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国有企业”，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中国的“央企”“地方国企”，但美国的“国企”却像藏在自由市场帷幕后的“特殊角色”——它们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是联邦政府直接运营的“官方机构”，有的是政府控股的“私人公司”，甚至还有地方政府持股的“市政企业”。这些企业既不姓“国
提到“国有企业”，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中国的“央企”“地方国企”，但美国的“国企”却像藏在自由市场帷幕后的“特殊角色”——它们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是联邦政府直接运营的“官方机构”，有的是政府控股的“私人公司”，甚至还有地方政府持股的“市政企业”。这些企业既不姓“国”也不姓“私”，却在能源、交通、住房、金融等领域扮演着“市场补位者”的角色。
本文将带你揭开美国“国企”的神秘面纱，通过分类解析、典型案例和争议讨论，理解这个“自由市场中的政府工具”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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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的“国企”到底是什么？——从定义到分类
要理解美国的“国企”，首先需要打破一个认知误区：美国没有中国语境下的“国有企业”。根据美国法律，政府直接拥有的企业被称为“联邦政府公司”（Federal Government Corporations），而更多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则被称为“政府相关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GSEs）或“政府资助企业”（Government-Supported Enterprises）。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 政府背景：由国会立法设立，部分或全部资本来自联邦、州或地方政府；
- 公共使命：承担市场不愿或无法有效提供的服务（如邮政、农村信贷、公共交通）；
- 市场化运作：多数企业需自负盈亏，但享受税收减免、政策支持等“特权”。
根据所有权和职能的不同，美国“国企”可分为四大类：
1. 联邦政府直接运营的“官方机构”（Federal Agencies）
这类企业由联邦政府全资所有，直接隶属某个政府部门，承担全国性公共服务职能。最典型的是美国邮政署（USPS）——成立于1775年（早于美国建国），负责全国信件、包裹的投递，是美国唯一覆盖所有地址的邮政服务提供商。
2. 政府资助企业（GSEs）：市场失灵的“救火队员”
GSEs由国会立法设立，通过私人资本运作，但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如信用背书），目的是解决市场无法有效服务的领域。最著名的是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负责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企业，曾支撑起美国70%的房贷市场。
3. 州/地方政府所有的“市政企业”（Public Utilities）
州、县或市政府控股的企业，主要提供区域性公共服务，如电力、供水、公交等。例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联邦政府下属，但覆盖田纳西州及周边7州）、洛杉矶水电局（LADWP）（洛杉矶市政府全资，负责区域电力供应）。
4. 混合所有制企业：公私合作的“试验田”
部分领域由政府与私人资本共同持股，政府保留战略决策权，私人资本负责运营。例如美国铁路公司（Amtrak）——联邦政府持股79%，其余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持有，承担全国城际铁路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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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案例：美国“国企”的生存图鉴
为了更直观理解，我们选取四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国企”，解析它们的功能、争议与生存逻辑。
1. 美国邮政署（USPS）：百年老店的“生存之战”
成立时间：1775年（大陆会议设立“邮政总局”）；
职能：全国信件、包裹投递（覆盖99%的美国地址）；
现状：2023年日均处理邮件超5000万件，亏损超10亿美元/年。
USPS的故事，是美国“国企”最典型的矛盾缩影：它承担着“普遍服务义务”（即使偏远山区、亏损线路也必须投递），但又需在市场化竞争中自负盈亏。
- 历史辉煌：19世纪，USPS通过统一邮资（“一封信5美分”）和美国宪法赋予的“邮政垄断权”，成为连接美国各州的“信息血管”；
- 时代冲击：20世纪末，电子邮件、快递公司（如UPS、FedEx）崛起，USPS的信件业务量暴跌60%；
- 改革困境：2006年《邮政责任与增强法案》要求USPS提前支付员工退休金（75年费用），导致其背负超1800亿美元债务；2020年后，疫情下的电商包裹激增虽带来转机，但USPS仍需依赖政府拨款维持运营。
争议焦点：是否应该私有化？保守派认为“市场能解决的事，政府不该插手”；进步派则强调“偏远地区的邮政服务是公民权利，不能因亏损取消”。
2. 房利美与房地美（Fannie & Freddie）：房地产市场的“隐形推手”
成立时间：房利美（1938年）、房地美（1970年）；
职能：购买银行发放的房贷，打包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出售给投资者，为房贷市场提供流动性；
现状：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政府接管（持股超80%），2023年管理资产超8万亿美元（占美国房贷市场65%）。
这两家企业的存在，源于美国“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目标——银行不愿发放长期房贷（资金回笼慢），房利美和房地美通过“兜底”风险（政府隐性担保），让银行愿意以低利率向普通人放贷。
- 黄金时代：1990-2000年代，美国房贷利率从10%降至4%，房利美和房地美功不可没；
- 危机爆发：2000年后，两家企业为追求利润降低贷款标准（如“零首付”“次级贷”），最终引发2008年次贷危机（损失超1.3万亿美元）；
- 政府接管：危机后，美国财政部注资1900亿美元救助，两家企业转为“政府控制企业”，但仍保留市场化运作。
争议焦点：是否应该限制其权力？批评者认为它们“大而不能倒”，绑架了美国经济；支持者则说“没有它们，30年固定利率房贷将消失”。
3.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公共事业的“成功样本”
成立时间：1933年（罗斯福新政产物）；
职能：田纳西河流域的水电开发、电力供应、防洪减灾、环境保护；
现状：覆盖7州（田纳西、肯塔基等），服务超1000万居民，电力成本比全美平均低15%。
TVA的故事，是美国“国企”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它用政府规划弥补了市场在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失灵。
- 背景需求：1930年代，田纳西河流域因滥伐森林、无序开发，成为“美国最贫困的地区”（疟疾肆虐、农田荒废）；
- 政府介入：罗斯福签署《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法案》，授权其“开发流域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运营模式：TVA既是“电力公司”（发电、输电），又是“环保机构”（治理污染、恢复生态），还是“经济引擎”（吸引制造业投资）。例如，它建设的水坝不仅发电，还控制了洪水；它运营的化肥厂降低了农民成本；它的旅游项目（如大烟山国家公园）带动了区域经济。
成功秘诀：明确的目标（“消除贫困+开发资源”）、灵活的运营（允许盈利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政府的长期支持（免州所得税、低息贷款）。
4. 美国铁路公司（Amtrak）：公共交通的“倔强生存者”
成立时间：1971年（由联邦政府组建，整合破产的私营铁路客运业务）；
职能：全国城际铁路客运（覆盖46州、2.1万英里线路）；
现状：2023年日均载客超8万，亏损超10亿美元/年，但仍是美国长途客运的重要补充。
Amtrak的存在，反映了美国在“效率”与“公平”间的妥协——尽管私营铁路公司已放弃长途客运（转向货运），但政府仍需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出行权利。
- 成立背景：1960年代，美国私营铁路因亏损纷纷破产，大量偏远地区失去铁路连接；
- 运营困境：Amtrak需使用私营铁路的轨道（支付高额“路权费”），但乘客量不足（仅为欧洲高铁的1/10）；
- 政策保护：联邦政府每年拨款超20亿美元补贴，部分线路（如“东北走廊”纽约-华盛顿）实现盈利，但90%的长途线路仍亏损。
争议焦点：是否应该关闭亏损线路？支持者认为“公共交通是社会福利”；反对者则说“纳税人的钱不该养‘僵尸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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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国企”的三大特点与深层矛盾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总结美国“国企”的三大特点，以及它们背后的制度逻辑。
1. 特点一：“公共使命”优先，但拒绝“纯公益”
美国“国企”的设立目标明确——解决市场失灵（如偏远地区邮政、低收入住房、区域电力）。但它们不依赖财政全额拨款，而是通过市场化运作（收费、发行债券）覆盖成本。例如：
- USPS的邮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90%，政府仅补贴亏损部分；
- TVA通过出售电力（均价7美分/度，低于私营电力公司的10美分）盈利，再用利润反哺环保项目。
这种“有限市场化”模式，既避免了“纯公益”的低效（如完全依赖财政拨款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又防止了“纯私营”的逐利性（如私营铁路放弃长途客运）。
2. 特点二：“政府背书”与“独立运营”的平衡
美国“国企”享受政府的隐性支持（如信用担保、税收减免），但运营上保持独立。例如：
- 房利美和房地美虽由政府接管，但仍以“私人公司”身份发行债券（投资者相信“政府不会坐视其违约”）；
- TVA由国会授权成立，但董事会成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日常运营不受政府直接干预。
这种“松散控制”模式，既保证了企业的灵活性（避免官僚主义），又确保了其服务公共目标的初心（政府可通过立法调整其职能）。
3. 特点三：“普遍受益”与“利益集团”的博弈
美国“国企”的存在，本质上是“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妥协产物。例如：
- USPS的偏远地区投递服务，惠及农民、山区居民，但城市居民可能觉得“多交了邮费”；
- TVA的低电价吸引了制造业投资（如田纳西州的汽车工厂），但也导致私营电力公司游说国会限制其扩张；
- Amtrak的长途线路亏损，但沿线城市的议员会联合施压，要求保留“家乡的铁路”。
这种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国企”往往带有“地域保护”色彩——它们更愿意服务政治影响力大的地区（如摇摆州），而非纯粹按市场效率分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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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国企”的启示：自由市场之外的“政府工具”
美国的“国企”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有限政府干预”的实践——它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但在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等“民生刚需”领域，通过设立“政府相关企业”填补市场空白。
对中国而言，这种模式提供了三点启示：
1. 公共服务的“精准覆盖”比“全面国有”更重要
美国“国企”不追求“覆盖所有领域”，而是聚焦“市场做不好、政府必须做”的环节（如偏远邮政、农村信贷）。中国国企改革也可借鉴这一思路：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化“精准供给”。
2. 市场化运作是“国企”可持续的关键
美国“国企”大多保持盈利（或部分盈利），核心在于它们并非“吃财政饭”，而是通过市场化服务覆盖成本。中国的公益性国企（如地铁、公交）也可探索“交叉补贴”模式（如用商业地产收入补贴票价）。
3. 制度设计需平衡“公共利益”与“利益集团”
美国“国企”的争议（如USPS的私有化争论、房利美的监管难题），本质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国在推进“国企改革”时，需通过立法明确“公共使命”，并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方式，减少利益集团的不当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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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美国“国企”的本质——自由市场的“必要补充”
美国的“国企”不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而是“自由市场的高级形态”——它们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弥补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从USPS的百年坚守，到TVA的区域振兴，再到房利美的危机与重生，这些企业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市场经济，从不是“市场万能”的神话，而是在承认市场局限性的基础上，用制度设计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当我们讨论“国企”时，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在市场无法独自解决问题的领域，政府该如何作为？美国的答案或许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种思路——用“有限干预”守护“无限可能”。
来源：淮都王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