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李啊，你这辈子坐过最威风的车是啥？”每当老战友这么问，我总会想起1974年那个冬天。那会儿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崭新的军装，手心冒汗地攥着新娘子的手。谁能想到啊，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部队不但给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还让我坐上了司令员的黑色轿车！现

“老李啊，你这辈子坐过最威风的车是啥？”每当老战友这么问，我总会想起1974年那个冬天。那会儿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崭新的军装，手心冒汗地攥着新娘子的手。谁能想到啊，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部队不但给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还让我坐上了司令员的黑色轿车！现在想起来，老伴儿当年在车里说的那句话，还跟昨天似的在我耳朵边上转悠……

1974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裹着崭新的军大衣站在新兵队列里，呼出的白气在眼前飘散。那年我刚满18岁，高中毕业就被分配到了河南某部队基地。记得离家那天，母亲红着眼睛往我包里塞了十几个煮鸡蛋，父亲则板着脸说：“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老刘家丢人。”

“刘建军！”

“到！”

“基地宣传处电影队！”

我愣了一下，完全没想到会被分到电影队。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高中时在县里画过宣传板报，被来招兵的干部记在了档案上。

电影队的驻地在一栋红砖小楼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扑面而来的是胶片特有的化学气味。队长姓张，山东人，满脸络腮胡，说话像打雷：“新来的小鬼，以后跟着老李学放电影，手脚勤快点！”老李是队里的技术骨干，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

他教我的第一课是倒胶片：“这活儿讲究的是耐心，一个不小心，胶片就拧成麻花了。”我学得认真，不出三个月就能独立操作16毫米放映机了。记得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是在基地大礼堂放《地道战》。我的手心全是汗，生怕出岔子。当银幕上亮起画面，台下响起掌声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那天晚上，张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不错，没给电影队丢脸。”

部队生活让我大开眼界。1976年，基地配发了第一台24寸金星牌电视机，整个电影队都沸腾了。我们像捧着宝贝似的把它放在会议室，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有一次电视机出了故障，我跟着老李捣鼓到半夜，修好后老李笑着说：“你小子有悟性，将来准能当个好技师。”

在电影队的日子，我有幸接触到了不少基地首长。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些在士兵眼里高高在上的领导，私下里都特别平易近人。记得有次司令员来检查设备，看到我在修放映机，就蹲下来跟我聊天，问我老家是哪的，想不想家。临走时还说：“以后有啥问题，就给电影队打电话，我们保准给您修好。”这话让我感动了好久。

1978年春节，我终于攒够了探亲假。离家四年，家乡的变化让我认不出来。母亲拉着我的手直抹眼泪：“村里你那些同学，孩子都会跑了，你可连媳妇影子都没有。”在母亲的张罗下，我见到了陈雪梅。她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碎花棉袄，站在供销社柜台后面打算盘。见到我时脸一红，低头说了句：“来了啊。”她母亲格外热情，非要我去家里吃饭，还煮了八个荷包蛋。我硬着头皮全吃完了，撑得晚饭都没吃下。

回部队后，我们开始通信。她的字迹娟秀，信里总夹着晒干的野花。我在回信里给她讲部队的生活，讲放电影时遇到的趣事。就这样书信往来了一年多，我们决定在1980年五一结婚。

可就在婚期临近时，基地要举办大型军事演习，我被抽调去负责宣传放映工作。眼看婚期要推迟，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天晚上，我鼓足勇气敲开了宣传处王处长的门。

“报告处长，我有个私事想请示...”

“小刘啊，进来说。”王处长正在批文件，头也不抬地说。

我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情况，王处长突然笑了：“就这事？让你媳妇来部队结婚不就得了！咱们宣传处给你办，保准比在家还热闹！”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没想到的是，消息传开后，电影队的战友们比我还上心。老李把自己攒的布票都拿了出来，说要给我们做新被褥；张队长不知从哪搞来一对红双喜暖水瓶；连食堂的大师傅都说要亲自掌勺办酒席。

婚礼定在5月4日。那天清晨，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口别着大红花，站在基地大门口等雪梅。远远看见她穿着红棉袄从公交车上下来，手里还拎着个包袱，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傻站着干啥？”她走到跟前，轻轻推了我一下，“帮拿东西啊。”

我们的新房是宣传处腾出来的一间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战友们剪的喜字，窗户上挂着彩纸拉花。雪梅摸着崭新的床单，小声说：“这比咱老家结婚还讲究呢。”

婚礼在食堂举行。让我震惊的是，不仅宣传处全体到场，连基地司令员和政委都来了。王处长当证婚人，操着他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念结婚证。轮到新人讲话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雪梅更是羞得抬不起头。

“同志们，”司令员突然站起来举杯，“我提议，明天让小黄开着我的车，陪这对新人到洛阳城里转转！”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愣在原地，直到雪梅在桌下掐了我一把才反应过来。那可是首长的红旗轿车啊！整个基地都没几个人坐过。

第二天一早，司机小黄果然开着那辆锃亮的红旗CA770来了。雪梅紧张得不敢上车，小声问我：“这车坐脏了咋办？”小黄笑着说：“嫂子放心，司令员特意嘱咐要把车擦得能照镜子呢！”

车子缓缓驶出基地，雪梅紧紧抓着我的手，眼睛却不住地往窗外看。路过龙门石窟时，她突然说：“这辈子能坐上这样高级的轿车，即便死了都值了！”吓得我赶紧捂她的嘴。

婚后不久，雪梅就随军了。我们在基地家属院分到一间小平房，虽然简陋，但被她收拾得温馨整洁。1981年儿子出生时，我正在外地执行任务。等我赶回来，雪梅已经能下床走动了。她抱着孩子对我说：“取个名吧。”

我看着孩子红扑扑的小脸，突然说：“叫爱军吧，刘爱军。”雪梅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

1990年，我转业回到家乡。临行前，我和雪梅特意去看了那间当新房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改成档案室了。站在基地大门口，我忍不住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如今三十年过去，我和雪梅都退休了。儿子在深圳工作，每次回家都要听我们讲部队的故事。特别是那场特别的婚礼，雪梅总说：“要不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咱俩哪有那么风光的婚礼啊。”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那张已经发黄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们年轻得不像话，身后站着穿军装的战友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熟悉的面孔，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当年的欢声笑语。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雪梅端着茶杯走过来。

“还记得司令员那辆红旗车吗？”我问。

她笑了：“咋不记得，坐垫是真皮的，软乎着呢！”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照片上，那些年轻的笑脸仿佛在发光。我忽然明白，那段军旅岁月就像这阳光一样，永远温暖着我们的记忆。

来源：晓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