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烽火——铁道兵二团援越抗美纪实》连载第五章（六）

摘要：入越指战员每月要拿薪金和津贴，这薪金和津贴不是人民币，而是“军用代金券”。“军用代金券”面值与当时流通的人民币相同。其功能只在内部流通使用。指战员们每月用这代金券除购买肥皂、香烟、火柴、信纸、信封、电池等生活用品外，无处消费。干部每月要寄钱回家赡养家属，多数战

【纪念援越抗美六十周年】

《西线烽火——铁道兵二团援越抗美纪实》（连载）

姚尚明

西线烽火第五章（六）

六“随军银行”纪事

入越指战员每月要拿薪金和津贴，这薪金和津贴不是人民币，而是“军用代金券”。“军用代金券”面值与当时流通的人民币相同。其功能只在内部流通使用。指战员们每月用这代金券除购买肥皂、香烟、火柴、信纸、信封、电池等生活用品外，无处消费。干部每月要寄钱回家赡养家属，多数战士都有节余的钱。在越南，没有邮局帮指战员往家中寄钱，也没有银行能为指战员办理存款、取款。这钱放在身边，万一发生意外，就可能受到损失。为解决指战员的后顾之忧，需要有个部门把这些事承担起来。上级领导在部队出国前就充分考虑到将要发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于是“随军银行”应运而生。

“随军银行”根据援越抗美出国部队的部署，分别在云南省开远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县各成立一家分行。开远县分行的账户开立在河口县人民银行。“随军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优秀业务骨干，向出国部队每个团（大队）派一名工作人员。这工作人员的职称叫“派驻员”。

“随军银行”在铁二团的派驻员先后有4位同志，分别是云南建行的小吴、广西合浦的小张、人民银行长沙分行的刘福建、上海分行的缪宗兴。前3位同志在铁二团工作时间不长，因工作需要先后调走了。从1966年4月开始，上海的缪宗兴接替派驻员工作后，一直干到1968年10月才回到“随军银行”云南分行。他的工作很出色，荣立一次三等功，受到两次嘉奖。回国后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金融系，现在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工会副主席。

缪宗兴派驻员被安排在后勤处财务股工作，主要业务是为铁二团指战员办理邮汇和储蓄。“随军银行”以连队为单位开立一个集体账户，连队司务长再为每位指战员开立一个活期储蓄的存折账户，连队的具体工作由司务长担任。指战员随时可以到司务长处存取款和往家汇款。连队指战员需要汇款时，可以到司务长处填好汇款单，把钱交给司务长，由司务长集中起来造汇款清单。派驻员每月下连队报账时同时将指战员要寄回家的钱和填好的汇款凭证与清单核对，无误后，清单的一联由派驻员签收后还司务长作留底，清单的另一联和钱款、汇款单由派驻员带回财务股，所有连队的汇款集中后一起带回国内，通过邮局将款汇出。下个月下连队时把汇款收据交给司务长，再发给每个汇款人。指战员的存款可以直接在连队办理，每个连队的司务长都是“随军银行”的“代办员”，每个连队在财务股也有一个连队汇总的储蓄账户，是连队所有存款的总数，司务长再为每个指战员开一个活期存折，指战员要存款或取款，就拿存折到司务长处办理，派驻员下连队时把连队一个月存、取款集中起来，存款大于取款的，派驻员为连队的账户中增加存款，并收进差额部分的现金（代金券），如果取款大于存款时，就在连队的账户中减少存款，付出代金券。因为干部、战士没有地方消费，一般情况都是存款多。在连队报账的同时，派驻员将汇款和储蓄也一起办妥。下连队报账结束后，回到财务股对汇款和存款进行汇总，缪宗兴每个月回国内一次，到云南河口将指战员要汇的款汇出去，并将下连队收来的储蓄存款集中存到河口的人民银行中。这样，缪宗兴派驻员在实际上就成了援越抗美指战员与祖国亲人的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缪宗兴当年20岁，这位出生上海市虹口区的年轻人，是上海市建设中学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先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当工人，1962年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支行工作。他平时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很快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当“随军银行”需要派驻员的时候，缪宗兴荣幸地来到了前线，成了铁二团战友们朝夕相处的一个没有军籍的战友。

铁二团刚入越时，全团几十个连队分布在越南西线、北线的三百多公里战线上，全团干部战士汇款、存款、取款业务靠缪宗兴派驻员一人是忙不过来的。因此，财务股长吕振家、副股长熊润元既把派驻员缪宗兴当成财务股的会计使用，也把缪宗兴的工作分给助理员们分头去做。缪宗兴每月不但要下连队做本职工作，还同时和其他助理员参与报账，而助理员廖木华、王大林、成建华、陈和顺、于希芳、郭计炎、胡正富、刘俊宝等人下连队报账的同时，也把派驻员要做的汇款、存款、取款工作一起做了。回到财务股再交给缪宗兴一起汇总。

缪宗兴每月要和其他助理员一起到每个连队开展工作。一次往返需要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除在连队吃饭和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里在旅途中度过，那辛苦、汗水和危险至今还在缪宗兴的脑海中铭记。

缪宗兴回忆说，我1966年4月刚到越南时，从老街到河内的铁路已被二团指战员抢通，但火车都是在晚上开，白天怕美机轰炸。车站上有休息室，有时还放着音乐。火车上有一节专门给中国人乘坐的车厢，火车基本上还能准点。吃了晚饭后上火车，到我们的驻地“桃盛”，大约是下半夜的2点左右，我们财务股住在一座山里面，从车站走到财务股大约要2个小时，每次到家都一身汗。随着美军轰炸的升级，到1966年的7月份以后，铁路上的车站基本上都炸光了，重点桥梁陆续被炸断。下连队再乘火车就很不准点了，有时等了一晚上也等不到火车，有时候前面桥炸断了，先是坐一段火车，再走一段路，涉过一条河再坐上前面接应的火车。有时实在等不到火车，就沿着铁路走到连队，有时要走一个晚上，有时天亮了还没有到连队，白天有美国飞机来袭击就不能走了，干脆找个废弃的棚棚歇歇，傍晚或天黑了再走。

1966年8月的一天，由于火车不通，我和刘俊保助理员想抓紧一点时间，就在白天沿着铁路赶往连队。刚走到一座铁桥旁，只见一架美国飞机，带着震天动地的撕裂声、呼啸着俯冲下来，看样子是要投弹炸桥。我俩立即往红河边跑，跳下路基，穿过草丛，越过石坎，一根信号旗的钢丝，把我重重地绊了一跤，一点都不感到疼。我俩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红河边，刚刚躲到河边的芭蕉树下，炸弹响了，强烈的气浪瞬间把铁桥“吹”得不见了踪影。再看自己，两只手和两只膝盖都摔破了，流着血。还好，我们挂包里的账本安然无恙。虽然手和膝盖有点火辣辣的，但终无大碍，折一颗芭蕉叶擦了擦，继续赶路。

还有一次下连队途中，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原来的小河突然河水猛涨，把过河的竹桥给冲走了。我和胡正富助理员过不了河，在一个竹棚里避雨等待，左等右等雨也不停，眼看天要黑了，河水还在上涨，怎么办呢？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过夜也不安全，“走，淌过河去”，胡助理员提议说。“好！”我立即响应。于是，我俩脱光衣服，把衣服装进挎包，折一支芭蕉叶盖在挎包上，然后把挎包放在头顶，两人赤裸着并排走进水流湍急的小河，刚下的雨水凉得刺骨，水，淹没了膝盖，淹没了大腿，淹没了胸脯，到了脖子，我俩把头后仰起来，双手举起挎包，趔趔趄趄地过来了。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想早一点到连队开展工作。后来听当地老乡说，这条小河发洪水时常有人被冲走。当晚9点钟我俩到达五营二十五连。立即开展工作，司务长一边招呼炊事班为我们煮罐头面条，一边准备报账的各种清单，大约10点多钟，我们吃了饭也报完了账，接着到连长刘廷久处聊聊天，刘连长是四川三台人，身材高大，说话爽气。他告诉我们，最近美军轰炸很厉害，气温很高，昼夜抢修，很多战士吃不下饭，吃不好连续作战的体力就下降了。连队安排炊事班做些稀饭和绿豆汤送到工地上，这后勤工作也出战斗力啊！他还说，你们“随军银行”办得好，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也是战斗力啊。说到这里，刘连长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把通信员罗锡洲叫过来，说：“天不早了，告诉司务长，把胡助理和缪会计安排地方好好休息。”于是，我俩起身告辞。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作战英勇，关心部属，时刻把后勤工作与战斗力相联系的老领导，在我们离开二十五连的第二天，就在指挥排弹中英勇地牺牲了。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

“随军银行”和财务股是一家。平时外出，必须两人同行。这是部队纪律和规定。领现金必须“双人会同”，这是银行的规定和原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不过，战争环境下，也有例外。缪宗兴说，那次，我一个人执行任务，至今还心有余悸。

我们驻在越南，购买商店的商品和农民的蔬菜、水果要支付越币——盾，一盾折合人民币0.679元。驻在河内地区的一二营部队使用越币较多。那些天，财务股的同志一拨一拨先后到连队、支队办事去了，家里只剩股长吕振家和我坚守阵地，而这时，一二营部队越币快要断档，急需回国内去领。这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临行前，股长交给我一支五四式手枪，说：“小缪，把它带上，路上一定要小心，务必注意安全。”

“我带着股长的嘱托，带着使用并不熟练、但可以壮胆的手枪，带着全团指战员的汇款单和存款，带着6万元越盾支票和牙具、毛巾及必要的换洗衣服，晚上从团部出发，途中虽一波三折，但总算顺利到达河口。在河口邮局，我很快办好了汇款，在银行，也很快办好了存款，并把6万元越盾顺利地取到手，装进了旅行包。我多次到河口人民银行办事，和那里的同志熟悉，就把旅行包放在他们的保险柜里，直到火车开车前半小时，我才取出旅行包，匆匆走过河口县街道，走过横跨南溪河、长140多米的连接中越两国的河口大桥，再向前200米，就到了越南的老街火车站。车站人员稀少，乘车的人员不多，我走进专为中国人开设的那节车厢，只有我一个人，随意找个座位坐下，松开右手，放下旅行包，右手心的汗，流到了手指上，我紧张极了。”

“这是我入越以后第一次单独外出，也是我第一次携带这么多现金。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我的脑子里不时冒出这个念头，越想心里越紧张，越紧张右手就把旅行包抓的紧紧的。连上厕所都把旅行袋提着，生怕有什么意外。”

从老街到桃盛车站，只有122公里，火车走走停停，8个小时后已是深夜2点，才到达桃盛车站。从车站到机关驻地，还有10公里山路，我先是提着旅行包，走了一会儿，干脆把它扛在左肩上，腾出右手，抓住手枪。山道弯弯，月影婆娑，冬天的夜晚，凉风习习，薄雾蒙蒙，各种草虫鸣叫出好听的曲子。偶有几声猫头鹰的叫声和它抖动翅膀飞翔的声响传来，也把我吓得一阵心跳。这时，我最怕前面有人走来，那是好人？坏人？自己人？越南人？越想心里就成了乱麻，索性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加快脚步前行。但是，人有时很奇怪，越是禁止的东西，越是动脑筋打听，越是强迫自己什么都不想，那问题一个个还是不停地冒出来。“要是坏人夺我的包怎么办？那我得和他一拼！”“要是开枪打不准怎么办？”问题一个个冒出来，但是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最后想的：我是刚刚在党支部讨论转正的共产党员，只要我活着，就得把这些越币带回去，啊，想起来了，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莫不是党组织在考验我吧？是的！我绝不能给党组织丢脸。

凌晨4点多钟，我回到了驻地。放下旅行包，终于松了口气。脱下绒衣，绒衣被汗水湿透，脱下衬衣，热气腾腾，一拧，水珠哗啦啦。

作者采访好多位财务股的老领导，他们都说，缪宗兴那小伙子人品好，工作好，能吃苦。财务股驻在山腰，炊事班设在山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一日三餐抢着去挑饭菜，来回一趟都是浑身大汗。每次防空，他都按股长吕振家的要求，和王大林等人一起把越币和代金券背上。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每次上山砍柴，他都积极参加，腿上常常被蚂蟥叮出血来，秀气而又有点腼腆的脸上被蚊子咬起一个个包。但他从来都是乐哈哈的。而缪宗兴给作者来信，谈到他当“随军银行”派驻员的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千。他说：“我参加工作前，在家里还是骄娇二气。从小在城里长大的我，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青年。是银行组织给了我一个锻炼的机会。是艰苦的战争环境磨炼我坚强的意志，是铁二团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后勤处财务股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才使我勇敢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其实，我的工作比起连队的战友们，真是太平凡了。而各级领导给我不少荣誉。我在铁二团学到的好传统、好作风，是我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