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来，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的记载，在神龙政变之后，桓彦范就对李显声称，他的大舅哥赵履温也参与策划了这场政变。于是，李显把赵履温也列为功臣，将他召入洛阳任命为京官。随后，赵履温给桓彦范送了两个婢女作为感
其实，李显不是没有考虑过拉拢政变五大功臣为自己所用。在他册立他们为郡王的时候，就给桓彦范赐姓韦氏，让他和韦氏成为族人，借此拉进彼此的距离。
那么，他为什么只给桓彦范赐姓，而没有给别人赐姓呢？
这是因为，在政变五大功臣当中，只有桓彦范欠了李显的一个人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的记载，在神龙政变之后，桓彦范就对李显声称，他的大舅哥赵履温也参与策划了这场政变。于是，李显把赵履温也列为功臣，将他召入洛阳任命为京官。随后，赵履温给桓彦范送了两个婢女作为感谢：
五月……甲午……易州刺史赵履温，桓彦范之妻兄也。彦范之诛二张，称履温预其谋，召为司农少卿，履温以二婢遗彦范。可是，赵履温真的参与策划了神龙政变吗？
答案是否定的。
要知道，易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易县，这个地方和洛阳的距离将近750公里。从目的地到达终点站，驾车也要8个多小时，往返至少也要16个小时半，这还是在没有休息的情况下所花费的时间。搁在交通不便的唐朝时期，在洛阳和易州这两个地方单程往返或双程往返的时间只会更长。
基于这样的现实，身为易州刺史的赵履温是怎么参与策划这场政变的？
此外，赵履温以政变功臣的身份得到提拔之后，为什么会特意送两个婢女给桓彦范？
如果这仅仅是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相关史料也不必特意记上一笔。问题在于，相关史料不仅把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还在它的前面记录了赵履温在桓彦范的帮助下，以功臣的身份当上司农少卿的事迹，也就因此揭示了这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而这样的因果关系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赵履温如果真的参与策划了神龙政变，然后因此获得提携，那也不必特意感激桓彦范的为他说项。
总而言之，关于赵履温参与策划了神龙政变的说法，就是桓彦范出于私心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其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提携自己的亲戚。而赵履温送他两个婢女的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事后贿赂。
要是李显对这件事情来个深入调查，便可以借此抓住桓彦范的把柄，继而贬谪桓彦范。但是，李显依然卖了桓彦范一个面子，假装相信了他的谎言，让赵履温进入朝廷做了司农少卿。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既然李显给自己卖了一个人情，那桓彦范的立场应该就此倒向李显。然而，他是怎么回报李显的呢？
在里，我提到过，带头反对韦氏参预朝政的，便是桓彦范。之后劝说李显杀掉韦氏所提拔的慧范，也是桓彦范。后来，郑普思、叶静能因为善于做迷信活动而得到李显的信任，李显便打算通过非正常的程序给他们每个人授予一个官职，结果桓彦范又跳出来和崔玄暐一起反对李显这一次的人事安排，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暐固执不可。李显就说：“我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官职，可不能这么快就撤销命令，不然就是朝令夕改了，哪里像个皇帝的样子！”桓彦范却说：“陛下在刚刚即位的时候，就颁下制书说：‘从今以后，朝廷的各项政策和法律都完全依照贞观时期的规矩来办。’那么，在贞观时期，担任秘书监职务的是魏徵、虞世南和颜师古，担任国子祭酒职务的是孔颖达，这些人的道德才能是现在的郑普思和叶静能可以比得上的吗？”不过，李显并没有采纳他的劝谏，坚持保留了自己对郑普思和叶静能的任命：
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说到这里就可以发现，桓彦范这个人其实很不厚道。虽然按照现代社会的观念，官职不应该作为人情往来的筹码，但是，搁在君主制时代，并不完全如此。桓彦范自己率先这么做了，打着“政变有功”的旗号帮助毫无寸尺之功的赵履温升官，同时还要阻止李显用同样的理由去提拔慧范、叶静能、郑普思，怎么看都是不地道的，而且他还带头反对韦氏垂帘听政。
这样看来，换做任何人坐在李显的位置上，再去面对他这样的下属，是不可能没有怨气的。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李显还是愿意再给桓彦范一次机会，毕竟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像桓彦范这种帮着亲戚走后门的人，其实应该是最好收买的。此外，赵履温在成为司农少卿之后，很快就巴结上了李显最为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爱屋及乌的李显自然会因此对赵履温青睐有加，也就不会介意看在赵履温的面子上，再给桓彦范一次机会。
于是，李显在给政变五大功臣明升实贬的时候，就特意给桓彦范赐予了皇后的姓氏，向他传达出了“我还把你当作自己人”的意思，暗示他要好好考虑一下今后在朝堂上应该怎么站队。
就在这个时候，赵履温强行向桓彦范要回了之前送给他的两个婢女：
及彦范罢政事，履温复夺其婢。而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显然是因为他作为桓彦范的大舅哥，十分了解桓彦范的脾气，知道桓彦范迟早要惹祸上身，就不再继续巴结桓彦范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桓彦范帮助赵履温走后门的事情，张柬之、崔玄暐、敬晖、袁恕己等人作为他关系极为亲密的政治盟友，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是，他们也没有阻止桓彦范这么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显在不得不将赵履温也列为政变功臣的同时，得以将武三思、武攸暨、郑普思、慧范等人一并列为政变功臣，借此加强依附于自己的势力。因为他知道，政变五大功臣自己也十分心虚，便不会更不敢对这个功臣名单提出什么异议。到后来，政变五大功臣也只能用“异姓不王，古今通制”的理论大做文章，而不是质疑武三思、武攸暨、郑普思、慧范等人是否真的在神龙政变当中立下功劳。
讽刺的是，政变五大功臣打着“异姓不王，古今通制”的旗号，率领文武百官给李显施加压力，不让他追封韦玄贞为郡王，还要他降低乃至夺去武氏诸王的爵位。可是，当李显册立他们为郡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拒绝这份原本在他们眼里属于非分逾制的殊荣，而支持他们的大臣也没有对此表示反对。
此外，根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外戚·武承嗣传》的记载，李显在驳回敬晖等人请求贬黜武氏诸王的联名奏疏之后，就降封了武氏诸王的爵位：
于是降封梁王三思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定王、驸马都尉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郡王懿宗为耿国公，建昌郡王攸宁为江国公，会稽郡王攸望为邺国公，临川郡王嗣宗为管国公，建安郡王攸宜为息国公，高平郡王重规为郐国公，继魏王延义为魏国公，安平郡王攸绪为巢国公，高阳郡王、驸马都尉崇训为酆国公，淮阳郡王延秀为桓国公，嗣陈王延晖为陈国公，咸安郡王延祚为咸安郡公。而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的记载，这份制书是在政变五大功臣被册立为郡王之后才颁发的：
五月……癸卯，制：降诸武，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以厌人心。很显然，这份制书的作用在于安抚以政变五王为首的反武势力，并且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最起码，他们没有再闹着要李显践行“异姓不王，古今通制”的规矩了。
可以肯定的是，当政变五王没有拒绝李显册立自己为郡王的时候，就会让其他大臣产生异样的看法：
虽然皇帝这么做是为了明升实贬，但是，如果你们拒绝受封为郡王，继续坚持异姓不王的原则，那皇帝也不能强人所难吧？就算皇帝会强人所难，可是，只要你们做出了一点拒绝的姿态出来，那我们也好继续说话。问题在于，你们根本就没有拒绝被册立为郡王，连表演一下都懒得做。看到你们这样大搞双标，叫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去请求皇帝降封乃至夺封武氏诸王呢？就这样，李显通过这几番操作，让所有人都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政变五王并不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大义凛然。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做一个谨守政治规则，同时还希望帝王也谨守政治规则的忠臣，他们只是想借着现有的政治规则在朝堂上操弄话语权，从而为自身谋取私人利益。所谓“异姓不王，古今通制”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变通的双标工具。而他们这样的做法，恰恰符合了“五贼贪功”这样的评价，因为“贪功”的本质就是“贪权”。
站在李显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政变五大功臣，不仅害得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还想制造舆论跟自己抢夺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何谈有功呢！更何况，他们和李旦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处给自己挖坑，一不留神就会导致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出现争议。因此，不打压他们是不行的，这也是李显一直对政变五王的劝谏不当一回事的重要原因。只不过，碍于当时的政治局势，李显并没有马上收拾他们，直到他们的贪功本质暴露在大家面前之后，知道自己再去收拾他们不会有太大的阻力了，他才开始动手。
实际上，就在政变五王被封为郡王之后不久，他们当中的崔玄暐就成了第一个被贬外放的人：
寻又以玄暐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问题就这样来了，李显为什么先拿崔玄暐开刀呢？
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变五王当中的其他人，崔玄暐的身上有两大劣势。
首先，他是由武则天亲手提拔的，却积极主动地参与策划了推翻武则天的神龙政变，不论他的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已经称得上是吃里扒外了；
其次，虽然他曾经是李显的东宫属官，却和李旦的相王府属官袁恕己交往过密，又和张柬之、袁恕己、敬晖、桓彦范联合起来跟李显对着干，那么，人们就很难确定他的心到底是在李显这边还是在李旦那边，难免会怀疑他两面骑墙。
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把他当作吃里扒外、两面骑墙的小人，一旦他出了什么事情，谁也不敢替他出头，以免自己也被别人当作这样的小人。
因此，李显先拿他开刀的话，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小，他也就成了政变五王当中第一个被贬外放的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政变五王为首的反武势力就受到了打击，其中有两个人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岑羲、毕构。
原来，当初政变五王联合文武百官请求李显贬黜武氏诸王的时候，曾经找人为他们草拟奏疏，几乎没有人敢答应他们，只有中书舍人岑羲愿意为他们效劳，遣词造句的时候用了很多严厉的字眼。后来，另一个中书舍人毕构当众宣读这份奏疏的时候，语气、神态都非常严厉：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只不过，他们的这番动作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反而还被李显下达的一份诏书噎得无话可说。当政变五王失去了参与政事的权力之后，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诸王便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岑羲、毕构也就迎来了被贬外放的结局：
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不过，有个同样属于反武势力的大臣并没有落到和岑羲、毕构一样的下场，而他之所以可以躲过一劫，主要得益于他的机警。
根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列传第一百三十五下·良吏下·杨元琰传》的记载，曾经积极参与策划神龙政变的杨元琰在看出李显有意偏袒武三思的事实，便赶紧向李显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当中阐明了他希望李显批准他辞去官职和爵位，然后剃度为僧的请求，却没有得到李显的答应：
俄而张柬之、敬晖等为武三思所构，元琰觉变，奏请削发出家，仍辞官爵实封。中宗不许。敬晖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又见杨元琰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胡人，便跟他开玩笑说：“只可惜，我没来得及知道，你竟然上了一道想要出家当和尚的奏疏，要不然，我一定会十分赞成这件事情的。想象一下，你这胡人长相的脑袋剃了光头的样子，那一定非常可爱！”杨元琰却非常严肃地告诉敬晖：“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如果不能及时地激流勇退，那就会在将来遇到危险。所以，我的确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出家当和尚，而不仅仅是作个样子。”敬晖这才察觉到，杨元琰的真实意图就是远离朝堂上的派系斗争，不愿意选边站队，那就等于自己失去了一个政治盟友，便非常不高兴：
敬晖闻而笑曰：“向不知奏请出家，合赞成其事，剃却胡头，岂不妙也。”元琰多须类胡，晖以此言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由衷之请，不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不过，对杨元琰来说，得罪敬晖并不要紧，得罪李显是万万不能的。而他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不仅让他躲过了被清算的危机，还让他得到了李显的提拔：
及晖等得罪，元琰独免。寻加金紫光禄大夫，转卫尉卿。跟杨元琰一样机警的，还有崔湜。
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的记载，在这之前，政变五大功臣为了刺探武三思的一举一动，便打着害怕武三思会在李显跟前陷害自己的名义，试图把崔湜发展为自己的耳目，企图让他帮忙收集和武三思有关的情报。可是，崔湜看得出来，李显的政治立场是偏向武三思的，并且十分猜忌政变五大功臣。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决定见风使舵，也就是投靠武三思，其实也就是投靠李显，便向武三思透露了政变五大功臣用来对付武三思的全部计划。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崔湜便和武三思成为了政治上的盟友，进而被武三思推荐给李显作为中书舍人：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伺其动静。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从此以后，崔湜就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
和杨元琰选择明哲保身、崔湜选择见风使舵不同的是，姚崇就选择了金蝉脱壳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在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之后，他便当着众人的面痛哭不已：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就很纳闷地问他：“今天哪里是你可以悲伤哭泣的日子！难道你对光复李唐的事情大为不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你以后就要大祸临头了！”姚崇却说：“元之侍奉则天大圣皇帝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君臣一场，也算有缘，而这样的缘分，却在今天结束了，想起来我就忍不住地悲伤，这才是我哭泣的原因，而且也是十分正常的。更何况，我之前跟随各位除掉了张易之、张昌宗这样的歹徒，也算对李唐王朝尽到了臣子的本分；今天我辞别从前侍奉过的武周皇帝，同样也是在尽臣子的本分。即使我会因此受到惩罚，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他说的这番话让桓彦范、张柬之大为不满，当天就把他给贬谪外放了：
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就这样，姚崇通过得罪政变五大功臣的方式，让自己被政变五大功臣排挤，进而被贬出洛阳，得以彻底地远离朝堂上的派系斗争。
说起来，他也不是第一次想方设法地远离朝堂上的派系斗争了。
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唐纪二十三·则天顺圣皇后下·长安四年甲辰》的记载，就在这一年，张易之、张昌宗和反张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姚崇就打着母亲年老，需要他亲自服侍的借口，请求武则天准许他辞去官位，却没有得到武则天的准许，反而还被任命为相王府属官：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请归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三品。不久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掌管兵权的夏官尚书：
壬午，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然而，姚崇并没有放弃脱身自保的打算。后来，戴令言、韦安石、唐休璟等人在和张易之、张昌宗的政治斗争当中落败，纷纷被贬外放，姚崇就马上向武则天递交了一份奏疏，奏疏当中这样说道：“我现在是相王府长史，那就不应该兼任掌管兵马的夏官尚书。这不是我贪生怕死，而是我担心这样的任职安排不利于相王。”从这里就能看出，姚崇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和张易之、张昌宗发生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冒险和他们针锋相对，同时，又不会被同僚认为自己胆小怕事。然而，这一次武则天依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只是改任他为春官尚书而已，并且依然保留了他的其他职位：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辛酉，改春官尚书，馀如故。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又过了三个月，姚崇终于被外放为官，结合他之前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这一次外放的机会很有可能是他向武则天争取过来的：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需要注意的是，姚崇避免和张易之、张昌宗发生正面冲突，并不代表他不想把他们搞死，否则，他也不会偷偷地和张柬之部署神龙政变。而他作为李旦的相王府属官，又在神龙政变之后故意得罪政变五大功臣，借此和他们脱离干系，避免成为武则天和李显眼里的“贪功之贼”，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自保，还有可能也是为了降低李旦参与谋划这场政变的重大嫌疑。
也就是说，他选择金蝉脱壳，其实也在李旦的算计之中。
综上所述，政变五王虽然在神龙政变之后大出风头，却也因为他们“枉自多情做小人”的操作，导致了他们既不受李显喜欢，群众基础也非常薄弱的后果，到后来，几乎没有人愿意继续拥戴他们，这就为他们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来源：神秘高山6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