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2年4月8日，晚上11点钟，夜已经比较深了，杭州西湖的游客纷纷离去，西湖边上的镜湖厅茶楼也已熄灯打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却在这个时候走来。他们不是一路人，但碰巧，他们都来到了镜湖厅茶楼外的凉亭。

2002年4月8日，晚上11点钟，夜已经比较深了，杭州西湖的游客纷纷离去，西湖边上的镜湖厅茶楼也已熄灯打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却在这个时候走来。他们不是一路人，但碰巧，他们都来到了镜湖厅茶楼外的凉亭。

先是女人在亭中坐了下来，喝酒，片刻之后，男人的身影从黑暗中闪了出来，沉默了一会儿，问：“大姐，怎么一个人喝酒？”

女人说：“心情不好。”

男人说：“我心情也不好。”

女人便说：“你也喝吧，我请你喝酒。”

男人说：“好，我喝。”

在这林木叠翠、曲径通幽之处，此时微风习习，月朗星稀。

这样的情节，很容易让人想起金庸。西湖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而这两个人，真像是书中天马行空的游侠，行踪飘忽，心情黯淡，遇上了，没有客套，没有寒暄，只凭水酒一杯，相酬一面之缘。

果真如此，4月8日的镜湖厅之夜无疑是非常美妙的。可惜的是，这不是《笑傲江湖》，这是实实在在的杭州西湖，这里也没有翻云覆雨的大侠，有的是和我们一样的肉胎凡身。

这个夜晚，女人死了。

女人死得很惨，头颅被打碎了，凶器看样子是一种钝器，沉重，有力，相比之下，人的肉体是那样脆弱，不堪一击。女人的头显然不只挨了一击，因为出血点有五处之多，流尽了她身体里的血。她很痛，曾经满地滚爬，所以好大一片草被压得凌乱不堪。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到湖边晨练的老人发现她时，她蜷缩在镜湖厅茶楼一个偏门的石阶上，无神的眼眸静静地盯着五步之外的西湖水，像是表达着一种晦涩的渴望。

杭州公安局西湖分局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

勘查现场，从这个女人的衣着上看，她是一个有钱人，衣服都是很讲究的，手指上戴有一个很大的钻戒，双耳戴有钻石耳坠，后来经过鉴定，这些钻石也都是真的，不是拿有机玻璃蒙人的那种。同时这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虽然血迹斑斑，但仍可以看出她细腻的五官和保养得很好的皮肤。

法医给她年龄的定位，是35岁左右。

在凉亭的石桌上，放有三罐“西湖”牌听装啤酒，罐体上均检出了她的指纹。

一个有钱的、漂亮的、自带啤酒的女人，莫名其妙地被杀害在西湖边上。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的死，给醉人的西湖添了一个恐怖的谜。

一个名叫关伟良的男人是看了4月10日的《杭州日报》后找到专案组的。当天的报纸发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一女子遇害西湖边有谁认识她》，还配有一张受害人的面部照片。尽管受害人的头上打满了绷带，脸也有些变形，但关伟良讲，他只看了一眼，心就碎了，因为这个女人正是他刻骨铭心深爱的女友，名叫严郁琪。

围绕严郁琪死因的调查，当然就从关伟良这里开始了。

关伟良是6年前认识严郁琪的，那时，她是杭州一家商场站柜台的营业员，关伟良去逛商场，一见她的美貌就惊呆了，疑为天人。后来他几经周折，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终于结识了这位美女。

关伟良在刑警队讲起了他和美女之间的故事，他的眼中满是悲伤：

严郁琪是山西大同人，22岁那年嫁到了杭州，生有一子。关伟良认识她后，偶尔会在她的脸上看到青色指印，那个时候她和丈夫经常打闹，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关伟良是生意人，有钱，仗义，他执意结识一个美女也许仅仅是他这种人的爱好，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企图，但严郁琪的不幸，却激起了他英雄救美的豪情。

有一次，郁郁寡欢的严郁琪说想离开家一段时间，关伟良便向朋友借了一套房子，帮她安顿下来。此后，两人关系日渐密切，他们上了床，严郁琪也离了婚。

于是关伟良也要离婚。因为是自己有了外遇，离婚时他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就把房产、存款都留了下来，自己净身出户，名正言顺地和严郁琪搬到了一起。

那么，关伟良怎么能允许心爱的女人独自在深更半夜跑到西湖边喝酒呢？

关伟良唠唠叨叨地继续讲述，大意是，相爱容易相守难。

刚开始还好，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但关伟良没敢在温柔乡里陶醉太久，因为他们没钱，而他想给心爱的女人买钻戒，还想买房结婚。幸好，他的社会关系还在，他仍然是一个成功的老板，于是他更加投入地做生意，赚钱。

但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男人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女人，时间久了，严郁琪就不高兴了。她喜欢喝啤酒，酒量不大，两瓶也就差不多了，但她心情不好就喝，喝完酒就兴奋，就说刻薄话，抱怨关伟良不关心她。

关伟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生意就要天南海北地奔波，就要没日没夜地打拼，回到住处他一身疲惫，总想好好休息休息，可女人总是没事找事地闹事，这让他非常恼火。后来，他们哪次见面不吵架，就都很满足了。

有时为了避免吵架，关伟良干脆躲开，住到宾馆里，这样两人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经常独守空房的严郁琪断言，关伟良在外面有了新欢，误解也就越来越深，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也曾多次分手，但两个人确实又是有感情的，每次分手后都又很快和好，因为想想还是对方最好……

关伟良说得很细，琐琐碎碎讲了一大堆事儿，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之间既有关爱也有伤害，他们是一对冤家，也是彼此的亲人。

但最后两人还是分了手。关伟良强调说：“最后这一次是真的。”

他爱她，但因为误解和伤害，所以他一直没有下决心结婚，严郁琪就总是催他。有一次严郁琪喝完酒说到结婚的问题，一醉一急一闹，竟拿起菜刀，把床头砍得稀巴烂。这样一来，受到惊吓的关伟良不但不敢结婚，而且下了彻底分手的决心。

刑警到严郁琪的住处看过，床头确实有刀痕，关伟良没有说谎。

关伟良租了新的房子搬出去，然后和严郁琪商量“好聚好散”。临走，关伟良给严郁琪留了一万元钱，说：“这些钱你先用着，过阵子我会收回来一笔货款，到时给你开个店。”

可是只过了一个月时间，他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严郁琪死后的照片。

对关伟良来说，这无疑是天底下最残酷的事情，毕竟他们一起生活了5年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撕心裂肺地诉说着，旧日的无数欢爱涌上心头，大把大把的眼泪溅落脚下。看得出，他的心确实碎了。

关伟良如泣如诉的故事并没有给破案带来帮助，倒是他提供的两个细节，直接导致了本案元凶落网。

起初，专案组并不能肯定这个案件是抢劫杀人，因为受害人的戒指、耳坠和现钞都留在身上。但关伟良反映，严郁琪随身总是带着一个手机和欧米茄手表，这两个物件却都不在现场。最后，我们在二手手机市场找到了严郁琪的手机，这样，也就把销赃人张勇强揪了出来。

专案组抓获张勇强的时候，那个估价为6000元的名贵欧米茄手表挂在他腰间。他说，这是对一个女人的纪念。事后证明，确实很难说这个案件就是抢劫杀人。

张勇强刚刚蹲完7年监狱，恢复自由身仅仅8个月，就又进了班房。而这一次，杀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他心里是清楚的。

张勇强曾是个苦命的孩子，3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受不了打击，患精神病失踪，他是靠亲戚的接济、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19岁那年，他被一个盗窃团伙拉下水，犯了盗窃罪被判刑，当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已经是26岁的大男人了。

可以想象他回杭州后的境况。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住房，可以说，张勇强不占有任何一种现代都市人赖以活命的资源。

于是张勇强也就断了最后一线回归主流社会的希望，他不得不继续靠捡破烂为生，终日与垃圾为伍，苟活在城市的边缘。这样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2002年4月8日夜晚。

本文一开始在镜湖厅茶楼外凉亭里的那一幕，都是张勇强供述的。

那天夜里，张勇强和那个女人在西湖边相遇，就想跟她说说话。张勇强反复强调，一开始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只是想找个人说话而已，他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和谁说过话了。结果一搭讪，那个女人态度很好，竟要请他喝酒，这让他整个身子都颤抖了，他很激动。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当他真的伸出手去拿啤酒的时候，说不清为什么，那个女人却突然站起身来，像是意识到什么似的，转身离去。这让张勇强愣住了，他忽然觉得五脏六腑起了一阵翻江倒海的波澜，一股邪气直冲上来，就像着了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刚刚捡来的铁榔头，追上去便朝女人的头上砸。

一边砸，他还一边问：“怎么样，大姐，痛吗？”

张勇强说那很像是一个黑夜里的怪梦，那个女人很平静地倒了下去，没有呼喊，也没有回头，简直就是心甘情愿地死在他手下，而他，一直到被捉，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凶狠的举动。

是的，他砸了那女人很多下，但他丝毫没有掠夺她财物、侵犯她美色的念头。女人的手机摔在了草地上，手表也脱落了，他离开时顺手捡走了，这符合一个捡破烂的人从地上捡走值钱物件的习惯。手机他卖了，换了几顿饭钱，而手表被他挂在了腰间，因为他事后想想，那个女人其实很好，不但和他说话，而且还请他喝酒，他要“纪念她”。

张勇强说，如果那个女人一开始不理他，他也许就走了，也许大家都不会出事。

那么，她为什么竟然理了他？在夜半之时、僻静之地，严郁琪为什么会和一个陌生男人说话？

张勇强本人想不通，而这，也是本案一大悬念。

碰巧，严郁琪写有一些日记，在办案中翻阅了那个本子，从其中的只言片语，解读出了事情大概的因果。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骨子里非常浪漫又非常刚烈的女人。22岁那年，家在山西大同的严郁琪，爱上了一个从杭州到大同购煤的供销员，她要嫁到杭州去。父母嫌杭州太远，坚决反对她的婚事，她在一篇回忆旧事的日记中写道：“那时候真可笑，感觉自己就是西子湖边的白娘子，要嫁许仙，谁反对谁就是老法海，不共戴天。”

然而，从关伟良的讲述中已经知道，杭州对于这个女人并不是天堂，她浪漫的婚姻破裂了。她和关伟良相识相恋的过程，在日记里没有显示，看得出她总是在心情不好时才写日记，所以第一次提到关伟良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危机，也就是像关伟良说的那样，“哪次见面不吵架，大家就都很满足了”。

她写道：“这几年来的爱，充满了眼泪和无奈，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相爱。也许他从心底根本没有真正爱过我，所以在他眼里我才蛮横无理。同床共枕几年，他都在做自己的梦。也许在梦里，他曾想着我，我也想着他，但在他转身离去的时候，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也许还有一个比我更体贴、更爱他的女人在照顾他，他才会不顾我的孤独而去。”

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之下，严郁琪喝酒、闹事、说刻薄话的怨妇形象，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2002年1月9日，严郁琪写道：“这几年，不是夫妻又不是情人的生活，已经让我受不了了。漫长的5年啊！一夜又一夜！他之所以这样拖着，无非是承担不起对我一生的责任。永远没有家，生活就这样吊着，吊得我难受极了。”

这长久的压抑总是需要发泄的，而性情刚烈的严郁琪选择了刚烈的方式。在啤酒的作用下，她拿起菜刀一阵挥舞，发泄了情绪，砍烂了家具，也吓坏了关伟良。一对又爱又恨的伴侣，就此分手。

关伟良所说的“真正的分手”，是在2002年3月1日。这天晚上，严郁琪笔调沉重地写道：“看来这回我们是真的分开了，分得那么匆忙，那么坚毅，那么毫无顾忌。这一夜，很静，很凉。打完麻将回来，买了啤酒，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看身边只有路灯下的影子，踏着冰凉的月光，心里塞满了忧伤。”

因为爱着，3月1日分手后，严郁琪几乎每天都写一大篇日记，孤独、怀疑、伤心、悔恨，各种各样的情绪像毒蛇一样将她紧紧包围。

在3月15日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她当天曾去找过关伟良，闹得很厉害，惊动邻居打了“110”，最后，两人还到派出所接受了调解。

这样，到了4月8日晚上，一个漂亮女人独自跑到西湖边上喝闷酒，并毫无戒备地跟一个陌生男人说话，就有了理由。

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她为爱所伤、为情所困，已经乱了方寸。

夜半更深，两个孤独的都市游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一个是有钱的漂亮女人，一个是赤贫的流浪汉，在常态下，他们有着云泥之别，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但在共同的、极度的孤独感驱使下，他们竟然匪夷所思地坐在一起对话，就像金庸笔下惊世骇俗的大侠。

当然，他们都不是大侠，所以说了那么几句之后，严郁琪忽然意识到了危险。一个单身女人在黑暗僻静之地与一个陌生男人近距离遭遇无疑是危险的，这时候本能的警惕性起了作用，严郁琪迅速恢复了常态，离开了凉亭。

她根本没有想到，她的行为在张勇强身上产生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正如这个男人交代的那样，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所以此时一个女人陪他说话，已经让他极度地兴奋和感激，何况，这个女人还要请他喝酒！可是，话音未落，女人陡然变脸，冷冷地走开了，这一下子又把张勇强打入了冰窖。长期的孤独已经使他的内心极度地脆弱，而这骤热骤冷的强烈刺激，使他的神志崩溃了，身心疯狂了。

他着了魔似的冲上去，带着对抛弃了他的所有人的仇恨，拼命地向离去的女人头上痛击。也许他并没有想到要杀人，所以他一边击打一边还关切地问，大姐，怎么样，痛吗？他，只是要宣泄一下自己的孤独。

严郁琪便凄然地倒了下去，她竟然没有呼救，没有回头，而是心甘情愿地受力。也许她对生命有着无限的眷恋，可是，她想结束自己的孤独。

于是，整个事情就发展成为案情。孤独，才是本案真正的杀手。

不久后，张勇强依法被判处死刑。

来源：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