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后，邵梦兰定居台湾。她在大陆积攒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台湾教育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曾先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基隆女子中学、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士林高中等校。

年来世事乱如麻，

我爱巍巍大中华。

暂时分手莫惆怅，

两岸原来是一家。

作为闻名海峡两岸的女教育家，邵梦兰的一生是传奇的。

1910年，邵梦兰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18岁时（1927年）担任浙江始新女子学校校长，在地方女界崭露头角。

全面抗战爆发（1937年）后，又先后执教于浙江省多所省立中学，主要担任国文教师一职。

1950年后，邵梦兰定居台湾。她在大陆积攒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台湾教育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曾先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基隆女子中学、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士林高中等校。

2000年，邵梦兰逝世于台北，享年91岁。

邵梦兰一生奉献于教育，是享有盛誉的中学国文教师，也曾在海南大学、东吴大学兼任讲师。对教育的热情使得她“好老师”的形象被两岸学生所铭记。

从女学生到女教师、女校长，邵梦兰的名字被深深地烙印在民国女子教育史上，她的人生经历也让我们看到这位“五四”新女性的独立与刚毅。

邵梦兰与复旦的缘分开始于1930年，彼时的她21岁，插班进入复旦大学实验中学高中二年级。

一年后（1931年），邵梦兰进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后转入政治系）就读，1936年毕业。

仔细回顾邵梦兰的一生，会发现“复旦”在她的生命旅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复旦就读期间，邵梦兰奉父母之命（与余学仁）成婚、生女、生子，实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生命体验。

作为复旦开“女禁”后较早入校的女学生，国文功底扎实的邵梦兰在上海滩获得了“复旦才女”的称号。

邵梦兰一直以“绝代才华，睥睨一世”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榜样，历30余年终完成一本《李清照词》。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读到当年她在复旦就读期间发表的诗作。

同时，复旦校友的人际网络帮助走出校园的邵梦兰获得了宝贵的工作机会。即使迁居台湾后，邵梦兰对复旦的情感也不曾中断。

两岸恢复交通后，她曾两次赴大陆参加复旦校庆，她为母校庆生的诗句和发表的讲话依然留存。

可以说，是复旦成就了女教育家邵梦兰，而邵梦兰的成就也使得复旦的百年校史熠熠生辉。

童年教育：“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

邵梦兰出生于浙江淳安一户传统的江南士绅家庭。淳安姓邵的人很多，可说是“邵半县”，邵梦兰一家在地方上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从曾祖开始经营邵恒源盐栈。

据邵梦兰回忆，邵恒源是淳安县唯一的盐栈，规模不小，管事的人也不少。除了账房之外，还有总经理、经理，以及负责各种内外事务的人员。

邵梦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父亲一辈兄弟四人，邵恒源先由四房合管，两位祖母负责总管事务，大小事务均须请示过她们才能做决定。

邵梦兰十二三岁时，盐栈由其父管理，总揽所有股份，并自负盈亏。邵恒源盐栈旁是邵家的祖宅，房子“有四个大厅，是三进的房子”。

祖宅中间偏西是家族共用的“余庆堂”，这是个“百年老厅，两层楼房，每层高度都很高，里头柱子很粗，砖也厚”。余庆堂是家里最早的房子，后来分给邵梦兰父亲一房。

虽然家大业大，但是邵梦兰一家并非鱼肉地方的无良士绅。相反，他们广行善举，造福地方，因此受到乡亲的尊重和好评。

邵梦兰先曾祖将邵恒源视为地方公益事业的中心，“并不纯为家里赚钱，而是要造福社会”。因此，邵家从不任意向佃农加租，与佃农亲如一家。

不仅如此，当时常有人在邵恒源盐栈门口丢置弃婴。邵家最初把弃婴“送给愿意领养的人家，还提供钱、布、米等各种津贴”，然而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邵父特意出钱，“另外购置一栋房子作为育婴堂”，配有两个奶妈和一位医生。

邵家还“在十里劳山做了亭子，让赶路的人可以有歇脚的地方”。“冬季施送棉衣，夏天布施如意丹”则是邵家的另一项善举。

虽然如意丹是昂贵的药，但是邵家却放在盐栈供人索取。盐栈停办后，邵家依然继续着在地方施药、施棉衣的善事。

除了经商有道之外，淳安邵家更令地方尊崇之处还在于邵梦兰的父亲邵鸿烈的“拔贡”身份。邵家世代书香，连女眷亦是，邵梦兰的两位（伯、叔）祖母都出身书香人家，尤其是“先伯祖母四书五经滚瓜烂熟，是三元宰相——商辂公的后代……家里有家塾，从小书就读得很多”。外祖家也是相似的文化背景，“外公是拔贡，大舅舅是举人，家里有不少人有拔贡、廪生或秀才的身份”。

邵梦兰的父亲更是因十二岁中秀才成为“誉满浙东的神童”。虽然一度因各种因素短暂放弃了科举之路，但在邵梦兰外祖家的鼓励下，邵父依旧在二十二岁时（1909 年）参加了恩科拔贡，名列第一，成为最后一代拔贡。

功成名就的邵父在地方颇有名望，先在盐务署任帮办，后来被推举为淳安县商会会长，之后在省立严州中学、宗文中学教授高中国文。

在邵梦兰的故事中，值得主意的是，虽然她的父亲是旧式科举出身，但是思想非常新式，不仅读过严复、辜鸿铭等人所翻译的有关新思想的书籍，还率先剪辫。以现在的标准而论，邵父是十足的“女权先驱”，尊重妇女谋求权利，更赞成男女平等。这一点对邵梦兰的成长非常重要，使得她养成了男女平等的意识。

邵父一直注重女子教育，在邵梦兰出生的那一年（1910年），他在淳安县以邵家的郡号“东陵”为名，办了一所私立东陵女子小学。东陵是当时淳安县唯一的一所女子学校，经费完全由邵家负担，“来念书的人非但不收学费，连书籍、簿本、教学用品都一概免费”。

然而，晚清民初时期，地方风气终究尚未开放，连学生都得要“拔贡老爷”一个个去请才愿意来上学。和当时全国大多数地方士绅所办女校一样，东陵只存在了两年，因为缺乏女性师资等原因，学校最终不得不停办。

邵梦兰父亲对女权的支持还体现在反对女子缠足。20世纪初期，已经有不少女性和开明男性公然举起“反缠足”大旗，指责女子缠足是禁锢女性的一种恶习，更是导致国弱的原因。邵梦兰是家族同辈中唯一一个未缠足的女子，其他的堂姐妹依旧照缠不误。

邵父虽然极力主张废缠足，但凭他一人之力无法影响家族中的其他亲属，即使连邵梦兰的祖母也担心大脚妨碍婚嫁。

但是，邵父反对女儿缠足的态度相当坚决，用“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的言论直接回应旧式的缠足论调。邵父成为邵梦兰不缠足和追求独立过程中的坚强后盾。得益于她的“大脚”，邵梦兰能够更方便地离家外出上学，获得真正的“自立”，而她的堂妹却要经历缠而后放的痛苦过程。

很长一段时间里，邵梦兰一直是家中的独女，因此备受父母宠爱。除了办女学、反缠足外，邵父的另一“事迹”则是为爱女争取宗祧继承权，当然此举也受到家里其他亲属的反对。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儿的名字是不能上谱的，不仅不能列入从上到下的系图，也不能入兄弟辈的雁行，无论纵的横的，都没有地位”。当时邵梦兰伯父、叔叔家都有儿子，唯独她家只有一个过继的弟弟，大伯父想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邵梦兰家。

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邵梦兰的名字被列进了族谱，邵父为女儿争取宗祧继承权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虽然这样开明的家长在当时仍属少数，但为家中女性争取权利成为近代社会开始改变的希望。

“着男装”是晚清民初时期女性争取社会权益的另一表现。鉴湖女侠秋瑾的男装照广为流传。邵梦兰十一岁之前一直以男装示人，“连头发都不蓄，穿的衣服也是长袍马褂，从头到脚完全是男孩子的装束”。邵梦兰在访谈时曾说自己的父母一直把她当男孩看待，这让她从小就感觉自己与男孩并无不同，也让她从小树立起了女子的才能不比男子差的意识。

除了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外，邵梦兰的父母也对她的知识学问和生活习惯养成有着极高的要求。邵家一直采取母亲启蒙、父亲开智的家庭教育方式。

十一岁上小学之前，邵梦兰的文化启蒙工作由母亲完成。母亲在家教授她《共和国文》《女儿经》和《昔时贤文》。除教邵梦兰念书之外，邵母还要求她自食其力，自己照顾自己。

“什么事你都得自己做”的家庭教育使得邵梦兰从小就学会打扫房间、整理内务和书籍，也为她离开家门做好了准备。成年后的邵梦兰一直很感谢母亲没有养成她骄奢的小姐习性。

父亲的开智更为邵梦兰进入学校、接受正式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女儿七八岁时，邵父就常常把睡梦中的邵梦兰叫醒，考她某个典故的出处，或者念一段文章，让女儿讲出它的意思。

直到晚年，邵梦兰依旧能清晰地在睡梦中回答出某个东西的位置，也能对童年、少年时期的事情如数家珍。不仅如此，虽是旧时代的学者，邵父还非常重视女儿的英文教育。

在邵梦兰去杭州女中读书前，邵父让她的表哥找出模范英文第一册的生字，让女儿一周内学会三百个英文生字。认识这三百个生字对刚上初中的邵梦兰简直如虎添翼，所以初中时她的“英文程度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家庭教育帮助邵梦兰树立了自立自强的意识，也为她走出家庭进入学校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校长：外出求学的独立女性

小学：始新女子小学和惠英女子小学

1920年，十一岁的邵梦兰离开家塾，开始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当时的邵梦兰绝对想不到，自己若干年后会担任所就读的第一所小学——始新女子小学的校长。

得益于家塾的积累，刚读小学的邵梦兰就获得了“跳级”的特殊待遇。作为新生，她直接进入四年级下学期就读。民国时期，虽然女性合法地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送女儿上学只是大多数中产以上家庭的可选项。对绝大部分挣扎在温饱线上下的普通家庭来说，送女儿上学实在太过奢侈。

由此，女子教育尚不规范，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家庭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据邵梦兰回忆，始新小学的同学“年龄大概都比我大，尤其到高小时，学生差不多都二十几岁了，有人已经订婚，连结婚的都有”。

但是，混杂的情况并不影响同乡女生求学的热情，即使有些已为人妇，邵梦兰称赞“她们是真的来念书的”。

初小和高小时期，邵梦兰曾短暂地在离家约有九十里的惠英女子小学就读，而后又回到始新。去惠英上学是年幼的邵梦兰第一次离家，当时她寄住在与父亲相识的郑校长家。

多亏了邵母在家就培养她独立生活的能力，第一次外出寄宿她不仅十分适应新环境，“自己还学着洗衣服”。直到上学时，一向身着男装的邵梦兰才开始改穿女装，但是读小学时依旧身着短上衣和长裤，直到初中时，才因为学校规定改穿裙子。

初中：杭州女中

1923年，高小毕业的邵梦兰考入了浙江全省唯一一所省立女中——杭州女中。少年时期的邵梦兰已经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她拒读教会学校或私立学校，坚持“认为公立的最好”。

这次升学时，优秀的家庭教育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她的常识科考了一百分，国文接近满分。虽然数学基础薄弱，不过后来通过初中三年的不断努力，考高中时她的数学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

在杭州女中上学时，邵梦兰寄宿在叶墨君校长家中，她独立生活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二年级时，因学校搬进黄鹤桥，邵梦兰也开始了她第一次住集体宿舍的经历。

民国时期的学生宿舍条件较为“艰苦”，“宿舍很大，约有四五十张床，一排三张，两两相并，一溜总共六张，印象中共有八九溜，所以大约可以容纳将近五十人”。

这位拔贡家的小姐并没有抱怨住宿生活的简陋，反而乐在其中，十分享受。邵梦兰回忆当时的学习氛围：“我们当时读书都是自发自动，不是老师来逼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要求自己，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真正是为读书而读书。”

士绅责任：年轻的小学女校长

初中毕业后，邵梦兰本来投考了上海的建国中学，但是因过继来的弟弟生病，她不得不返乡照顾。

邵梦兰中断了学业，阴差阳错之间，却在1927年——18岁那年成为母校始新女子小学的校长。

始新校长是邵梦兰的第一个校长 / 教师职务，这份起点很高的工作部分来源于邵家在淳安的士绅地位。

当时因战事不停，当地交通被迫中断，“始新女子小学原来的校长和老师人在杭州，进不了淳安，我则进不了杭州”。

那时整个淳安读中学的女孩子只有邵梦兰和她表妹二人，表妹虽是师范生但还未毕业。

因此，淳安县知事就认定已经初中毕业的邵梦兰是唯一可接任始新女子小学校长的人选。虽说邵父和她本人都不愿答应，但“战事一时无法结束，交通一直不能恢复，学校不能老是停摆”，最终邵父的朋友认为她有责任为地方出力，代为答应下来，邵梦兰无奈之下当了校长。

为符合小学校长的身份，邵梦兰平时会把自己打扮得“老一点”，以迎合大众对校长的期待，并请了程秀珠老师管理校内职务，自己则负起和外界往来的校长使命。有一次，在新、旧县知事交接典礼上，奉邀观礼的邵梦兰被临时邀请讲话。她引用了《孟子》中的典故说明“县知事固然重要，但县民也要服从领导、大家配合，否则光靠一个人，整个县也办不好”。举人出身的新任县知事对邵梦兰刮目相看，当天下午就特别来家里拜访，并向邵父夸奖“你家小姐真了不起，小小年纪，四书读得这么通，随时就能讲得出来”。

但对邵梦兰个人而言，担任始新校长这三年是痛苦的，因为升学无望，她“每天晚上就在家里哭”，眼睛还得了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然而这三年不仅锻炼了她的能力，收获了地方的肯定，也使她享受了学生身份

无法享受自由。“学生”邵梦兰被禁止进入家中的厨房，而“小学校长”邵梦兰却得以免除这一禁令，并能亲自下厨炒菜，第一次厨艺展示还得到了父亲的夸奖。由“学生”至“校长”的蜕变过程中，邵梦兰在更广阔的平台收获了做事的自由和能力的提升。但邵校长没有满足于在家乡担任小学校长，她的梦想比这个要大，她要去复旦追梦。

复旦才女与校园网络

邵梦兰在复旦大学的毕业照（1936 年 ）

邵梦兰与复旦的缘分开始1930年，这一年她投考复旦大学实验中学。从1930 年入实中到1936年大学毕业，邵梦兰在复旦总共度过了近六年光阴。

然而，复旦对她的人生影响远不止于这几年，复旦不仅培养了邵梦兰的文学造诣，更拓展了她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她之后的求职与择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邵梦兰是复旦大学实验中学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她们这一届仅两名女学生有幸升入复旦大学。

凭借优异的成绩，邵梦兰再一次得以成功“跳班”，本应是高一新生的她被学校编入三年级，因家长的“讨价还价”学校才同意她“从高二读起”。

因此，邵梦兰在复旦实中的高中生涯总共只有一年半。这一年半里，她的文学才华得以进一步拓展。没有了理工科的课程，转投文科的邵梦兰得以尽情地阅读冰心、鲁迅、胡适之等人的作品，也看了许多时新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良友》等。

同时，她还参加了许多与复旦相关的文艺活动。她曾短暂主编过学生刊物《新隄》，也向蔡慕晖先生（陈望道夫人）主编的刊物《微音》投稿。

与始新女子小学、杭州女中等邵梦兰以前就读的女校相比，复旦实验中学的特别之处在于男女合校，而且男学生占据绝大多数。

落落大方的邵梦兰并未觉得和男生相处有什么不自然之处。相反，她觉得男女共学更容易培养起在课业上的互相竞争意识，能进一步激发出女学生的潜力。

男女竞争的观念一直影响着邵梦兰，成为教师之后，邵梦兰也认为相比女校，男女合校更有利于女生的发展。

复旦一直是性别意识较为先进的学校，在1930年代的复旦实验中学与复旦大学，虽然女生只占少数，但校方给了女学生极大的自由。

在复旦实验中学就读时，男女生合住一栋楼，“男生住一、二楼，女生住三楼”。虽然女生不经常去男生的房间，但是学校从制度上并不禁止女生的来访，邵梦兰也曾与女同学一起去男生宿舍聊天。

不过男生上女生楼层却是被学校所禁止的。考虑到民国时期对女学生性道德的审视，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复旦给予女学生的自由已经走在同类学校的前列了。

1930年时，邵梦兰已有“才女”之名，当时的报纸对其有极高的评价：“复旦邵梦兰女士，长于文学，小品、诗歌尤为擅长，与当代作家章铁民、章衣萍、王馥泉等相友善，曾任该校《新堤》壁报总编辑，女士别号‘诩人处士’，所写文字，多能风行一时，脍炙人口，为今日女学生中之出色人才。”

当时政策规定复旦实验中学毕业可以直升进入复旦大学，不用参加考试。怀揣着当律师的梦想，邵梦兰于1931年8月进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就读。

复旦宽松的性别环境给了从小信奉男女平等的邵梦兰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复旦第一次作文时，邵梦兰就大胆地反驳老师的作文题“把天下交给女子，天下能否因此太平？”

她在文章里指出治理国家靠的是贤能与否，而不是男女的问题。邵梦兰从幼时就破除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复旦宽松而自由的环境，更给了她大胆实现抱负的机会。

相比初、高中的紧张的学习气氛，进入复旦大学的邵梦兰得以更自由地探索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兴趣。

她的口述访谈里保留了不少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生活和校园文化的内容。读大学后的邵梦兰不仅继续着自己广泛阅读的兴趣，开始大量涉猎翻译小说，莫泊桑、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她都“整套整套地买入”。

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摩登上海的标配，邵梦兰爱看电影。一般每周看一次电影，以外国片居多，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的片子是她的最爱。

大学较为宽松、自由的环境也使得体育运动受到复旦师生的重视，她晚年仍然记得复旦女生中的体育健将，如金静虚、陈鼎如等人。

复旦多元的课程体系，也使她受到多样化的训练。比如她曾修习社会系的“社会调查”课，她负责在嘉定开展农业调查，让她这个富家小姐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乡村社会。

1931年，复旦女生邵梦兰通过《微音月刊》讲述了一件发生在复旦女生宿舍内的恶作剧事件，让人看到百年前的复旦校园轻松活泼的另一面。

邵梦兰的表弟寄来家书，却被寝室的同学怀疑是情书。为了打趣同学，从初中开始就将男生情书公开的邵梦兰此次将计就计，表现得“欲盖弥彰”；她的遮遮掩掩引起了同宿舍女生的好奇心，5名女生在宿舍里上演了争抢情书大战，打翻了水盆，弄湿了绣鞋和衣服。

一场“人仰马翻”的争夺后，信的内容终于大白于天下。开头的“My Dear Cousin”马上让室友们意识到自己被戏弄了，这只是普通家书而已，并非情书。这件大学宿舍内围绕着“情书”所发生的趣事，经邵梦兰的公开发表而博读者一笑，让我们看到复旦女生宿舍里的快乐生活。

在复旦就读的这几年使邵梦兰有了明确的职业目标，从最初懵懵懂懂地想当律师到毕业后立志从事教育，让我们看到了大学对一个青年人志向的塑造，而复旦也给了邵梦兰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

早在毕业之前，已有各种工作机会，甚至有友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当县长的机会，但她觉得自己没有经验，所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作为当届的第一名，邵梦兰毕业的时候有五个工作机会摆在她面前，有上海的教职，有编辑的职位，还有政府部门的助理，最后她选择了去温州中学教书。

此时担任温州中学校长的杨成勋先生是复旦校友，他回到母校请求李登辉校长推荐师资，在李校长的推荐下，邵梦兰选择到温州中学教书；这位复旦女生的第一份教职得益于复旦的培养和人际网络，之后的几次工作变动还能看到复旦的交际圈给予她的帮助。

邵梦兰在复旦就读的几年里，除了读书，还完成了结婚、生育子女等人生大事。邵梦兰的婚约遵循着“父母之命”的传统，1928 年初中毕业后就与余光凝的公子余学仁订婚。

这桩婚事可谓亲上加亲，因为邵梦兰过继来的弟弟正是余家的老三。1931年，22 岁的邵梦兰高中毕业就结婚，这时她的丈夫尚在之江大学附中就读。

婚后，邵梦兰马上就进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就读，大学一年级她就怀孕了，不得不休学回家待产，生下长女余东明后在1933年复学，转至政治系就读。

晚年她口述说，“因为结婚早，小孩又来得快，时局也不安定”，才决定从五年制的法律系转去政治系。邵梦兰这一转专业的决定看似是个人选择，从中也可以看到新女性的无奈，她们的人生规划极易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影响，充满着种种的身不由己。

要丢下襁褓中的女儿回复旦继续学业，使邵梦兰陷入了“天人交战”的痛苦中；舍不得刚出生的女儿却又想继续升学，在母亲的启发和帮助下，她终于鼓起勇气选择继续升学。她晚年回忆当时的心境，“将小孩交给母亲，连头都不回，马上就走。因为不马上走的话，又走不了了”。

邵梦兰的求学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新女性故事的多重面相，有女学生的辛苦与无奈，也有奋斗与成功。邵梦兰不再是柔弱的闺秀，她坚强地应对各种不便——“读书期间怀孕、生产或流产，我一点也没有不方便的感觉”。

邵梦兰是幸运的，来自家庭——尤其是母亲强有力的支持，让她能平衡学业和家庭。1935年，长子邵人杰出生，这一胎她没有休学，临产前她还在复旦上课准备考试，是母亲到上海来照顾她，孩子出生后，“白天由我母亲带，我上课并写论文，晚上自己带孩子，此外我负责喂奶”。

应该说，一个成功的新女性背后都有一个奉献与支持的母亲，邵梦兰一直在心中感念母亲的付出，晚年时坦言“我对孩子的教育负责很少，都是我母亲在管事”。

教坛新秀与为人师表

1936年，邵梦兰迎来了她从复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去温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从教两年后，邵梦兰又应原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沈天白之邀转到衢州中学教书，此后又服务于严州中学、第三战时中学等6所学校。

除抗战胜利后短期服务的宗文中学外，1936年至1949年间，邵梦兰曾任教的7所学校中有6所学校的校长均是复旦校友。可见，男女同校的大学，为邵梦兰这样的新女性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大的助力，因复旦大学校友而缔结的人际网络给邵梦兰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在重点学校教书的经历，也为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1936—1949 年邵梦兰服务的学校信息

对这些学校来说，女教师邵梦兰是特殊的。在民国时期女教师稀缺的情况下，邵梦兰经常是这些男女兼收的学校里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的女教师。

她的女性身份使得她自然地承担起女生指导的职位，也发展出了一套在男女合校教书的哲学。

从女教师的立场来看，邵梦兰认为男女之间的良性竞争对女生更有利，因此她非常支持男女合校的教育模式，她认为男女合班更有益是“因为在功课上会有竞争，男生不想输女生，女生也不甘示弱”，而且“平时同班，男女交往可以疏解他们对性的好奇心理”，有利于同性、异性之间的社交需求。

基于自己的成长经验，邵梦兰支持男女同学，但她却忽略了权力关系下“男（教师）女（学 生）合校”对女生造成的困扰，比如说可能会有心怀不轨的男性，利用身份优势骚扰女学生。

在严州中学教书时，身为女生指导的邵梦兰就处理过男教师通过日记骚扰女学生的事件。那时严中有80余名女生，女生指导的工作颇为操劳。学校要求“女生不可到男老师的宿舍去”，以杜绝课后男教师和女学生不必要的接触。

然而，“一位何姓男导师常常把情书夹在学生的日记里，交给学生”。女学生找邵老师哭诉，作为学校唯一的女老师，为了杜绝这位男老师再通过日记骚扰学生，她主动承担了看全校学生日记的苦差事，给自己增添了额外的负担，还跟这个男老师结下了梁子，但总算保护了女学生免受其扰。

邵梦兰的教学经验是在一所所学校教书的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在温州中学教书时，新教师邵梦兰评价自己最初的经历是“热心有余，经验不足，一天到晚逼学生读国文，一星期起码要考两次”。

学生们被邵梦兰“逼得”顾不上其他科目，后来还是她在其他班级的壁报上发现学生的困扰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上换位思考，马上改变了教学方法，一周只考一次。

在严州中学时，即使被攻击是“开倒车”，她依旧“利用国文课，选《论语》、《孟子》、《史记》、《左传》、《汉书》、《战国策》中的文章分期作为补充教材”。

幸运的是，邵梦兰在大陆的教学生涯中培养出了多位日后学业大成的学生，比如数学家谷超豪、射电天文学家朱含枢等，他们对邵老师的回忆能更直观地让我们看到邵梦兰是如何教育学生的。

初入温州中学时，刚从复旦毕业的邵梦兰享有“全校国文最优、全系成绩第一”的荣誉身份。谷超豪晚年仍记得这位中学老师，称邵老师对学生的每一篇作文看得都很仔细，篇篇有评语以指出文章的优缺点。

虽然邵梦兰只教了谷超豪半年，却使他大受启发，写作方面的进步很大。有一次，谷超豪写了一篇抗战的作文，以“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开头，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作结。本来对自己的文章很满意，但自信满满的他却收获了邵梦兰“抗战八股”的评价。邵梦兰教育谷超豪“作文不能用套话，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

朱含枢是邵梦兰执教建国中学时期的学生。在建国中学，朱含枢受到了较好的数理教育，也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国文教师邵梦兰功不可没。

邵梦兰要求学生全文背诵《孟子》《论语》，并能吟唱古诗词，还要在课堂上默写考试，朱含枢经常交头卷，总得满分再加5分。

在邵老师的课上，朱含枢不仅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受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反映民族气节、民族精神的优秀篇章潜移默化的教育。

毕业于严州中学的徐一心也对恩师邵梦兰的教学方法记忆深刻。徐一心回忆邵梦兰擅长书法，“她写了张小字条幅，从第一个字开始，逐字微微缩小，自然渐变，到最末一个字只有蚂蚁大小为止，字体优美，排列整齐，令我们惊叹不已”。

邵老师“选了一些历代文学中的精品作教材，传记、诗词、歌、赋都有”。在邵老师的影响下，有少数同学下功夫苦学，在中学阶段即能赋诗填词，十分出类拔萃。

不仅如此，邵梦兰“对学生作业的批改比较认真，引导学生注意用词并使语句简练”。中学时期积累的文学写作功底使得徐一心在参加工作后依旧受益匪浅，十分感念恩师邵梦兰的教导。

心系故土、情牵母校

1949年后，邵梦兰移居台湾生活。重回大陆，已是1991年，但是在这四十余年里，她一直思念故土，作为一名“复旦人”的初心也从未改变。

从民国至今，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闻名海内外，却少有人知道在台湾桃园还有一所“小复旦”。

这所“小复旦”见证了台北复旦校友会和复旦旅台校友会千余名校友的复旦精神和思乡情结。因在台湾“复建”复旦大学失败，校友们转而筹建私立的复旦中学。

1958年，复旦中学在桃园落成，延续存留了上海复旦大学的诸多传统，包括由国文系教授蒋梅笙所订下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刘大白和丰子恺两位大师创作的校歌、刻印有“复旦”二字及校训与乙巳（1905 年）八月创校的校徽。

作为复旦中学的校董，邵梦兰在创校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初中部的教室“崇信馆”一楼依旧立有邵梦兰主笔的碑文。

与复旦大学一脉相承，旅台的“老复旦”在宝岛培养了新生一代的“小复旦”，自大陆来台的复旦校友们希望能将母校的文化，越过海峡，持续茁壮发展。

复旦中学在台湾成为后起之秀后，又一座“小复旦”出现在台北士林区，这就是邵梦兰主持的士林初中。

1956年，邵梦兰桃园“小复旦”胡笔江纪念馆落成（左三为邵梦兰）

受命主持士林初中时学校几乎是个烂摊子，不仅“没有校舍，设备更谈不上”，而且“学生也都不太读书”。

经过邵梦兰数年的整顿，1963年时，学校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在台湾教育界取得了不错的声誉：“一千六百个学生中，有的在操场练习歌咏，有的在图书馆看书，有的在球场上打球，有的在教室里打扫；鸦雀无声，秩序井然！参观各场所，树木扶疏，盆花遍地，整齐清洁， 一尘不染。”

士林初中的成绩是邵梦兰在台湾教育界的骄傲，当时“士林初中也是小复旦”的社会赞誉不仅表达了各界人士对士林办学质量的认可，也说明了“复旦”在当时的台湾也是最高等学府的象征。

旅台校友对复旦的感情，远不止体现在创办“小复旦”上。早在“小复旦”开办之前，校友们就已创办了《复旦通讯》年刊，作为来台校友追忆母校的途径，也为校友们提供了情感交流的空间。

该刊于 1951年11月11日刊行，每期约300页，在每年5月校庆日出版，至今长达六十余载，承办单位也已从复旦旅台校友会转由复旦中学承办，半个世纪以来未曾中断的写作与出版成为两岸复旦人情牵一线的证明。

早期的《复旦通讯》以旅台校友们回忆校园生活和大学回忆为主，邵梦兰在其中也有发表回忆文章，纪念教师毛彦文、王授心与温崇信等人，并在复旦五十周年校庆时特别撰文以志祝贺。

素有才女之名的邵梦兰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发表，除零星在《复旦通讯》上有发文之外，她还主编过《国立复旦大学纪闻》， 详述校史沿革、特色、人事、掌故等。

此书于1986年出版，在台湾“中研院”各图书馆尚有馆藏，是研究复旦校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此外，在复旦百年校庆即将来临时，复旦台湾校友的回忆文章集结为《复旦台湾校友忆母校》一书，于200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主旨正是“维系复旦校友彼此的心灵”。

本文开头引用的邵梦兰诗作《还乡吟》正是出自这本书，“暂时分手莫惆怅，两岸原来是一家”正表达了邵梦兰对故土的思念和对还乡的殷切希望。

1987年底，台湾当局允许台湾民众来大陆祭扫祖坟、探亲、访友。两岸群众终于可以一解思乡之情，复旦学子也终于可以回到学校一偿多年夙愿。

据复旦校长王生洪回忆，已经年逾古稀的校友刘振来到上海，在复旦招待所住了 8天。复旦的岁月对刘振来说一定特别美好，他每日沉浸在回忆与对比的现实中。临别的那天，刘振在母校的“根”——江湾校址的奠基石前摄影留念后，依依不舍地离去。邵梦兰旅台之后首次返乡是在1991年，她回千岛湖祭拜了父母，见了多年未见的妹妹。一别半个世纪，家乡早已时移势易，祖宅和父母的墓都已在千岛湖下。

两岸交通更频繁后，已界高龄的邵梦兰积极来大陆参加复旦校友会的活动，并撰写诗词表达对母校的感念。

1992年11月4日，第二届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在复旦校园内举行，83岁高龄的邵梦兰特意从台北赶来。

从《菁菁者莪》（出自《诗·小雅》）一篇中获得灵感，邵梦兰随口吟出一联“菁莪天下乐”。正在苦思下联该对什么的她被邻座提醒“天下雨了。”

“有了！”此时的邵梦兰快乐得像个小女孩，随即吟诵出“风雨故人来”一句。“菁莪天下乐，风雨故人来”，邵梦兰即兴所作的这两句诗使得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名校友代表不仅为她的才华所折服，更为诗中所蕴含的深意而感动。

此次返校，邵梦兰在档案馆见到了写有自己姓名的毕业纪念册，毕业成绩第一的她名字排在第一位。

她为母校的发展感到高兴，“现在复旦校地扩大许多，比我在的时候大了二十四倍，我去的时候车子绕了半天，还没绕过校区的一半”。

1999年，邵梦兰又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第六届复旦世界校友联谊会，已经90高龄的复旦女生即席赋诗一首，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吟诵：“八方风雨会长安，旧雨新知泪眼看。日月光华旦复旦，年年此日喜团圆。”诗作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

复旦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时， 邵梦兰寻访东宫旧址有感题词（图片由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可惜的是，此次聚会是邵梦兰参加的最后一次复旦校友聚会。

返台不久，这位历经沧桑、坚韧不拔的女教育家溘然长逝。但是，邵梦兰和故乡、母校的感情却未曾断却，弥留之际，她叮嘱家人将她的骨灰送往家乡浙江淳安，葬于千岛湖畔。

1930年进入复旦的邵梦兰，是“五四”后的新女性，不同于五四一代的激进，从邵梦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旧交融的特点。

她克服各种困难，从淳安到杭州再到上海，努力学习向上；大学毕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职业妇女；不论是当主妇还是当校长，她都果敢担当。

战时在严州中学任教时，邵梦兰亲历校内学潮、用家乡资源帮助学校迁校，还带头处理九位学生溺亡的惨案；身边没有丈夫和男性亲属可以依靠的她表现出了男人所不能及的坚毅、勇敢、果断、顽强。

但在婚姻和家庭观念上她又是保守的，初中毕业就接受了家里的包办婚姻，大学一年级就因怀孕而休学，1944年丈夫病逝后，她再未动过再婚的念头。

虽然出身开放乡绅家庭，但十七岁开始守贞的叔祖母对她影响很深，认为叔祖母品德高尚，守贞五十多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而且“女子从一而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疑惑的余地，根本不觉得有问题”。

对邵梦兰来说，新式教育和摩登自由还是两回事，“虽然受了新式教育，但是不知道什么婚姻自由”，对于家里包办的婚姻，“没什么感觉，也不会去反对”。

晚年邵梦兰回忆起自己在杭州女中上家事课时，有这样的体悟：“内容是如何做一个好的女性，不完全是传统，也不完全是新女性，而是要做一个好的女儿、好的妻子、好的母亲， 虽然还是以传统的部分多一点，但是也要念书，要有新知识，这就不是传统的了”。

1930年代的复旦女生邵梦兰，正是这样一个旧中有新、新中有旧，不排斥旧道德，但也不囿于旧规范的新女性。

活

动

预

告

【百年前的 “她” 突破：从高墙推倒到校史重写】

尽管复旦大学开 “女禁” 的时间晚于北京大学等学校，但女学生们却以惊人速度在校园扎根——短短数年间，女生占比突破10%，并进入文理商各科，处处绽放着女性的光芒。

值此复旦百廿华诞之际，《卿云缦缦：复旦女生的故事（1927—1949）》重磅问世。这部聚焦校史中女性身影的著作，对1927年学校开“女禁”的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并选取1949年前入校的七位杰出复旦女生，把她们的故事汇编成集。从深闺走向学府的知识觉醒，从书斋奔赴战场的家国情怀，她们冲破时代桎梏的勇气，至今仍给我们无限启迪。

【当校史遇见 “她史”，我们在寻找什么？】

【双作者对谈：在历史与故事中打捞“她”的声音】

陈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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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