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李小慧，今年35岁，在省城第三人民医院做护士。1990年的时候，母亲带着5岁的我嫁给了王德明。说实话，这些年我对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唯独记得那天王德明蹲下来，摸着我的头说：“闺女，以后跟着爸爸好不好？”

世上最难还的，不是金钱的债，而是亲情的债。那张已经发黄的献血证躺在我手里，纸张边缘都有些卷曲了，上面的日期清晰地写着：1990年3月15日。

我是李小慧，今年35岁，在省城第三人民医院做护士。1990年的时候，母亲带着5岁的我嫁给了王德明。说实话，这些年我对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唯独记得那天王德明蹲下来，摸着我的头说：“闺女，以后跟着爸爸好不好？”

那时的王德明在纺织厂做工人，每个月工资虽然不多，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体面工作。母亲是厂里的临时工，两个人日子过得称不上富裕，但也能吃饱穿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发现继父有个怪癖：他总是穿长袖衣服。就算是炎炎夏日，他也从不卷起袖子。母亲常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可他只是笑笑，从不解释。

1995年开始，继父的工资就不再全部上交给母亲了。每月发工资那天，他总会偷偷留下一部分。母亲发现后，两人没少为这事吵架。继父总说这钱是借给厂里的老同事应急用，可每次母亲要去找那些老同事对质，他又支支吾吾地拦着。

那段时间，继父经常请假，有时一个月能有三四天不去上班。每次回来他都说身体不舒服，脸色确实苍白。母亲以为他是在外面有了人，整天疑神疑鬼，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继父的工资条从来不给母亲看，这更加重了母亲的怀疑。可每次我看到继父佝偻着背影独自坐在院子里抽烟的样子，总觉得事情不是母亲想的那样。

2008年，我考上了省城医科大学。那个暑假，继父突然把我叫到一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闺女，这是五万块，你拿着。”

我不敢接，问他这是什么钱。继父说是欠别人的债，让我帮他还。他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拿着那叠钱不知所措。那是我头一次见他这么反常，手里的钱沉甸甸的，压得我心里发慌。

第二天一大早，继父就不见了。母亲在厨房里哭，说要和他离婚。我拿着那五万块钱去找所谓的债主，可问遍了继父的同事和朋友，都说没有这回事。最后，我只好把钱存进了银行。

十五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医科大学毕业，在医院工作。那天，一个献血者在献完血后突然晕倒，我去查看他的献血本时，发现他从1990年就开始献血了。这让我想起继父手臂上总是有隐隐约约的针眼。

突然之间，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我开始调查继父的下落，终于在省城郊区的棚户区找到了他。

他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靠捡废品为生。屋子里挂着我的大学毕业照，墙角堆着一摞发黄的献血证明。最早的一张，日期正是1990年3月15日。

那些整齐摆放的献血证明，记录着一个父亲28年的坚持。原来，继父每个月偷偷留下的钱，不是给了外面的女人，而是换来了一张张献血证明。他用自己的血，凑够了我的学费。

在他的日记本里，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医生说我贫血严重，建议我先休息一阵子。可是小慧的学费快到期了，实在不能停下来。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十年，我能不能撑得住？但是，宁愿少活几年，也要让孩子上完大学……”

角落里有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一叠厚厚的存折。每一笔存款的日期，都和献血证明的日期对应。二十八年，他用自己的血和命，默默偿还着一个父亲的责任。

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三种人：路过的人，陪你走一程的人，还有甘愿当你手杖的人。我的继父，选择了最后一种。

他从不解释，不辩解，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履行着一个父亲的责任。这样的大爱，又岂是一句”报答”就能还清的？

来源：猛猛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