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在《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中强调，通过对文本内证、版本源流、历史文献的系统考证，是还原作品创作年代的核心方法。

一

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视角来看，基于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能够为探寻《红楼梦》成书时间提供严谨的学术支撑。

只有确定了《红楼梦》的成书最早和最晚的时间段，才能确定作者身份，进而通过研究作者来分析《红楼梦》的核心思想内容。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在《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中强调，通过对文本内证、版本源流、历史文献的系统考证，是还原作品创作年代的核心方法。

他主张摒弃主观臆测，运用实证主义“证据链”思维，通过梳理《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时间印记、脂砚斋批语的纪年线索，以及文本中反映的社会风俗、器物制度等历史信息，构建成书时间的科学论证体系。

浦安迪的研究范式与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中提出的“史料批判”原则相契合。

卡尔强调，历史研究需以客观史料为基础，通过交叉验证与逻辑推演得出结论。在红学领域，这种方法表现为对甲戌本（1754年）、庚辰本（1760年）等早期抄本的细致校勘，比对不同版本的文字异文、批语差异，从而确定文本形成的时间序列。例如，通过分析各抄本中“凡例”的存废、回目的调整，能够清晰勾勒出《红楼梦》从初稿到修订的演变轨迹。

此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亦可应用于《红楼梦》成书研究。近现代红学研究者可建立“清代中期社会文化特征”的理想类型模型，将《红楼梦》中反映的科举制度、服饰器物、园林建筑等细节，与乾隆年间（1736 - 1795）的历史文献、实物资料进行比对。为成书年代提供了有力佐证。

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中国的红学研究者，一代代的不断建设着红学的体系大厦，让她不断的完善，最后以一个伟岸，壮丽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近一百年来红楼梦成书时间，和作者身份确定有关的研究，红学家的贡献。

二

《红楼梦》成书时间的考辨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众多红学家从家世考证、文献学、版本学等多维度深入探究。

从文本所涉史实与文献角度分析，依据周汝昌在经典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中考证，曹寅出生于顺治十五年（1658 年），至康熙十年（1671 年）年仅14岁。在《红楼梦》第45回里，借贾母之口提及曹寅所著的《续琵琶》。

冯其庸在《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详细论述，这一情节绝非偶然，其清晰展现出作者对曹寅文学活动的熟悉程度，暗示作者与曹寅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中第11回描写贾敬过生日时，王熙凤点了《还魂》《弹词》两出戏。吴世昌在《红楼梦探源》中通过严谨的戏曲史研究指出，其中《弹词》出自洪昇的《长生殿》。

而《长生殿》创作完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从文学创作逻辑来讲，只有当作品问世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后，才有可能被《红楼梦》引用，因此《红楼梦》成书必然不会早于这一时间。

第45回提及的“《庄子因》”，乃是康熙年间林云铭所撰写的阐释《庄子》的著作。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提出，这一文献的引用为《红楼梦》成书时间设定了重要的时代下限，是研究成书时间不容忽视的关键线索。

从版本批语角度来看，甲戌本作为重要的《红楼梦》早期抄本，其第十六回回前总批写道“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同时在“现今江南的甄家”句旁批注“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

庚辰本在“独他家接驾四次”句旁批注“点正题正文”。

周汝昌、冯其庸等红学大家，通过对清代史料与曹家历史的系统梳理，详细论证了这些批语与康熙南巡的紧密关联。

赵冈在《红楼梦考证拾遗》中更是精准指出，“接驾四次”与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期间，于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三年、四十二年四次接驾康熙皇帝的史实完全对应。

并且结合批语中“忆昔感今”所蕴含的情感基调分析，这种回忆往昔、感慨当下的情绪表达，暗示作品创作时间应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由此推测成书最早或在康熙晚期。

三

除了曹寅生平、《续琵琶》在书中的引用，以及甲戌本、庚辰本中关于南巡的脂批等关键线索外 ，以下这些丰富且有力的证据链，能够进一步明确其成书下限不会早于康熙中期。

从工艺史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第52回对西洋画珐琅鼻烟壶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像“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等描述，与康熙晚期才传入中国的画珐琅技术高度契合。

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西巡抚陈元龙获赐珐琅鼻烟壶，这标志着该工艺正式进入宫廷，引起广泛关注。

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 Plaks）在其著作《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里着重强调的“文本 - 历史互证”原则，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西洋工艺元素在书中的出现，是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成书时间肯定无法早于康熙中后期，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相关工艺才有可能进入人们的生活并被写入文学作品之中。

索隐派曾将“窄裉袄”“银红撒花大袄”等服饰元素牵强附会地解读为政治隐喻，但实际上，这些服饰形制是源于明代的曳撒、褶子衣，经过满汉文化长期的交流融合，才在康熙朝逐渐定型。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里，通过系统全面的考证指出，书中对于“旗袍”“旗鞋”等满族服饰的描绘十分精准，与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康熙朝实物几乎一致。

这种服饰体系的成熟与稳定，完全排除了《红楼梦》成书于明末的可能性，因为明末的服饰特点与书中所呈现的康熙朝服饰风貌存在明显差异，从服饰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印记和演变脉络。

脂砚斋批语在破解成书年代这一谜题上，堪称关键的密码本。

西洋器物在书中大量涌现，更是那个时代特征的鲜明体现。《红楼梦》里自鸣钟、玻璃镜、西洋透视法画作等舶来品频繁登场，这与康熙朝中西贸易日益繁荣的历史轨迹完全相符。

比如第6回刘姥姥初见自鸣钟时那震撼的描写，与康熙三十五年（1696）传教士进献自鸣钟的宫廷记载相互呼应，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

陈大康在《红楼梦成书研究》中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发现，此类西洋元素在书中的分布密度，与乾隆朝文献所呈现的情况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为成书于清代中期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康熙朝，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西洋器物逐渐进入中国社会，尤其是上层贵族的生活之中，《红楼梦》对它们的描写，正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四

而在红学研究领域，在得知了《红楼梦》的最早成书时间后，再精准推断《红楼梦》的最晚成书时间是解开作者身世之谜与作品时代背景的关键所在。

从避讳制度的角度来看，乾隆皇帝名讳“弘历”，为避圣讳，清代官方将康熙朝沿用的《时宪历》更名为《时宪书》。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史湘云行酒令时明确提到“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

部分学者据此认为《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然而，深入考据发现，“时宪书”实为历代历书的通称，并非乾隆朝避讳后的专属名称。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已有《七曜星辰别行法》一卷，其题注即为“一作《时宪书》”。更早的汉代《礼记·月令》中“鸿雁来宾”的记载，同样出现在《红楼梦》酒令之中。

正如《纠正曹学对中“时宪书”的曲解》一文所指出，历书在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古称“通书”或“时宪书”，因此仅凭“时宪书”这一称谓，无法确凿判定《红楼梦》的成书下限，因此需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考证。

还有能确定《红楼梦》最晚成书时间的信息就是：关于“虎兔相逢大梦归”的判词争议，为其成书于乾隆时期提供了重要证据。

目前早期抄本中存在“虎兕相逢大梦归”与“虎兔相逢大梦归”两种表述，这种异文现象暗含时代线索。

冯其庸在《论庚辰本》中通过精密校勘发现，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早期抄本均作“虎兕相逢”，其中“兕”字为上古瑞兽，与“虎”并提凸显力量冲突，更符合《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柙”的古典语境。

而“虎兔”异文则集中出现于乾隆年间的抄本与刻本，如程甲本（1791）、程乙本（1792）均作“虎兔”。

学者推测，这一改动或因“兕”字在乾隆朝属冷僻字，加之“兕”音近“四”，与雍正第四子弘历的名讳存在潜在读音关联，出于文字避讳或刊刻便利的考量，在乾隆中后期的传抄过程中被改为更通俗的“兔”。

这种文本演变轨迹，清晰勾勒出《红楼梦》在乾隆时期持续传抄、修订的历史脉络，成为判定其最晚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铁证。

另外。乾隆时期的语言禁忌深刻作用于文本创作：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中指出：“曹雪芹以‘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的模糊处理规避文字狱风险，书中刻意回避清朝年号，改用‘末世’‘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等表述，并借神话框架（如太虚幻境）和家族琐事淡化政治色彩。”

书中对服饰、礼仪的描写同样暗藏玄机，例如将满族特有的“箭袖”称为“窄裉袄”，用“金陵”代指南京，这些隐晦处理既保留了时代特征，又避免触犯清廷忌讳。

吕启祥在《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中进一步揭示：“王熙凤语言中的俚语、歇后语（如‘老祖宗’‘现世报’）鲜活生动，却暗含对封建礼教的解构，这种‘对景’式表达既贴合人物性格，又巧妙避开直接批判。”

甚至连诗词创作也充满隐喻，林黛玉《咏白海棠》中“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表面咏物，实则借花喻人，以婉约笔触抒发情感，规避敏感话题。这些文本特征均与乾隆朝严酷的文化管制环境高度契合，从侧面印证了作品的创作与流传时限。

五

另外，在名物方面。西洋钟表在清代的传播轨迹，为推断《红楼梦》成书时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物质文化线索。

在《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中，作者对金表的描写细致入微：“宝玉听说，回手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这段文字不仅生动刻画了贵族子弟的生活细节，更暗含重要的时代信息。

清人赵翼在《簷曝杂记》卷二“钟表”条中记载：“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

文中提到的傅文忠公即乾隆朝权臣傅恒（1722 - 1770），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乾隆中期，钟表已从宫廷御用之物逐渐成为显贵府邸的常见奢侈品，甚至连府中仆从都普遍佩戴怀表。

而《红楼梦》中对金表的描写与这一历史背景高度契合，由此推断，该书成书时间不会晚于乾隆中期。

文献版本的互证研究，则为确定《红楼梦》成书下限提供了直接证据。

作为现存最早抄本之一的甲戌本（1754年），其第十六回回前总批写道：“《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

经考证，《女仙外史》由吕熊创作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三年（1701 - 1704），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正式刊行。

批语将《红楼梦》与《女仙外史》进行对比，说明在《女仙外史》刊行之后，《红楼梦》已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且这条批语的形成时间不早于1711年。

结合甲戌本抄录时间为1754年这一事实，可以明确推断，《红楼梦》成书下限不会晚于乾隆十九年（1754）。

值得注意的是，甲戌本等早期抄本的存在，暗示在1754年之前，《红楼梦》可能已经历多次传抄修订。

从版本学角度看，抄本中不同的批语、异文以及修改痕迹，都表明这部作品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不断被完善。

这也意味着，《红楼梦》的实际创作时间很可能更早，为红学研究留下了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研究者们可以从版本源流、物质文化、历史背景等多个维度持续深入，逐步揭开这部文学巨著创作年代的神秘面纱。

六

还有能确定《红楼梦》最晚成书时间的信息就是，书中对于乾隆时期社会风貌的描绘细致入微，从服饰器物到生活仪轨，均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高度契合，其中宝玉为芳官改名一事，更是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盛世景象。

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里，宝玉见芳官身着男装，颇具飒爽英姿，于是兴致勃勃地说道：“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

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 。”紧接着，他又不禁感慨：“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这番话不仅体现出宝玉的独特想法，更折射出当时社会对自身处于盛世的一种自豪认知。

彼时，清朝在乾隆的统治下，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积累与发展，国力强盛，版图稳固，经济繁荣。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央集权高度强化，官僚体系运转有序，诸多政策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融合，四方来朝的景象屡见不鲜，边疆地区稳定，正如宝玉所言“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 。

这是对当时政治局势相对和平稳定的一种文学性表达。经济上，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城市繁荣，《红楼梦》里贾府奢华的生活，如大观园的建造、日常饮食起居的讲究，像一顿螃蟹宴花费二十两银子，这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富庶程度。

文化领域，学术氛围浓厚，传统的诗词歌赋、绘画书法等艺术蓬勃发展，同时，西方的一些科技、文化也开始传入，书中宝玉给芳官改的“温都里纳”这个名字就带有西方色彩，体现出当时贵族阶层对新事物的接纳，也反映出乾隆时期对外交流虽有限但已存在的历史背景。

芳官听后，笑着回应：“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尽忠效力了。

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宝玉则笑着解释：“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

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

这段对话看似是主仆间的玩笑调侃，实则反映出当时普通民众在长期和平环境下，对国家繁荣稳定的认可与歌颂。

在乾隆时期，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相对安定，文化昌盛，教育普及，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朝廷的认同感都比较强，这种社会心态在书中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得以体现。

然而，在这看似繁荣的盛世背后，社会却已逐渐显露出衰败之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

贾府内部的腐败奢靡日益严重，家族管理混乱，子孙后代不学无术，坐吃山空。王熙凤放高利贷，年息高达36%，远超清代法定的20%上限 ，这反映出当时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与经济的潜在危机。

从社会层面来看，贫富差距悬殊，底层百姓生活困苦，阶级矛盾逐渐积累。

尽管表面上依然维持着繁华的景象，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看似强盛的社会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红楼梦》正是通过对贾府兴衰的细致描绘，展现了乾隆时期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败的历史过程 ，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社会风貌与历史变迁的珍贵文学资料。

七

通过版本源流、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节的多维度交叉考证，《红楼梦》的成书时间被精准锁定在康熙晚期至乾隆中期。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作者之争中，曹雪芹作为核心创作者的论断，凭借文本自叙与脂砚斋批语的双向印证，构建起无可辩驳的证据体系。

文本内证层面，《红楼梦》开篇即以独特的自叙性笔法，在楔子中留下作者身份的关键密码：“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段文字以第一人称视角，清晰勾勒出曹雪芹历时十载对书稿进行系统修订、编排与再创作的历程，直接确立其在文本形成中的核心地位。

脂砚斋虽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的调侃式质疑，却恰恰反证了曹雪芹运用“烟云模糊法”的创作匠心——既以隐晦笔法规避时代禁忌，又通过自叙埋下身份线索，展现出创作者在现实压力与艺术表达间的精妙平衡。

脂砚斋批语则如同打开作者之谜的密钥，从多重维度与正文形成证据闭环：生命印记的精准标注上，甲戌本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獭（癞）头和尚何？怅怅！”

这段饱含血泪的批注，不仅将“芹”与曹雪芹直接关联，更精确标注其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且临终前仍在为未竟之作倾注心血，批者“泪亦待尽”的悲叹，侧面印证曹雪芹与作品间那种生死相依的创作关系。

创作现场的动态实录方面，丁亥年（1767）畸笏叟写下“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直击曹雪芹离世时部分章节尚处未完成状态，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回前总批“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更以具体时间与事件，呈现曹雪芹生前持续参与文本补全的鲜活场景，从章节校对到诗词创作，他始终是推动作品成型的核心力量。

私密情节的独家披露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其）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的批注，揭开“秦可卿删稿”这一学界公认的创作秘辛，若非与作者存在深度互动，批者绝无可能知晓如此私密的修改细节，此条批注成为曹雪芹参与文本创作的铁证。

文学才华的权威认证上，“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余自谓评书，非关评诗也”的评语，将书中诗词的精妙直接归于曹雪芹的文学天赋，在肯定其艺术造诣的同时，进一步夯实其创作者身份。

而能从文本分析中获得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结论，一些红学家的贡献无法估量。

比如红学考证派的代表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首次以实证主义方法，将这些文本自叙与脂批内容编织成“不可动摇的证据链”。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通过曹家档案与文本细节的对照，证实批语对曹雪芹生平记载与历史事实严丝合缝。

冯其庸在《论庚辰本》中经精密版本校勘，确认“雪芹”“芹溪”等称谓在甲戌本、庚辰本等早期抄本中始终一致。

这些源自文本内部的互证线索，以详实的时间印记、私密的创作细节与严谨的逻辑关联，最终构筑起曹雪芹作为《红楼梦》核心创作者的坚实学术定论。

八

在《红楼梦》作者考证这一复杂且意义深远的学术进程中，同时代文人的直接记载、文本内证以及脂砚斋批语共同交织，形成了强有力的三重证据链，夯实了曹雪芹作为《红楼梦》作者的著作权。

而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红学家的研究工作功不可没，他们从不同角度、运用多样方法，对这些证据进行挖掘、分析与整合。

比如说，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的直接指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宗室诗人永忠在墨香处有幸得见《红楼梦》抄本，感慨万千之下写下三首悼亡诗：“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周汝昌在潜心研究《红楼梦新证》时，首次独具慧眼地将这三首诗纳入红学考证的体系之中。

他指出，永忠与曹雪芹处于同一时代，其诗作是目前发现最早直接记载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文献。

诗中“曹侯”一词明确指向曹雪芹，而“传神文笔”“辛苦才人”等表述，更是将《红楼梦》卓越的文学成就与曹雪芹呕心沥血的创作艰辛紧密相连。

永忠诗中“哭曹侯”所饱含的强烈情感，也从侧面印证了曹雪芹在当时文人圈中真实存在，且其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为“曹雪芹著书说”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旁证 。

而明义《绿烟琐窗集》的创作现场实录更是点睛之笔。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富察·明义在《题红楼梦》二十首诗前小序里明确记载。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诗里“曹子雪芹”的称谓，与《红楼梦》楔子中“曹雪芹”的自叙相互印证。例如他的第十四首诗“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明显化用了《红楼梦》里林黛玉的病态描写，有力地证明了明义所见抄本与今本内容高度一致。

1921年，胡适在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中首次引用明义的序文，将其视作“雪芹著作权的直接证据”。

胡适还结合袁枚《随园诗话》里“其子雪芹撰《红楼梦》”的记载，开创性地构建起“曹雪芹 - 曹寅家族”的血缘关联，为“自传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曹雪芹著书说”在学术研究中的发展。

同时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中记载：“康熙间，曹楝亭（曹寅）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尽管袁枚错误地将曹雪芹视为曹寅之子（实际上曹雪芹是曹寅之孙），但他提出的“大观园即随园”这一论断，与曹雪芹家族曾在南京居住的背景有着地域上的呼应。

冯其庸在深入研究《论庚辰本》时，通过细致校勘甲戌本、庚辰本等早期抄本，发现《红楼梦》里“秦淮旧梦”“石头城”等地理描写，与曹家在南京的历史轨迹高度重合，进一步证实了袁枚记载的可靠性。

冯其庸从版本学角度提供的证据，强化了“曹雪芹为曹寅家族成员”这一关联性，使得曹雪芹与《红楼梦》创作之间的联系在家族背景层面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撑 。

而在红楼梦最早以石头记的面目流传于世的时候。

乾隆五十九年（1794），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记载：“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然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

周春虽提出了“张侯家事说”，但他在《红楼梦约评》中又明确指出：“此书曹雪芹所作，而开卷似依托宝玉，盖为点出自己姓名地步也。”

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辨》时，通过深入的文本逻辑分析，将周春这一矛盾表述解读为“索隐派学者对曹雪芹著作权的隐性承认”。

俞平伯指出，周春在考证过程中，虽然受到时代局限而附会“张侯家事”，但从其文字中仍能看出他不得不承认文本内证与曹雪芹的直接关联。

这一解读深刻揭示了早期红学考证中索隐与实证两种研究思路的微妙交织，也让我们对当时红学研究的复杂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

另一位曹雪芹同时代的沈赤然在《曹雪芹红楼梦题词四首》中写道：“名园甲第压都庄，鹅鹜年年餍稻粱。绝代仙姝归一处，可人情景愒双光。”

“两小何曾刻臂盟，几年怜我我怜卿。徒知漆已投胶固，岂料花偏接木生。”

“仙草神瑛事太奇，妄言妄听未须疑。如何骨出心摇日，永绝枝莲蒂并时。”

“月老红绳只笔闲，试磨奚墨为刊删。良缘合让林先薛，国色难分燕与环。”

诗中“仙草神瑛”“林先薛后”等意象，直接化用了《红楼梦》的核心隐喻。

启功在《红楼梦注释》里分析，沈赤然作为曹雪芹的同时代文人，其诗作“以文学共鸣的方式，印证了《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界的传播与接受”。

这表明在当时文人圈中，“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已经形成了共识。启功从接受史的角度，为曹雪芹著作权提供了社会认知层面的证据，丰富了“曹雪芹著书说”的证据维度。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系统梳理永忠、明义、袁枚的记载，首次以实证主义方法将“曹雪芹著书说”纳入现代学术体系。

他通过仔细对比曹家档案与文本细节，有力地推翻了索隐派“明珠家事说”，为红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深入挖掘《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江南通志》等文献，证实了曹雪芹是曹寅之孙，并巧妙地将永忠、明义的诗作与曹家败落史联系起来，构建起“作者生平 - 文本创作”的因果链条，使曹雪芹的生平与《红楼梦》创作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合理。

冯其庸在《论庚辰本》中通过严谨校勘，发现脂批中“雪芹”“芹溪”等称谓，与永忠、明义诗中的“曹侯”“曹子”完全吻合，成功形成“版本 - 文献 - 作者”的三重确证，从多个角度夯实了曹雪芹的著作权。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辩证分析袁枚、周春记载的误植与真实情况，提出“考据学中局部谬误与整体真实的辩证关系”，通过对这些早期记载的细致剖析，强化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一核心证据的可信度，让红学研究在面对复杂史料时，有了更科学的分析方法。

这些红学家们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共同构建起跨越文本内外、文献与实证的多维证据链，最终确立了曹雪芹作为《红楼梦》核心创作者的学术定论。

九

从成书时代的上下限考证，到文本内证与同时代文献的双向印证，红学研究构建起环环相扣的学术体系，为曹雪芹与《红楼梦》之间的关联筑牢了坚实根基。

通过精密考订，学者将成书时间锁定于康熙晚期至乾隆中期，这一时间坐标不仅锚定了作品的历史语境，更为探究作者身份提供了关键线索。

而文本中“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的自叙，与脂砚斋批语、永忠悼亡诗、明义题序等同时代记载形成证据闭环，从不同维度证实了曹雪芹的核心创作地位。

这一研究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作者与成书背景，更在于深刻揭示了《红楼梦》的文化密码。胡适以实证方法推翻索隐旧说，周汝昌钩沉曹家史料，冯其庸精研版本源流，俞平伯解析文本逻辑……

一代代红学家的不懈探索，让这部文学巨著超越了单纯的小说范畴，成为映照清代社会、文化与人性的一面明镜。

《红楼梦》中对贵族生活的细致描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创作精神，经由学术考证的阐释，愈发彰显出其承载的厚重历史文脉与永恒艺术价值。

正是红学研究的薪火相传，让这部旷世奇书的不朽魅力得以完整呈现，让人们知道了这部旷世巨著的不朽价值，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璀璨夺目的光彩。

《红楼梦新证》（周汝昌）

《论庚辰本》（冯其庸）

《红楼梦考证》（胡适）

《红楼梦辨》（俞平伯）

《红楼梦风俗谭》（邓云乡）

《红楼梦名物考》（郭若愚）

《红楼梦语言词典》（周定一主编）

《红楼梦诗词解析》（蔡义江）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庚辰本）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