/9366

文/Urte Laukaityte

译/gross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one-womans-nose-and-two-mens-hubris-a-nasogenital-tale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gross在利维坦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