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维坦最早出自《希伯来圣经》（《旧约》），是一种巨大的海怪，象征混沌与邪恶的力量。在《约伯记》《诗篇》等篇章中，它被描述为一种无人能敌的巨兽，拥有强大的破坏力。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利维坦有时被视为撒旦的化身或末日审判时将被神消灭的怪物。在我们这里大概相当
利维坦是个什么鬼？
南村东坡临涧有一棵神树，其型如盖，遮天蔽日，千百年来来往农、林、牧、渔、商都会暂坐休息，多谈妖魔鬼怪。
今天，只有渔樵二人，其余的人都已外出。
渔樵讨论一个叫利维坦的鬼，记录如下：
渔问：
当我们讨论公平与正义的时候，博学的大家经常把利维坦挂在嘴边，那么利维坦是个什么鬼？
樵答：
利维坦最早出自《希伯来圣经》（《旧约》），是一种巨大的海怪，象征混沌与邪恶的力量。在《约伯记》《诗篇》等篇章中，它被描述为一种无人能敌的巨兽，拥有强大的破坏力。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利维坦有时被视为撒旦的化身或末日审判时将被神消灭的怪物。在我们这里大概相当于龙王。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1651年的著作《利维坦》中，借用这一怪兽的名字象征国家权力。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需要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强大的国家（即“利维坦”）来维持秩序。
霍布斯的“利维坦”代表一个绝对主权的国家机器，其权力不受契约限制，旨在防止社会陷入混乱。
利维坦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象征：绝对权力（如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无法控制的自然力、（如《圣经》中的海怪）、嫉妒与毁灭（在某些宗教解释中）
“利维坦”最初是《圣经》中的恐怖海怪，后来被霍布斯用来比喻强大的国家权力，并在现代流行文化中演变成各种奇幻生物。它的核心象征意义始终围绕着“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无论是神学、政治学还是娱乐领域。
渔问：
国家权力就是一个巨大的妖怪？霍布斯是不是这样想的才用妖怪的名字来定义国家权力？
樵答：
是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的著作《利维坦》中，确实借用《圣经》中的巨型海怪“利维坦”（Leviathan）来象征国家权力，暗示其强大、威慑甚至带有一定的恐怖色彩。不过，他的比喻并非单纯妖魔化国家，而是强调国家权力的必要性及其双面性。
霍布斯用“利维坦”命名国家权力，确实暗喻其如怪兽般强大且令人畏惧，但他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终结混乱的唯一手段，又可能成为新的压迫来源。
霍布斯认为，国家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人造人”（Artificial Man），主权是其“灵魂”，法律和制度是它的“关节”，而公民则是构成它的“身体”。这个比喻既体现国家的强大，也暗示其可能吞噬个人自由的风险。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因自私、恐惧和竞争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唯有强大的“利维坦”能通过绝对权力威慑所有人，确保秩序与安全。
尽管国家权力是维护和平的必要手段，但霍布斯也承认，主权者（君主或议会）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臣民必须服从，即使主权者暴虐，因为任何反抗都会导致社会重回混乱。这种绝对性确实带有“怪兽”般的压迫感。
霍布斯的“利维坦”并非纯粹负面的比喻，而是强调国家权力的工具性——它既是保护人民的“活的上帝”，又可能因绝对权力而失控。正如他在书中写道：“利维坦的诞生是为了让人类免于暴死的恐惧，但它本身也可能成为新的恐惧来源。”
霍布斯写作时正值英国内战（1642-1651），他目睹了无政府状态的灾难，因此主张强权国家优于混乱。他的理论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对稳定秩序的需求，而非单纯批判权力。
后来的思想家（如洛克、卢梭）批评霍布斯的“利维坦”过于专制，认为人民应保留反抗暴政的权利。尽管争议不断，霍布斯的“利维坦”奠定了社会契约论的基础，首次用世俗逻辑（而非神权）解释国家起源，影响深远。
渔问：
国家权利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恐怖主义，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权利，社会必然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将会出现更为恐怖的情况。所以，利维坦不可能造成绝对公平，但是可以成就有限的公平。
樵答：
你的观点非常犀利，抓住了霍布斯“利维坦”理论的核心矛盾——国家权力既是必要的暴力垄断者，又是一种潜在的压迫工具。这种辩证关系正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关键议题。
1. 国家权力的“恐怖”本质：暴力垄断的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后来明确提出，国家的本质是“在特定领土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种垄断确实带有强制性和压迫性（如法律、警察、监狱的存在），但霍布斯认为，这种“有组织的恐怖”远胜于“无组织的恐怖”（自然状态下的暴力泛滥）。
国家通过税收（强制征收）和刑罚维持运转，表面看是“合法抢劫”，但若没有这种强制，公共品（如道路、国防）将无法提供，社会可能退回到私人武装割据的丛林状态。
2. 无政府主义的悖论：自由与安全的不可兼得
霍布斯的逻辑是：绝对自由（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绝对不安全。即使国家权力不完美，它至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秩序”，使契约、财产和生命得以存续。索马里（1991-2012年无中央政府时期）的实例显示，无政府状态下军阀混战、海盗横行，普通人反而失去基本安全，印证了霍布斯的预见。
3. “有限的公平”为何是必然结果？
霍布斯的“利维坦”不追求乌托邦式的绝对公平，而是通过强制力实现“非完美但可运行的秩序”。这种公平的“有限性”源于：权力集中必然伴随不公：主权者（无论君主或议会）的绝对权力难免被滥用，但霍布斯认为这是维持秩序的“必要代价”。人性的自私倾向：霍布斯认为人本质上是利己的，国家只能约束行为，无法改造人性，因此公平永远有边界。
你提出的“有限公平”论，实际上介于霍布斯（安全优先）与洛克（自由优先）之间，更接近现实主义政治学*——承认权力的阴暗面，但拒绝因噎废食。这种思路对理解当今世界的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博弈尤为重要。
国家权力确实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政治文明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如何让这个“利维坦”戴上镣铐跳舞——既保持足够力量维持秩序，又不至于吞噬它本该保护的人。
渔问：
所以，自由主义的信徒在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的时候，其实就是用一种恶来约束另一种恶，那些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法国大革命其实需要重新审视。
樵答：
你的观察非常深刻，触及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以及法国大革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确实，自由主义（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激进自由主义）在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依赖强制性的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甚至可能走向自身的反面——即用新的压迫来取代旧的压迫。
1. 自由主义的“恶的约束”：秩序与自由的辩证关系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就指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需要强大的国家权力（“利维坦”）来维持秩序。这种观点暗示，自由并非无限制的放纵，而是需要某种“必要的恶”（如国家强制力）来约束更原始的恶（如无政府状态下的暴力）。
英国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中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三大口号，认为它们过于抽象，容易沦为情绪化的口号，而非可操作的制度。他指出，真正的自由依赖于合理的强制（如法律、道德约束），否则自由会沦为放纵，最终导致社会崩溃。
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以“自由”之名实施恐怖统治，恰恰证明了当自由被绝对化，它可能演变成一种新的专制。罗伯斯庇尔的“美德共和国”最终以断头台收场，说明纯粹的自由主义理想在实践中可能走向极端。
2. 法国大革命的重新审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因为人民处境最糟糕，而是因为旧制度开始改革后，人民的期望提高，而现实未能满足。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经济繁荣，但社会矛盾反而加剧，最终引爆革命。
革命者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但在实践中，这些概念被极端化：“自由”变成了对异己者的镇压，“平等”变成了对精英的仇视，“博爱”变成了强制性的集体主义。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1793-1794）就是这种逻辑的极端体现。
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警告，革命若完全抛弃传统，最终可能走向暴政。
3. 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如何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平衡？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强调，自由必须是“法治下的自由”，而非无政府状态。他批判法国启蒙运动的“建构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秩序应是自发演化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
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的“无拘束的自我”观念，认为个人自由不能脱离社会传统和道德共同体。法国大革命的失败部分源于它试图彻底打破旧秩序，却未能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今天，许多国家（如拉美）在经历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发现纯粹的市场自由并未带来真正的平等或繁荣，反而加剧了社会分化。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必要的恶”是否值得？
自由主义的理想（如个人权利、平等）本身值得追求，但其实践往往需要妥协。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提醒我们，当自由被绝对化，它可能吞噬自身。
相比之下，英国的自由传统（如霍布斯、洛克、柏克）更强调自由与权威的平衡，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在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有序自由。
因此，自由主义的信徒在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时，确实是在用一种“恶”（如国家强制、法律约束）来防止更大的“恶”（如混乱、暴政）。关键在于如何让这种约束最小化，同时不牺牲社会的稳定与正义。
总之，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政治理想都需要在现实中进行调适，否则可能走向自身的反面。自由不是无限制的放纵，而是需要在秩序、传统和共同体中找到平衡。
渔问：
我们需要不需要拿出一个结论性的观点，让大家的思想趋于理智？
樵答：
大家从来不缺乏观点，缺乏的是立场，如果有了一个明确的立场就自动产生出观点。
你喜欢的是有水的地方，我喜欢的是有山的地方。他们不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
来源：智慧溪水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