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的长沙刚刚驱退寒意，整座城市陷入接连几日的雾气弥漫之中。那几天，我正在读彭剑斌的《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书里的每一篇都落款在不同的南方城市：有时是贵州的盘山公路，有时是台州的路边人家，有时又回到了湖南乡间。我跟随着他的文字四处辗转，直到采访当天，长沙降下一场细密的雨，我们也终于约定在他工作的文学杂志社楼下见面。

此时，距离彭剑斌上一本书《寂静连绵的山脉》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两年。彭剑斌似乎已经忘了新书宣传期间对于接受频繁采访的疲于应对，面对这场“错过热度”的拜访，他显得非常松弛。他在那本书写了一群年轻人如何误入传销组织被骗，如何在不同城市之间漂泊，或是陷入茫然不安的冲动爱情。也许是由于和知名文化品牌的合作，也许是业务员身份所映射的“底层叙事”正好击中了当下的某种情绪，总之，这本书在文学界引发了一阵不小的回响。

然而，与其说彭剑斌在书写故事，不如说他在捕捉一种难以归类的心理质地：游移、犹疑，却异常诚实。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往往是从现实中剥离出一段生命体验，却刻意让语言与之保持距离，不受任何既定叙述逻辑的钳制。这种特质，在他即将出版的《欣泣集》中更加鲜明。书中收录了他二十几岁时在文学论坛发表的作品——互联网时代初期，一个文学青年不带任何企图心写下的文字，纯粹而不可预测。有时一触即发，有时带有迷恋意味地自我审视，有时又极其沉静、敏锐和打开，使人无限贴近他不设区隔的内心世界与所处的现实。

我们的对话从小说作为一种审美而展开，继而谈到他作品中对自我的暴露、不加遮掩的动物性，以及他如何理解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很多时候，我感叹于他本人与他在文字中展露的真诚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但也忍不住怀疑，在社交媒体卷席、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当下，写作者还能以一种完全沉浸在内心世界里的方式写作吗？

然而，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在当下亟需回答的问题。事实上，这注定是一场不完美的采访，因为我所观察到的彭剑斌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拒绝过于自洽的人。他认为自己不符合一个作家的“道德楷模”形象，对于小说的看法也有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偏见——此前在写作上的一次妥协和外部评价的摇摆，反而让他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和野心。应该说，与其面对这个时代，他所感受到的紧迫性在于不得不面对自己，以及自己身上真实存在的缺陷、冲动和不堪。只不过时代的碎屑作用在他身上，恰恰呈现出某种与宏大叙事背道而驰的内向轨迹。

采访&文|蓦然

编辑|阳少

彭剑斌

笔名鳜膛弃，1982年生，湖南桂阳人。著有短篇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寂静连绵的山脉》，即将出版《欣泣集》。

01 现实主义的流行，把文学完全工具化了

青年志：你出版的头两本书，《我去钱德勒参加舞会》和《不检点与倍缠绵书》，都是在二十几岁时完成的。为什么即便是多年以后，你通过《寂静连绵的山脉》重拾写作，也仍然选择书写那个阶段的故事？

彭剑斌：我觉得小说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从题材来讲，青春迷惘比中年危机更适合作为审美对象。我看过很多反映中年人的生活现状的小说，写得非常沉重、窒息，哪怕从技术层面或思想层面来讲它是很好的，但我仍然读得很不愉快，很少能体会到美的愉悦。

我接触文学是从高中开始的。那时候小县城里没有什么书，只能在地摊上买一些旧的文学杂志，所以多少读过一些中国当代的小说。但直到大学去了更大的城市以后，我才真正在阅读上获得满足，开始更多地读西方的经典文学。这时候我再回过头去读中国当代的小说，就会觉得大部分都停留在非常肤浅的现实层面。我为什么要去读一个大学教授出轨女学生的故事？我当然知道那是现实，但是写得太丑陋了。我觉得小说还是应该具有美感的。

你看那些大师，哪怕是在写一件痛苦或者丑陋的事情，所使用的语言也是美的——那是一种读者愿意接受的欺骗性。而当下很多作家追求的那种真实，我觉得毫无必要。我们已经生活在真实当中了，为什么还要去看一部非常逼真的小说呢？

我觉得文学最原初的冲动和诱惑力，就是那样一种天马行空的延展和想象力，还有它对沉闷乏味的现实世界的彻底颠覆。但到后来我们就完全把文学工具化、意识形态化了。我们在文学期刊上看到的小说，其实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

我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我对现实主义的排斥，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回归是目前发生在世界范围的一股浪潮。我很不解，明明文学领域的叙事革命早就发生过了，为什么现在呈现出的文学观还是这么单一和扁平，而20世纪初开始涌现的那些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叙事方法，却很少有人继承？

青年志：你所理解的美感具体是指什么，一种语言上的节奏，还是别的什么？

彭剑斌：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法很具体地谈论。当我们说一个文学作品美，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创作者的整体艺术造诣。

语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语言的节奏、语气或者句式变化都能带来这种美感。我会特别在意句式。我身边有些写作的朋友，会比较在意自己在某处用了一个特别准确的词。但我的着眼点会比词这个单元要大一些——我会以句为单位来写作。我有个比较武断的观点，只要你找对了句式，说什么都是对的。好的句式有一种魔力，或者是一种情绪力量。

所以，我不会像以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分析课文时津津乐道的那样，力求一句话当中每个字都用到最准确，所谓“一字都不能更改”——我不会追求那样一种效果。我可以允许某些地方是可以换词的，但我的句式不能改变，长短句的分配，各分句的字数不能改变。宽泛地说，它可能是一种语气，一种语言的节奏。我也试图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我的句子上，而不是让某个词过目难忘，因局部过于出彩而掩盖整体。

艺术家何迟在浙江庆元的泥鳅美术馆举办个展《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展名取自彭剑斌的同名小说

02 写作不是为了美化自己

青年志：为什么青春期时的不堪与丑陋，对你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

彭剑斌：我也并非一直觉得它们是可以接受的。我在当时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并没想过有一天它们会出版。马上要出版的《欣泣集》，都是我二十年前发在文学论坛上的作品。但在当时，这些作品受到了一些质疑，被认为是幼稚的。等到我写出更成熟的作品之后，再看这些早期的作品我会有一种羞耻感，它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我彻底否定了，也就是被我删掉了。

至于它们为什么后来被保留下来，甚至得以出版，其实完全是一个巧合。那时我在贵州，认识了一个比我小几岁的文学青年，他很喜欢我的作品。他比较叛逆，厌倦校园生活所以从高中逃学出来，在外面流浪打工。我劝他还是要读大学，后来他也听了我的，回去读书，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他那时喜欢在网上找我的作品看，但为了省钱，他会在网吧里把我的所有作品拷下来，再搬到自己的电脑上去看。当他听说我把很多作品都删掉了之后，就把当年拷贝下来的全部打包发给我。

那时我对这些作品仍然是否定的，所以当时的反应并不是感动，而是觉得他这个人有点讨嫌，就好像你前一天晚上扔掉的厨余垃圾，第二天又回到你的餐桌上一样。我没有勇气去点开，只是把它们保存在电脑里一个不容易被找到的角落，不再打开。直到十年之后，我才偶尔点开看一下，发现有的写得还蛮好（后来被我编进《不检点与倍缠绵书》里面了），但大部分仍不喜欢。

有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来“欣泣集”这三个字。有了这个书名后，我突然开始喜欢这些作品了。我意识到，过去我不喜欢它们的潜在原因是那些作品太暴露自我了。越是深层次挖掘自己或是袒露自己的作品，我就越觉得羞耻，越不好意思拿出来，所以干脆用写得不好、不成熟把它们一棒子打死。

但“欣泣集”这三个字很契合这些作品的气质。里面的人物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笑。其实青春期就是充满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情绪，莫名其妙想哭，莫名其妙想笑。有了这个书名，我开始慢慢走进当年写下这些作品的自我，那个人的精神世界。我突然觉得把他压制了这么多年，对年轻时的我来说很不公平。现在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对写作的理解上来说，我都更能接受这些作品了，因为它们是我百分之百对自己忠诚的一些东西，是我完全诚实地在写我自己的内心世界。

青年志：你不那么喜欢后来的写作，是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业务员的你，和如今步入中年获得一些写作成就的你，这两种叙述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吗？

彭剑斌：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有了更多的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说自己不太喜欢《寂静连绵的山脉》这本书。虽然写的是年轻时候的故事，但叙述的声音是一个中年人的。可能这本书在技巧上显得更成熟了，但这种技巧上的娴熟是一把双刃剑——我总觉得这本书因此而不够真诚了，甚至怀疑自己在获得一些读者的认可之后，开始有了一丝讨好读者的意图。也许我对这件事情过于敏感，所以始终不能接受这一点。

其实我很感激二十多岁的自己，在完全不求任何回报的情况下，无意中为我保留了一段完整的生命。从此以后，我的整个生命是没有断裂的。不然，我肯定完全不记得年轻时的感受、对世界的看法。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作品，无论它们写得成熟还是幼稚，都是我曾经活着的真实的样子。冥冥之中，这些作品被重新发掘，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和我个人的命运也是契合的。过了这么多年后，我接受了自我，并且对这些少作展现出毫不避讳的狂热喜爱，恰恰是因为我曾经对它们完全的放弃过。我在整理修订完《欣泣集》之后，曾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面对少作，悔过之后，尚能何为？我在此斗胆提供一个最无耻的方案，那就是爱它。我之悔也彻底，我之爱也深沉。”

青年志：你笔下的主角都有一种动物性。比如你写爱情，相对于文学传统中高尚的爱情，或者是一种现代的浪漫爱，你笔下的爱情是冲动甚至卑贱的。

彭剑斌：我在好几篇小说里，都写到了男女在厕所那样的地方接吻，或者发生性关系，其实也是无意识的。可能我的确觉得爱情不是什么伟大的东西，也可以是很卑贱的。爱情就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中年人的爱情可能会更现实一些。年轻人的爱情，有时候就是一个人没由来地喜欢另一个人，甚至是想要征服另一个人......

可能这也是让很多读者感到不适的一个因素。很多人会被你所说的这种动物性冒犯到，会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我当然知道大家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道德楷模，但我不是那样的人。要塑造那样一个形象是很容易的。但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最不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写作去美化自己。

彭剑斌在贵州跑业务时，遵义的春天堡车站成为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也是小说《春天堡的死者》的灵感来源

03 就算再也写不出来了，也没有遗憾

青年志：你几次提到你其实挺抗拒自己被当成是作家，那样意味着一种别人对你附加的期待。但作家出版了一本书，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尽可能被人看到吧？

彭剑斌：这是一种矛盾：你当然希望你的书能被一些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都会对你造成压力。很多人的评价不在于简单地评价你写得好还不是不好，而是带有恶意的，是在释放对你的一种极度反感。正面的评价，虽然多少会让你受用，但同时也会框定住你。那些赞美使用的词越具体，你就被框定得越具体。如果读者说你很幽默，或者说你语言很简洁，你下次再写的时候，可能会突然想到这些评论，担心我这样写是不是不够幽默？是不是太重复或者啰嗦了？

对我来说，我完全不是从名利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我并不在意写作能带给我什么具体的好处。但如果一本书出版了，完全没有人去谈论，会让我更多地对写作这件事在当下的处境感到一丝悲凉。最后我会告诉自己，不应该去在意这些东西。哪怕这些文字不能出版，我也还是应该像年轻时那样，不带任何预设地去写。

年轻时，我在写作中获得的最大满足就是写完发在文学论坛上，能有几个惺惺相惜的写作者认真读完，讨论几句，我就满足了。那时人人都在论坛上写作。什么发表、出书，我从来没想过，也不知道当时写作图什么，但不写肯定会死。

青年志：你曾说过，你的写作路径对今天的写作者来说没有太多参考意义。今天的写作者或许更需要往外走，也更需要被看到的机会。

彭剑斌：因为大家想从文学里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别看你、我、他都是写小说的，都选择了文学这条路，但大家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因为看到彭剑斌出书了，又获得了一点小小的名声，所以看看他是怎么成功的。那就是扯淡。我无法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意外，也不在我的计划当中。

有一次在广东，和一些年轻的文艺朋友聊天，我谈到这个话题，其中有一个人有点愤然地说：因为你是幸运的，你不知道今天很多年轻创作者想获得你已经拥有的这些东西。但说白了，我获得了什么呢？被认可了，或者是有出版机会？当然，我承认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说，这很重要......

这个时代确实不一样了。现在连文学论坛也没有了。对于地下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一个公平、真诚、良好的交流环境的缺席。有段时间我也很好奇，现在的年轻写作者都在哪里让自己的作品被人看到，哪怕只是被一小部分人。如果完全不被人看到，我觉得那也是不能接受的，换成年轻时候的我，可能也无法坚持下去。所以，如果非要我给出建议的话，那就是想办法让一些人能读到你的作品，这些人不必太多，但一定要真诚。

青年志：如果那种纯粹的写作状态注定一去无返了，你对书写当下中年阶段的生命体验也没有兴趣，那你会试着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吗？它有可能是一种写作上的妥协，但也有可能是一种转化？

彭剑斌：通过《寂静连绵的山脉》这本书，我觉得我吸取了一个教训。这本书多少算是做出了一些妥协。在写的时候，考虑到这是一本要出版的书，也多少会有点顾忌，不由自主地掺杂了一些表演的成分在里面。但作品出来之后，我自己觉得很难接受。

从那之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再让我做出妥协。我还是要去写我内心深处想写的东西。当然我也不能说完全没可能去写中年阶段，也许有一天，发生在当下的某件事情能触及到我的精神世界，我可能也会以一种比较舒服的方式去写，而不是抱着要拿出一件作品的目的。我不是职业作家，也没有肩负这样一个使命。但就算再也写不出来了，我觉得也没关系——我前面说过，我年轻时候的作品，至少让某个生命阶段的我得到了完整的呈现，我相信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轻易让它消失，我觉得没什么遗憾了。

就算不再写，我相信我还是不会离开文学。因为文学不只是写作，无论是纯粹的阅读，还是我们这样交流，也都是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整个生活已经是和文学息息相关的了，不是非得要写作，你才是一个在文学中的人。

彭剑斌和朋友们在武汉又合书店

04 不用担心自己的作品是否和时代产生连接

青年志：作为作家，你认为你只能写自己经历过并有所体悟的事吗？

彭剑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其他东西都是和我无关的。当然你也可以像画家临摹自然一样，把一段没有经历过的现实非常真实地写下来。但问题在于，你必须是非常迫切地想要做这件事，就好像我不写它，我不画它我就会憋死。假设我现在是一个病人，我每天躺在病房里，都会看到对面那栋楼，久而久之它就融入到我的生命体验里了，我不得不画它。但我并不会因为大家都在谈论那栋楼而去画它。我就是一个销售员，我就写销售员的体验。我为什么还要去想象快递员的人生，写一个快递员的故事？

青年志：在你的作品中，似乎有一种没有什么不值得书写的品质。我很喜欢你用平等的眼光审视一切日常琐碎和心绪，比如在《在异乡将承受减少至无声》这篇里，房间里的普通景物也可以成为情感的载体。

彭剑斌：这篇也完全是在写自己的一段生命体验。这里面的很多细节，都是对我当时所处状态的一种直观反映。

2008年春节期间发生了一场冰灾，我被困在杭州回不了家，就在杭州的出租屋里过了个年。那个时候连续下了好多天的雪，积雪一直没有融化，女朋友也已经回到父母家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那时可能面临着分手，我预感到了。南方没有暖气，房间里非常冷，在那样一种状态下，我完全没有心思去写外部世界，因为那时我的眼里没有别人，我只能写我自己。但也许恰恰是这样，很多人能被这部作品所触动。当初，铸刻文化的陈凌云就是因为在《西湖》杂志上看到这一篇，才记住了我的名字，找到我的书来看，最后确定要出版我的作品。

这件事给我的一个触动在于，其实你不用担心自己的作品是否和时代、他人产生连接。哪怕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没有任何要去震撼他人的企图，也会有人感受到那种真诚和力量。并不是说我今天预设自己要去写一部很有意义的东西，要反映和改良这个社会，给别人带去生活的勇气，才是真正地和时代连接。很多人说我写的是底层，其实我是不承认的。我写的是我自己，只不过我恰好曾经生活在底层。

青年志：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风云变幻的时代。如果我的写作远离社会现场，或是与当下联系不那么紧密，有时会让我产生意义焦虑感。你似乎从来不会被这一点困扰？

彭剑斌：有各种各样的写作者，我觉得都是成立的。写作与社会现场的关系，也并非只有远离和贴近两种，否则文学也未免太单调。同样是在1951年，塞林格出版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海明威写出了《老人与海》，魏巍却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与所谓的社会现场隔着一段不一样的距离。有多少种距离，就有多少种写作。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写作直接呈现现实，但我并不觉得我和外部世界是没有联系的。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是处处在和时代发生联系，而你的写作必然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处理这种联系。

就好像卡夫卡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映当下，但你读他的作品，自然就能感受到20世纪初的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我曾经看到一位卡夫卡的译者针对卡夫卡的一篇很短的小说《一场常见的混乱》写过一篇短评，谈到卡夫卡对当时还很新的量子纠缠理论很感兴趣，这篇小说的情节——两个人怎么都碰不上面，可能反映出他对这门新学说的理解。

我的写作动力完全不是来自外部的，而是来自内心。当然也有像余华那样的作家，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但我最开始想写作，不是因为余华这样的例子打动了我，而是卡夫卡这样的例子。他一辈子默默无闻，直到死后才通过作品被世界发现。我觉得那才是一种更刺激的、更彻底的命运改变——一个人死后的命运，也是他永恒的命运。

就像我在《我的渺小》那篇小文里说的那样，我是为了学习接受自己的渺小，抗拒被一切大的事物吞噬而注定消失不见的命运而写作。

彭剑斌和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