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隋书》《新唐书》记载，昭武九姓的祖先原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匈奴侵扰西迁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形成以康、安、石、曹、米、何、史等为代表的城邦国家，皆以“昭武”为姓。

据《隋书》《新唐书》记载，昭武九姓的祖先原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匈奴侵扰西迁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形成以康、安、石、曹、米、何、史等为代表的城邦国家，皆以“昭武”为姓。

汉唐时期，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大规模东迁，甘州因其“外通哈密，内接关辅”的枢纽地位，成为他们进入中原的关键节点。早在汉武帝时期，康居王后裔便率部迁居张掖，至唐代，张掖县户籍中已出现曹国人曹致失鼻等粟特居民。这一迁徙浪潮既源于粟特人对商业利益的追逐——甘州作为丝绸之路上“胡商交市”的中心，为其提供了转贩丝绸、珠宝、马匹等商品的绝佳条件，也受到政治环境的推动。例如，突厥崛起后，部分粟特人被迫依附突厥部落，东突厥降唐时，昭武九姓随之迁入河西，唐王朝为安置他们设立六胡州，甘州成为重要的聚居地之一。六胡州最初设于灵、夏二州南界，后迁至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一带，其中含州城遗址位于鄂托克前旗乌兰道崩嘎查。

甘州粟特人不仅以商团形式活跃于丝路贸易，还通过担任地方官员融入当地社会。北周时期，康居国王后裔康业曾任罗州使君、雍州呼乐等职，卒后被追赠甘州刺史，其墓葬中发现的围屏石榻及线刻图案，既保留了粟特人宴饮出行的生活场景，又融入汉地四神、莲花等元素，彰显了其在河西的政治地位与文化融合。

粟特人依托甘州的交通优势，建立起横跨欧亚的贸易网络，从西域输入汗血马、玉石、香料，向中原输出丝绸、漆器，同时将葡萄、胡瓜等作物引入河西，深刻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敦煌文书中记载的“兴胡”与汉人、行客并列，显示粟特商人在甘州拥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兴胡”作为未著籍的商胡，需在地方登记并承担商税，但不负担赋役，其贸易活动受到唐朝政府的监管与保护。

粟特人将祆教信仰带入河西，甘州“西祆神”祠的存在，印证了其宗教活动的延续性。他们以火祆教维系族群认同，同时吸收汉地佛教、儒家文化。例如，康业墓中既有袄教祭司形象，又有佛教莲花纹饰，反映出多元信仰的共存。祆教仪式中的幻术表演（如铁钉贯穿身体）成为吸引信徒的重要手段，而祆主作为宗教领袖，兼具商队首领与祭司的双重身份。音乐舞蹈方面，粟特人擅长的胡旋舞、柘枝舞通过甘州传入中原，成为唐代文化的重要元素。曹国琵琶高手安叱奴、石国舞蹈家石宝山等，均以技艺进入唐代教坊。此外，粟特文字的传播对突厥、回鹘等民族的文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间接推动了河西地区的文化整合。

安史之乱后，粟特人在甘州的势力逐渐势微，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深刻融入当地社会。元代甘州路的米粮市、皮毛市等商业形态，仍可见粟特人商业传统的影子。考古发现的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以及敦煌壁画中的胡商形象，成为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如今，临泽等地的昭武九姓后裔虽已融入汉族，但其独特的姓氏、民俗及历史记忆，仍在河西大地上延续着丝路文明的交融印记。例如，临泽县昭武村的粟特后裔与襄阳康湾村的康姓家族保持着文化联系，其姓氏分布与民俗活动仍可追溯至粟特传统。

昭武九姓在甘州的历史，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缩影。他们以商业为纽带，将中亚与中原紧密相连，在甘州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其影响至今仍可从地名、民俗、艺术等层面寻得踪迹。

来源：西北小故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