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将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5月31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上午10时,中国考古博物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学术讲座”第七期开讲,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将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5月31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上午10时,中国考古博物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学术讲座”第七期开讲,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党委书记、院(馆)长种建荣研究员以《筑室于兹 百堵皆兴——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考古新发现》为题,详细解读了周原遗址近年来取得的考古新进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讲座。
讲座开场,种建荣院长首先介绍了周原遗址的基本情况。周原遗址位于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与扶风县交界处,东距西安约120公里、西距宝鸡市区约50公里,据初步测算,其鼎盛时期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堪称同时期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聚落之一。1942年,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首开周原考古先河,1976-1981年,全国多家单位组建考古队,对周原遗址进行首次大规模科学发掘,标志着周原考古进入系统性研究阶段。1981年后,周原考古工作一度停滞,直至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韩伟先生共同倡议重启周原考古,并确立两大目标,一是建立遗址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年代框架,二是厘清遗址布局结构。近年来,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确认了周原遗址仍然是该区域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商周时期遗址。
种建荣院长介绍,本次周原遗址考古最新发掘工作以寻找“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为工作重点,采用“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的技术路线,由沟寻城,根据王家沟与G30等沟渠围合成长方形的封闭单元推测周原遗址内有“城”。
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遗址内有多条走向与间距呈现规律性的人工沟渠,初步推测为城外护城壕遗迹。以此为线索,通过系统勘探,确认了一座平面近方形的西周城址,为判断聚落等级提供了关键证据。同期重要发现包括凤雏建筑基址南侧新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规模与结构显示为西周时期的礼制建筑。遗址西北部发掘揭示的墓葬内出土17件青铜器、35件陶器,是新中国成立后周原遗址科学发掘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之一。这些发现为最终确认周原遗址的都城性质奠定了坚实基础。
种建荣院长介绍,近年在王家嘴区域钻探发现了一片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带,南北长超过150米。一号建筑和二号建筑规模相当,一号建筑基址下方的灰坑出土了商文化最晚阶段的陶片,且建筑被先周文化的小型墓葬打破,地层关系表明,该建筑的建造年代应介于商文化末期与先周文化早期之间,即古公亶父迁岐时期。该建筑群规模宏大,单座建筑占地面积达2500平方米,属于典型的高等级建筑。该建筑形制虽与商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但整体呈现周文化特征,反映了周人在建筑技术上对商文化的借鉴与发展。这一发现为证实文献记载中“太王迁岐”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关键的考古证据。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但古公亶父所迁“岐邑”所在的“美阳”具体地望不明。周原遗址发掘出30余万平方米战国至汉代遗址和2000余座战国秦汉墓葬,出土陶器数见“美阳”、“美亭”陶文,此外,遗址内还发现一座特殊的战国晚期大型夯土建筑,出土带“公”字铭文陶量,结合建筑形制判断其应为官方粮仓,而秦汉制度规定此类粮仓仅设于乡级以上行政单位,综合文字证据与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可以确认此处即为文献记载的美阳所在地,这一发现为太王所迁岐邑确立地理坐标,而本次发现的美阳遗址为探寻西周城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种建荣院长强调,通过结合剖面分析、断面调查和系统钻探等综合手段,现已确认周原遗址存在“宫城”、小城和大城组成的三重城垣结构。这一发现为研究周原都城的空间布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遗址内小城总面积达175万平方米,以其严整的方正布局成为西周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其北部正中分布着约50万平方米的“宫城”,内部发现了包括社祀建筑在内的密集夯土基址群,呈现出前朝后寝的典型宫城格局,此外,“宫城”内分布着密集的黄色夯土遗迹,经考证为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宫城”西侧墙外揭露一条道路遗迹,车辙清晰可见,道路旁边发现一组排水设施,与现代排水系统原理相似,部分管身还刻有八卦符号,可能具有祈求管道畅通的寓意。大城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其西南角发现商代时期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墙角台遗迹,而大城东南角同样采用夯土板块构筑,根据出土陶器判断其建造年代为西周晚期。
三重城垣体系的确认,大致厘清了周原都城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
种建荣院长指出,周原遗址关于城门的发掘成果尤为显著。在大城东北部发现的城墙向东加宽形成城台,内部设置两道隔墙构成瓮城空间。北门附近发现了一座毁于火灾的建筑遗迹,其红烧土堆积层下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残片,城门两侧还发现两座可能用于建城仪式的马坑,或与城址始建礼仪相关。这些建筑遗存展现了西周高超的营造工艺,城墙两侧经过特殊加固处理,连接道路上可见间距约1.2米的车辙痕迹,并设有专门的排水系统。这些发现不仅证实了西周都城的防御体系已相当完备,其设计理念更与二里头遗址一脉相承,为研究西周城防制度和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城门遗址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郭门”、“应门”等城门类型相对应,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西周城址建筑制度的认识。这一系列发现生动展现了周原作为西周都城的气象与格局,对理解西周城市建设和社会组织具有重要价值。
南墙外壕沟出土了大量陶器、人骨与动物骨骼。人骨个体数在40-100之间,涵盖各年龄段;动物骨骼有狗、马、牛、羊和猪等,以狗、马为主。经过多学科研究,考古工作者倾向于其可能为城楣祭祀的遗存。
本次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大城东门和宫城南门,这两座城门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在西周城址中前所未见。此次发现填补了西周都城城门考古的空白,开启了城门形制研究的新阶段。
宫城南门外壕沟内出土卜甲、卜骨残片三百余片,截至目前已初步辨识出刻辞296字。这是继周原、周公庙遗址之后,发现西周甲骨文字数最多的一批。出土甲骨刻辞年代明确、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历史价值重大。这些甲骨文字材料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更弥补了传世史料的不足,对研究西周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在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现场观众就周原遗址考古发掘的相关学术问题踊跃提问,种建荣院长逐一解答。关于周原遗址出土甲骨与殷墟遗址发现的甲骨在传承体系方面这一问题,种建荣院长从文字系统的连续性、思想内涵的差异性、保存方式的时代特征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周人继承了商人的文字符号,却赋予其全新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基因。种建荣院长的解读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周原遗址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重要地位。
图文提供:秉进天涵圆圆
图文编辑:千载
审核:种建荣赵明辉黄一哲史念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