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鸣谢李克先生对罕见资料的寻找和发现。原文最后一次编辑于6月9日，本题头为【千粉特辑】，现不再重新编辑，稍加增改后，便发布，否则各种残文断篇难以整理。

转自：Arc-critic建筑批评台

首先鸣谢李克先生对罕见资料的寻找和发现。原文最后一次编辑于6月9日，本题头为【千粉特辑】，现不再重新编辑，稍加增改后，便发布，否则各种残文断篇难以整理。

（本文首发于2023年9月10日）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跟随王澍、探索冯纪忠的人，在认识冯纪忠以前完全追随王澍，在认识王澍以前就是贝聿铭，属于我的高中时代，最早当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你可以说这跟建筑学无关，当然，我承认，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有无关系中间需要严格的界定。

但是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基本上已了解了贝聿铭的一生，那是拜高中托家长也就是我妈第一次网购（买书）买了《贝聿铭传》；那时候我只认识到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也不认识更多建筑师、更多建筑师他们的经历、生活方式，更不知道很多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在那个时候，我的建筑世界就是贝聿铭，梁林承担历史部分，贝是现代，并且在那个仍然有很多可能性的时候，我倾向于成为他，觉得总有可能。并且真地有一次机会我差一点能接触到他：一个美籍华裔女教师来上公开课，我抓住机会提了关于贝的问题——我暗想大概率这样对美国了解精确的问题会得到很好的回答，女教师欣然接茬，可惜我的英语听力没那么好，没有听清她到底说要我的地址做什么，大概意思是联络、牵线——我理解为送一本他的签名全集。课后我给了她我的地址，但像我们很多年轻人一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没有写我的名字，所以我永远没有收到那本“书”。

上海艺术博物馆设计，1948年2月

指导人：格罗皮乌斯

贝聿铭的毕业设计

上了大学以后，我没有直接接触到我的理想，相反，我制造了很多空闲时间去了解世界的旮旮落落，似乎有害于我。但这几年下来，社会、世界发生的真实历史让我了解到许多事情的意义，这些意义本身就存在，书里也写得很清楚，诸如美国的总统自由勋章、英国的皇家建筑学会金奖章、法国的什么什么……这些“最高荣誉”贝聿铭都得过，更为当时所想不到的一点是成立没几年的普利兹克建筑“诺贝尔”奖在初创没几年就颁给他，比后来卷土重来的日本建筑师群体第一位得主还早4年~必须说这是一种极度快意的体验，他的一生，尤其是度过了七十年代之后，这种果实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境地。在我所认识的地球人当中，有两位的社交跨度广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位是昭和天皇，另一位就是贝聿铭。前者通吃20世纪的正邪两方；贝聿铭打通了各国建筑要人和政商要人——《建筑100》反映后现代/西方建筑主流对他评价不高哈哈：这下问题来了，为什么？我的观察：他是那个摘果子的人，是不是“禁果”我不知道，但他确实是一个“有用”的人，不像大部分西方人可能是有用于上帝，他就是有用于政府，而且最好是中央政府、最好是当权者本人——他90岁的时候不仅给卡特尔王室做博物馆，还给中国政府设计驻美大使馆，也给苏州设计博物馆，这些都是各国各地政府的头号项目，符合“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现代版特征，这一特征至少在他为故肯尼迪总统设计图书馆的时候就展现了。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观念在自由阵营的西方就自然变成了抽象的“为社会服务”，是高尚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大众的行为，尽管其格调一直保持着贵族气质——也是时代气质。

大卢浮宫计划，1981-1989年

甲方负责人：密特朗

改造前后的拿破仑庭院对比

他并不会去奇怪的、他不理解的地方做建筑。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第一栋建筑本来是盖在上海，最后选择盖在台湾；两德统一以后他才去德国做建筑，日本也是90年代才去，但新加坡他70年代就去了，那时候离新加坡建国才几年？

但他的确爱中国，由于是建筑师，不能像余英时一样只从文化、文字和思想上热爱，又由于他本身出身跨国的金融上层，他无法全然离开中国的土地。不过遗憾的是，他在此处建筑行为常常过分出格或混乱，第一个香山饭店当然绝对破坏了香山，虽然被建筑史记住了；北京中银大厦则完全是一个杂糅体、变通怪。

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贝聿铭一个人就摘完了现代主义所有的果实，这里说的是大众层面（我不想说世俗层面，建筑是为大众的）；细想一下，悉尼歌剧院属于约翰·伍重，巴西利卡规划和三权广场属于尼迈耶；纽伦港，纽约、伦敦不属于他，但中银大厦事实上“占领”了香港——这一点不论西方建筑师群体多么推崇旁边福斯特的汇丰大厦我都这样认为；在北京，香山饭店被嵌入建筑史，此外我想总结一下贝聿铭建筑开展或参与的主要场所或意义：

他对建筑的态度是政治家的态度，但我想说的更准确一点：士大夫的态度，作为二战时期的美利坚空军系统的一员，作为美国人也作为中国人，他在90年代在德、日的作品几乎都“打”到了这两个过去敌人最敏感的东西上头：历史和自然！新加坡初创，他以设计鼎之；国府败退台湾，他以教堂慰之；香港回归大陆，他以塔楼记之；中国重新开放，他以饭店安之；澳门重归故国，他以科学馆期之；中东财主勃发而911恐怖之后国际融合，他以艺术馆系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最后不声不响地做了大使馆，非常意味深长地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期许的人生意涵，似乎是无与伦比的句号之一。

但一般的政治家做不到这点，这有赖于建筑师身份的另一面——艺术家；所以结合起来看是这样：他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为当权者服务、为有德者服务、为艺术服务；但他加入美国斩断了这个中国的根，使他获得了只抽象出其精神的自由——在一个最发达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他也为有财者服务、他能为世界服务、他也享受自由世界对他的服务以使他更好地服务~

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贝聿铭为各国君主献上了“现代主义”的良策，最终使各国“强大”。但这和西方精神传统下的建筑师的职位并不完全相称，意大利人也许真地和中国人有点像，所以皮亚诺先生和贝聿铭的策略我认为最接近，他用碎片大厦"占领"了伦敦，蓬皮杜艺术中心“占领”巴黎；他至今也才刚刚在俄罗斯和中国留下建筑，而且我记得俄罗斯那栋就在战争前可能一个月——他也对政治和权力非常敏感。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他给奥斯卡作博物馆，在路易斯·康旁边盖金贝尔二期，再纽约为纽约时报设计大楼——他知道文化怎样传播最有效。像贝聿铭与密特朗总统一样，皮亚诺与蓬皮杜总统也有可以想见的关系。

在宗教方面，他的一生分属佛教和基督教，早年随母亲遍访名山修禅，可以说是难得的对东西方文化精义有过探索的人，所以我相信他很早就过了哲学这关——德语本身是哲学，所以冯纪忠应该是这里；王澍则是80年代哲学热的产物。

无意间，在我了解到柯布西耶的追悼仪式在卢浮宫方庭举行的时候，一方面我很好奇贝聿铭在法国为何没有和柯布建筑的合照，他也很敬佩他以及后者带给他的教育，但另一方面我发现这种机缘巧合还落在了贝聿铭老先生的肩上：我虽然不知道卢浮宫方庭在哪，但我确定直到它在卢浮宫；尽管贝聿铭最后采用的方式（具体建筑形式）可以说是顺着密斯的钢骨玻璃皮和欧洲殖民主义新文脉的做法选择了金字塔这一严格有效的但不符合柯布西耶所代表的法国现代主义的浪漫（朗香教堂）、奔放（粗野主义）、舒缓（萨伏伊别墅）气象的建筑形象，仍然从纯西方人那里100%占有了这一从悼念仪式的场地最直接显示出延续柯布精神建筑行为的主要设计权。这个项目所蕴含的意义几乎笼罩了西方、至少是法国的政界、历史、艺术和建筑界、美术教育界，但它由东方人完成，也显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大度、理性。

他的遭遇应时而动，他的诉讼十年世界并不景气，当他回过神来，世界刚好复苏。

他在场地领域拓展了现代建筑的事业——在一座大型历史古建筑内部，这是没有过的，包括后来在卢森堡也一样。

他当然如前所提到的，是历史的建筑师，德国历史博物馆——两德统一后的最佳见证。

最后，他提到他在全世界有作品，包括在希腊，但究竟是哪一座，我没有查到，可否请知情人提供信息？（今已被群内李克查到，如下）

（资料搜集：李克）

贝聿铭的心欲之大，或曰长寿之福，也可以体现在他晚年的大作——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上。诸如悉尼歌剧院一般的选址，在建筑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诸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似乎也无多例。而悉尼歌剧院不仅花费了伍重十年青春岁月，也耗尽了他几乎一生的运气，对澳大利亚来说，更是十七年的建设和颇高的靡费筑成一座国家的纪念碑。而贝聿铭何也能取得这样一个机会，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对其人生运势以及其对《老子》内参之深，外化在西方理性世界的成功实践，最终在一个新兴的土豪国家的终极阔绰表演。另一面则反映出中国文人都喜好静观一类的建筑。

总而言之，见性成佛、率性之谓道，在上帝的帮助下，贝聿铭将自己的一生的“性”实践、发挥到了极致，一个是人性本身，一个是个性而言。相较于资本的逻辑，他更加相信权力的逻辑和上层社会文化的逻辑，这一点对于他建筑的实现可谓最大的引擎。也反映出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却吸收了理想主义者们的资源，也通过借资本家的钱反哺怀抱理想的艺术家，走在中道之人、符合中庸之道的人，允厥执中故谓。

简言之，现代主义的建筑师里没有他这么成功的，如果有第二位，我细想一下，可能就是皮亚诺。

我还是希望当年的那封信成功地寄给了我。是一个快递包裹，里面是贝聿铭的签名的全集，来自那个给高中时候的我上过一节课的外教。

来源：UniDesignLab一点号