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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生育时代
著者：沈洋 蒋莱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10
生育对于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野千鹤子为何认为生育与否都是地狱？
“社会学”x “都市妈妈”
用女性主义的眼光带你看中国女性真实的婚后故事：
孩子跟谁姓？
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生一孩、二孩还是三孩？
女性是快乐妈妈还是绝望主妇？
令人失望的是丈夫还是婚姻本身？
……
异性恋婚姻是否还值得期待？女性主义者是否能迈入婚姻与家庭？
两位女性主义学者——沈洋与蒋莱，带领你一起探寻生育这个黑箱。
本书不仅是一份对中国都市妈妈生活状态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多元角色的深入思考。通过这些妈妈的故事，读者得以一窥她们在欢笑与泪水、坚持与妥协中的真实生活，感受她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性别环境中应对生育抉择和母职实践的挑战。
2022 年 3 月，时值最新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冲击上海。一个平常工作日，大学法学老师、同时在校外担任兼职律师的仇臻娅去位于郊区的高校上课，突然收到通知，因学校出现核酸异常病例，所有师生就地驻扎，实施“7+7”隔离检测，至少须在办公室 住上 14 天。与之同时，上海某科研机构副处长李佳莉已每天带着洗漱包上班。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同事和职工遭遇突发性封控，被关在小区内；另一边，单位收到市级机构求助，恳请安排研究所内的研究生前往大型核酸集中检测点协助抗疫。这两边双向夹击，大大增加了李佳莉的工作量，并让她做好了随时封在单位，回不了家的准备。
仇臻娅和李佳莉都是二孩之母。臻娅的大女儿去年中学毕业， 在全球疫情未消的时代洪流下“逆行”前往美国西海岸就读寄宿高中，现在反而是最不用担心的；小学三年级的小儿子又开始了这届儿童不陌生的居家学习和“空中课堂”。幸好家里有全职爸爸坐镇，臻娅索性既来之则安之，一边上网课一边报名了校园志愿者工作。
佳莉的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一个还在幼儿园大班，这年纪下无法上学的男孩子们在家里会掀起的巨量家务和情感劳动，光想想就头痛。双方父母都在老家，已经进不来上海，一切只能交给全职在家的爸爸。佳莉不得不承认，这种非常时期，全职爸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当 2017 年我们第一次访谈二孩妈妈们时，为了充分了解女性在母亲角色和职场角色交织下的纠结，我们刻意在职业女性当中寻找已经生育两个孩子的受访者。访谈中屡屡触及全职妈妈是否—— 或是曾经或是未来——会成为她们的一个选择？大多数妈妈也确实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全职爸爸则是一个完全在选择之外的概念——大多数爸爸都有一份看起来十分光鲜的职业，并十分自然地忙于工作，疏于育儿。就说本章提及的这两位二孩妈妈，当时仇臻娅的丈夫在外企任职，李佳莉的丈夫则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势，正热火朝天地和朋友联合创业。不过，几年后的续访得知， 两家的爸爸们居然都成为没有工作收入、生活以育儿和家庭为中心的全职爸爸。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二孩妈妈对此又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的？不禁引起我们极大的好奇。
按部就班的前半生
回顾前半生的历程，仇臻娅和李佳莉都以为自己会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很难说是主动还是被动地选择，或是有意无意的力量，把她们推到了家庭中那个通常不属于女性的“顶梁柱”之位。
仇臻娅是辽宁人，出生于 1975 年，是家里的老大。1979 年东 北实施起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属于 “超生”。原生家庭为此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当时不仅遭到罚款， 母亲还被单位开除。她说：“这还是找人情的结果，按照政策是要 ‘双开’的，那还怎么过？要说起来，我们那边的父母官还是比较 通人情的。”仇臻娅在外表上完全找不到那些常被贴在北方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她个头十分娇小，留着一头中年女性少见的长卷发， 定期去美容院做保养的皮肤细洁柔亮，着装精致讲究，开口温言软语，时不时就来一番自我解析：“你别看北方女生好像个性很突出、很开朗奔放似的，我们骨子里是非常传统 , 非常女性化、家庭化， 非常小鸟依人的。”
尽管那个年代三孩家庭的日子不宽裕，但臻娅却打心眼里喜欢多子女的家庭。从小她和弟妹互相帮衬，如今她也会经常想着弟妹的生活和发展，替他们操心安排。她怀念和兄弟姐妹一块儿长大的快乐，感到身为大姐锻炼了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心。如今有弟弟在老家陪着父母，这也让她放心。她说：
有一年我妈病了，我妹妹在北京，我在上海，我弟弟跟我妈在一起，我弟弟和我弟媳妇就全搞定了，帮了特别大的忙。如果说就我一个的话我是不是得回去吧，我要不回去的话她得怎么办，对吧？所以多生几个好呀，哈哈……其实如果可以我还想再生呢！
说这话时，臻娅的二宝才 4 岁，是她以 38 岁的高龄在美国访学时生的。受高中政治老师的影响，臻娅大学选了法律专业，毕业后考到上海读研，顺顺当当留校做老师。她是一个规划感特别强的金牛座，在单位站稳脚跟后，27 岁结婚，28 岁买房，29 岁怀孕，初为人母。
理论上，像仇臻娅这样 30 岁才初次生育的高学历女性，和通常想象中的二孩妈妈形象很不相符。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女性生命节奏中的婚育时点一度备受社会舆论关注，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就是“剩女”一词的甚嚣尘上、广为流行。据长期观察“剩女歧视” 现象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者陈亚亚考证，“剩女”通常指 27 岁以上尚未结婚的女性，带有贬义。这个词是怎么出现并逐渐成为 热词的，如今很难清楚溯源，但它大概是在 2006 年时就已在网上相当流行。2007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 第一次收录了“剩女”；全国妇联官网也在同期提出“剩女”问题。主流舆论都视“剩女”为一种新出现的、急需解决的社会现象。而解决方案就是帮她们去结婚。
为什么女性过了 27 岁不结婚，会成为一个可以在街头巷尾、报纸、杂志、文娱影视等各种媒介上议论纷纷、口诛笔伐的社会问题？微博名医、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张羽和著名播 客节目“随机波动”的一次交流中，提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观点—— “最佳育龄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并非被社会大众广义接纳的常识，只要搜索“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我们会看到大量这样的 标题：
专家：女性 22—28 岁生育最佳，你打算什么时候生？
院士说：25—28 岁是生育的最好年龄，真不是骗你生孩子
女性 22—28 岁生育最佳，28 岁以后生育机能衰退
#备孕 #女性 22 到 28 岁生育最佳，育龄期夫妻最好在25—28 岁科学备孕
张羽医生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最佳生育年龄有绝对的门槛，就是 21—30 岁。但是我们能够按照医生的教科书去生活吗？不可能。然而科学概念流传到社会大众层面，最佳育龄范围不仅被限定得更严格更精细，甚至可能成为推波助澜的社会力量：是不是因为 28 岁被认为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上限，于是相应的，27 岁就成了最佳婚龄的上限？难道“剩女”的称法和定义，正由此而来？
当然，一种社会认知的建立过程绝不会如此简单、如此功利， 甚至，如此“鸡贼”。但无法否认的是，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多年间， “剩女”这个称呼对中国女性造成的婚嫁舆论压力一度十分严重， 围绕于此的“逼婚”文化和“反剩女”歧视运动都在网络上下引发 过一次次热搜和争议，直到 2017 年 7 月 27 日，《中国妇女报》发布的性别歧视类禁用词中，“剩女”赫然在列，标志着在这一个议 题上社会心理的转折，同时也带动了舆论场的反转和社会现状的改 变。2007—2017 年，历史中不过匆忙一瞬，但在我们聚焦的 70 后、 80 后女性中，这段时间恰恰是她们的婚育年龄段，社会文化的冲击在所难免。
30 岁前的李佳莉，一直有点恨嫁。多年后回忆起来，当相亲认识、交往不久的男友和她母亲提出结婚安排时，她有点蒙，但似乎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而最高兴的是一向疼爱她的父亲：宝贝女儿终于要出嫁了。对此，在佳莉看来，这既有她们山东人的传统心理，也因为她虽身为学霸、在学业和职业上都成绩斐然，但内心其实从不抵触做个“小媳妇”，她把这概括为“听话”。她回忆道：
爸爸是工厂里的工人，妈妈是小学老师，还有个弟弟。家里并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现象，很重视教育，鼓励我们多读书。我爸爸脾气很好，从不抱怨，从来不会指责我们……原生家庭是很幸福的，所以从没想过有别的形式的家庭关系。
像我们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现在也是在体制内的单位工作，我感觉思想都太过于传统了。包括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一路成长， 非常听话，很重视家庭。如果家庭需要你扮演一个小媳妇，我是希望这样的。长那么大，我跟我丈夫私下吵过架，在家里人面前不太会跟丈夫起冲突。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我都不是愿意去掌控和提要求的，我会愿意去配合别人。
李佳莉研究生毕业前一年的年末就签约了一家台湾半导体公司，不料次年 5 月公司本部发生事故，和所有的大陆毕业生都解除了协议。她是学生干部、校优秀毕业生，和团委的老师熟。老师说上海的一个科研系统正好来招人，问佳莉要不要去试试。她想着上海挺好的，就来面试了，当场被单位看中，直接留下来工作。从一个工科毕业生成长为专职行政人员，在办公室、党办、外事、领导秘书等各个岗位都锻炼过，35 岁时获提拔成为副处长，前途大好。佳莉和丈夫是相亲认识的，两人同为山东老乡。她老家在最东边的沿海城市威海，丈夫王鹏老家则是最西边毗邻河北的聊城，分属“齐”“鲁”两国，符合山东人都懂的梗——“跨国婚姻”。起初最吸引她的，一个是王鹏高高大大的身材，符合她对男友身高的期待；另一个就是在上海市区工作听多了吴侬软语，王鹏那一口北方味的普通话令她倍感亲切。一直到共同生活、养育孩子，和双方家庭不得不建立起紧密、深入的联系之后，地域文化、家庭熏陶和处世方式的差异才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在两人的关系中。
作者简介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研究博士。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公共政策领域，长期聚焦于从社会性别视角探索公共政策、工作和家庭的联结以及家庭互动。出版专著Beyond Tears and Laughter: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蒋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拥有领导教育学博士学位和公共管理学博士后经历。研究领域包括公共政策、社会性别和领导学。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女性领导力研究》《女校教育的领导力培养与效能探究》等专著。
两人自2017年起开始合作研究二孩妈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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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